發表時間： 2007-03-15 02:36:59作者：
舉世震驚的「彭水詩案」的始作俑者、彭水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被免職之後，卻又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完成了地方官員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正處」到「副廳」的提拔。而另一名責任人、縣長周偉，則在差不多同時「當選」為本地兼職的縣委副書記。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布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了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該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地方政府濫用公權和司法的相關責任人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和相關責任追究，是無法向民眾交待的。這份提案建議對此事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還作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決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決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壞人」的，因為惟有「壞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壞人」才能夠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至於所謂的「民意」，當局從來都不屑一顧。在中共的制度文化中，因為官員不是民眾選舉的，所以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可謂根深蒂固。主子對於忠心耿耿的奴才，向來是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外界輿論滔天！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得到民眾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比如深圳「妓女公處」事件的始作俑者福田區公安局長，雖然受到媒體和法學界的嚴厲批評，卻得到了福田區副區長公開的「拔刀相助」，其官位仍然穩如泰山。
在「彭水詩案」中，讓人欣慰的是結果是受害者終於得以伸冤；讓人困惑的結果卻是害人者並未受到法律的追究。由此可見，中共從來不會因為憐憫民眾而依法處理官僚，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尤有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製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賬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考核成績之中，不稱職者通常不會獲得提升。
張居正在給皇帝在奏摺中強調了建立官員考核制度的重要性：「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姦宦，卻未動搖國體，使明朝成為一個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而連明朝的考成制度都沒有的中共，其政權當然不會像明王朝那樣鞏固。中共吏治之敗壞，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格格不入。而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自己讓自己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藍慶華、周偉二人能夠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上級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自身所削弱。
藍慶華、周偉還不是這套專門選拔「壞人」的幹部制度的最大受益，他們只是基層的蝦米而已。更大是受益者，或為中樞權臣，或為封疆大吏。比如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其在擔任福建省委書記的時候，與天子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逃亡在加拿大的賴昌星，屢屢爆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的「民意」在國際舞台上四處風光。又如，與陳良宇案件有不可推卸的關係的前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在輿論的置疑聲中高升為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和政治局常委。又如，由深圳市委書記調任山西省省長的於幼軍，上任伊始高調宣布要根治山西礦難頻頻的現狀，然而山西省的礦難卻不降反升，血淋淋的慘劇接二連三發生。於幼軍不僅沒有引咎辭職，也未受到上級的斥責，反倒被視為下一代中央領導的候選人，入選十七大籌備小組。
中共當局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自己的歷史中去尋求「資治通鑒」，依賴一套專門提拔「壞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還能維持多久呢？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布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了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該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地方政府濫用公權和司法的相關責任人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和相關責任追究，是無法向民眾交待的。這份提案建議對此事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還作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決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決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壞人」的，因為惟有「壞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壞人」才能夠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至於所謂的「民意」，當局從來都不屑一顧。在中共的制度文化中，因為官員不是民眾選舉的，所以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可謂根深蒂固。主子對於忠心耿耿的奴才，向來是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外界輿論滔天！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得到民眾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比如深圳「妓女公處」事件的始作俑者福田區公安局長，雖然受到媒體和法學界的嚴厲批評，卻得到了福田區副區長公開的「拔刀相助」，其官位仍然穩如泰山。
在「彭水詩案」中，讓人欣慰的是結果是受害者終於得以伸冤；讓人困惑的結果卻是害人者並未受到法律的追究。由此可見，中共從來不會因為憐憫民眾而依法處理官僚，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尤有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製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賬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考核成績之中，不稱職者通常不會獲得提升。
張居正在給皇帝在奏摺中強調了建立官員考核制度的重要性：「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姦宦，卻未動搖國體，使明朝成為一個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而連明朝的考成制度都沒有的中共，其政權當然不會像明王朝那樣鞏固。中共吏治之敗壞，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格格不入。而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自己讓自己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藍慶華、周偉二人能夠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上級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自身所削弱。
藍慶華、周偉還不是這套專門選拔「壞人」的幹部制度的最大受益，他們只是基層的蝦米而已。更大是受益者，或為中樞權臣，或為封疆大吏。比如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其在擔任福建省委書記的時候，與天子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逃亡在加拿大的賴昌星，屢屢爆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的「民意」在國際舞台上四處風光。又如，與陳良宇案件有不可推卸的關係的前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在輿論的置疑聲中高升為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和政治局常委。又如，由深圳市委書記調任山西省省長的於幼軍，上任伊始高調宣布要根治山西礦難頻頻的現狀，然而山西省的礦難卻不降反升，血淋淋的慘劇接二連三發生。於幼軍不僅沒有引咎辭職，也未受到上級的斥責，反倒被視為下一代中央領導的候選人，入選十七大籌備小組。
中共當局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自己的歷史中去尋求「資治通鑒」，依賴一套專門提拔「壞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還能維持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