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論「罪己詔」，先得探究「詔」字涵義及其演變。《說文解字》對「詔」的解釋很簡單：告也，從言從召。東漢鴻儒鄭玄為「詔」作注，也明確謂「詔，告也」。《管子》記載齊桓公探望臥病的管仲，還虛心徵求管仲對日後政事的良謀：「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可見「詔」也可用於臣下對主上。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為‘制’，令為‘詔’」之後，「詔」的話語權就變為皇帝的專利了。及至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大朝會正殿名為「奉天殿」（取《尚書》「惟辟奉天」之義），於皇帝所執大圭上刻有「奉天法祖」四字，對臣下的誥敕命中必稱「奉天承運皇帝」，以顯示君權的神聖和不可侵犯，其後相沿成為皇帝敕命中的套語。不過，像有的電視劇，太監手把文書，口稱聖旨，必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云云，將這個套話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詔書的開頭，就違背歷史真實了，蓋彼時這個政治詞語還未出世呢。
詔書作為皇帝下達的命令，堪稱「最高指示」，絕對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不過，其中有一類特殊文本可稱帝王「自我批評」的「罪己詔」，其執行就全憑下詔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覺了。不管能否得到認真執行，這「罪己詔」本身就是值得探討的政治文化現象。本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於古訓；有過自責,也算常人修身應有之義。但是,帝王決非常人，而是「聖天子」，不惟「聖」，且高居天人之際，近乎「神」，「君權神授」。如此神聖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過，已殊非易事，若進而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加轟動輿情了。古代帝王能操起「自我批評」的武器，畢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資借鑒者。
帝王的詔書，在正史中著實是連篇累牘，而「罪己詔」卻屬稀有文本，有人查遍相關典籍，檢索出「罪己詔」全部記錄不過五十條，其中部分內容還屬重複記載；當然，如果不拘泥於「罪己」二字，而將有明顯自我批評內容的詔書和言論計算在內，則「罪己詔」之實數應當大於五十。論其起源，古人皆稱從「禹、湯罪己」開始。據古籍記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省自責，主動承擔領導責任。商滅夏後，湯佈告天下，安撫民心，此即所謂《湯誥》。在此誥中，湯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過錯。禹、湯罪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復經附會神化，遂成為後世皇帝效法的榜樣，「罪己詔」也就成為他們籠絡人心、救困危渡難關的一種應急術。
繼禹、湯「罪己」實施自我批評的，是周成王和秦穆公。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後，反思禍亂產生的原因並作詩自誡，以防再出現大災禍。懲前毖後，「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詩句大意是：沒人把我來牽扯，禍害拖累自己找）。他擔心「家國多難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煩惱」（《詩經·周頌·小毖》）。
秦穆公也是在自以為是、勞師遠征慘遭敗績、付出數萬將士的性命後，做深切自責的，《尚書·秦誓》記述了這位古代領導人的悔過之詞，其文結語曰：「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秦穆公明確意識到一國之主與國家安危的關係：自己美德不足，國家就壞了啊!這樣就保不住秦國的人民了，事情就搞糟了。國家有危險，是因為我用人不當；國家安寧，是因為我重用賢臣啊。
總覽歷代帝王「罪己詔」文本，可以看出，促使帝王罪己的，一為天災，二為人禍，三為自省。
二
天災，如水、旱、風、凍、地震、蟲害、瘟疫等，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發生。既為天災，則非人力所能改變，即使科學技術發達如當代，人們可以預警、提防，盡量減少天災所造成的損失，卻無法對天公用命令式的語言說「不！」天災，好像是造物主為聰明絕頂的人類設定的劫難，反反覆覆考驗磨礪人的生存能力，更拷問著統治者的靈魂。受認識水平限制，古人把自然災害和天象的變化同人間的禍福聯繫起來，認為那是「天譴」、「天戒」，所以每逢此時，常見天子引咎自責。雖然其禳災的說辭並不科學，再往後且流於作秀，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懸之情，卻也頗為感人。
成湯革命，滅夏建商。始建國，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湯誠惶誠恐地向天帝祈禱求雨：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僕的善惡我也不敢隱瞞，這些您心裏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若有罪，都讓我一個人來承擔。（《論語·堯曰》）這位革命領袖真是愛民如子，感人至深。《論語》同篇還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這句話似乎成了後世帝王用以自責的套話。
漢文帝后元元年（前163）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歟？……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於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毀壞宗廟，朕甚懼焉。」
漢明帝永平八年（65）冬十月，日有食之。詔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頒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這位漢明帝在災異面前廣開言路，聽取下級批評意見，進而引咎自責，十分難得。
漢明帝處理災異很可借鑒，其對待祥瑞也很是清醒。所謂祥瑞，不過是借了某種自然現象，向最高統治者歌功頌德，屬「就是好」之類的古代版政治高調，人主當然喜歡聽。漢明帝則不然。永平六年（63）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立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面對頌詞讚語，他依然自省政教「多僻」，並明令抑制那種找由頭唱讚歌的政風。僅憑此舉，這位劉皇帝就無愧於他的謚號：明。
漢安帝永初三年（109）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沖，奉承洪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飢荒，更相啖食。永懷悼嘆，若附淵水。咎在朕助不逮。」面對大飢饉，皇帝第一個站出來承擔領導責任，而不是推給「自然災害」；並對受難者「永懷悼嘆」，而不是心安理得，「太平天子」照當，歡舞照跳，讚歌照唱。
魏孝文帝面對天旱，「罪己」之舉是絕食，方式獨特，態度真誠，付諸行動。絕食三日後，群臣請求皇上進食，並報告說四周普降甘霖，獨京城微少。孝文帝擔心群臣假報好消息，騙他進食，乃曰：「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飢，我憑什麼活著？不下雨他就要將絕食進行到底。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旱、蝗並至，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唐太宗時代，臣民呼「萬歲」之外，是否天天都要祈禱皇上「永遠健康」，不詳；但萬歲爺李世民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卻明文如上。愛民如此，令人嘆服。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冬迄翌年春，持續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寫《賀雨》詩頌其事，其略曰：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慇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皇帝「罪己」祈雨，甘霖沛然而降，自是偶然巧合，白詩頌聖，免不了神化領導的牽強附會之詞，不過，李皇帝的清醒和自我批評精神比較突出，也是確實的。也是元和三年，有官員主持盛修安國寺，奏立盛德碑，為皇上歌功頌德，憲宗令毀此碑。元和七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御史關於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匯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絳指出，他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僅僅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委實不易。
唐文宗李昂，任最高核心八年尚未上尊號，經不住群臣三番五次地請求，準備正式接受「大和文武仁聖皇帝」尊號，恰在此時，偏偏有一個愛講真話的官員薛季稜向皇上報憂說：關中一些地方民生凋敝。李皇帝由是慨嘆道：關中地區算是豐年，老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困苦；更何況江淮地區連年水災，那裡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我身為一國之君，未能救民於困苦之中，已經夠難為情的了，哪裡還敢再擺譜去崇尚那些花裡胡哨的虛名呀！唐文宗不尚虛名，注重民生，勇於自責，屢辭尊號，也很難得。
宋理宗於嘉熙四年（1240）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詔」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佔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失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像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面對天譴，這位趙皇帝從六個方面自查自律，全面檢討自家執政水平，也不容易啊。
古代講天人感應，號稱「天子」的皇帝，面對天兆，自然要從自身來找原因。洎明朝以降，皇帝都自稱是「奉天承運」，當然好運厄運都要一併承擔了。據黃仁宇先生統計，西漢一代災異頻發，《漢書》記載皇帝頒布「罪己詔」多達三十三次（宣帝八次，元帝十三次，成帝十二次。鳴弓按：其實比此數還要多，如上文所引文帝「罪己詔」就未計入）。這樣一再公開承認中樞領導無力，意圖以精誠感動軍民，確乎罕見。其實，皇帝不做自我批評，誰又有資格去追究他的責任呢？
帝王在處理災異涉及高官時，如果他意識到「罪己」比懲處官員能獲得更大的政治效益，自會「高姿態」選擇前者。
曹魏黃初二年（221）六月，日食發生。日食在當今連小學生都可以解釋的天象，古人卻認為是上天對人的警告。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當時太尉是老臣賈詡。這個賈詡，憑老謀深算幫曹丕贏得大位，而此時政局還未完全穩定，曹丕當然不能因一次日食就除掉股肱。所以當即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上天警告，絕不歸罪你們。曹丕一紙「所有責任我來負」的「罪己詔」不僅保住了心腹謀臣賈詡，也為自己贏得了寬厚仁慈、善待功臣的美名。
五代後晉出帝開運元年（944）滑州河決，殃及附近五州。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戰勝一次大洪災，立塊紀念碑，歌頌皇帝的英明領導，這個在當時看來是正常不過的創意，居然遭到中書舍人楊昭儉的反對，他甚至公然要皇上下「罪己詔」！想想也是，澤國一片，哀鴻遍地，你哪有心思高唱頌聖詩呢？身為最高，當哀痛斯民，下詔「罪己」才是。楊昭儉敢於直言固然不易，而晉出帝石重貴能接受如此刺耳的批評，在慣於喪事當喜事辦的國度裡，尤顯難得。
宋真宗時，一次內宮火災後，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皇上認為是天災，並已經帶頭承擔過領導責任的事，現在卻要自食其言，興獄罪人，此舉關乎國家誠信，故王旦要面折廷爭。
三
天災誠然是天公給帝王出的測試題，而人禍，則絕對是帝王們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災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激起的飢民造反，以及統治集團內部的悍將叛亂，奸臣謀大位，皇族窩裡鬥，乃至於所謂「外患」等等，其亂根禍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較而言，天災不可抗拒，人禍卻可以防範。防範之法說來簡單：時刻保持警惕，留心苗頭，杜於始萌；緊盯患源，防於未然。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道理誰都明白，但是，實際行動起來，卻往往任皇權若野馬脫韁，恣意妄為，權力的自信過剩症必致拒諫飾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過的機會，終於大禍釀成，大錯鑄成。大禍臨頭，帝業動搖，甚至危及帝王頭顱時，帝王也會「罪己」，「罵」自己混蛋的。
糊塗指數低的帝王，不會等到一塌糊塗之時才「罪己」，而是保持某種自省，自我檢討於大禍釀成之前。而糊塗指數偏高的帝王，多是在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國家岌岌可危之時才頒詔「罪己」的。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板蕩。晚年，巫蠱獄興，衛皇后和太子劉據俱死於此，株連甚廣。不久，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以實際行動自責悔過，時在征和三年（前90）；明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仙人欺騙往事，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這位漢天子幾十年的「學費」總算沒白繳，終於悟出了健康之道。隨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臺（今新疆輪臺縣）的奏請，決定「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乃者貳師敗（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慘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令百姓養馬即可免除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臺罪己詔》。漢武帝執政半個世紀後，回首前塵，自悟其非，其自我批評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氣，終究還是值得稱道的。
唐天寶十五年（756），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著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詔稱敕，就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眾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於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諛，用假話討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今天這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隨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綾賞賜士兵，並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致有今日，「朕甚愧之」。言及動情處，禁不住淚灑襟懷。也許，這是帝王自我批評文本中最樸實最真誠的，沒有虛詞套話，只有沉痛自責。
唐代在危難時刻發過「罪己詔」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幾個節度使反叛。建中四年（783），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罪己大赦詔》，曰：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征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赍居送，眾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里，邑裡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
應該說，唐德宗的「罪己詔」是檢查全面，認識深刻，態度誠懇，整改有力。於歷數自己的罪過後，特別明令：中外書奏不得再使用「聖神文武」的尊號。試想，把國家拖到瀕臨崩潰的邊緣，再聽臣民稱頌「英明偉大」，即使別人不掩口而笑，自家首先就臉紅了。唐德宗畢竟還有羞恥之心，而不是臉皮厚、高帽戴不夠的那類。此外，除舊布新的整改措施還有：大赦天下；改元「興元」；停征部分雜稅等。
此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再說個因選美而自責的事。選美，似是帝王理所應當的特權享受。晉武帝曾明令全國選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採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皇帝老倌正在選美，百姓人等誰也不能結婚，如此詔令簡直混蛋透頂、霸道之極，跡近獸道，然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要盡享天下美色，誰也奈何不得。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敕監軍在揚州選美女。監軍要節度使杜悰參與其事，杜答「不敢預聞」，予以抵制。監軍告了御狀，左右請皇上下令節度使選美。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也。朕甚愧之！」選美，絕對是皇帝在製造「人禍」，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出此舉不妥，自譴「甚愧」，並立即命令監軍停止選美，用實際行動表示悔過。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發過「罪己詔」。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舉進犯，兵臨城下，東京危急。值此關頭，驚慌失措的徽宗聽從大臣的建議：「宜先下罪己詔,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詔書則羅列了自己的罪過：「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災異迭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思己過,悔之何及！」隨後,匆匆傳皇位給太子趙桓，是為欽宗,他自己則當起了太上皇。怎奈國家病入膏肓，趙佶的「自我批評」和「換人」藥方，未能使搖搖欲墜的宋王朝起死回生，其太上皇美夢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淚了。《宋史》探究宋徽宗失國之由，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拿一句流行話說，宋徽宗實在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明朝的亡國之君思宗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詔」沒有少下。明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下「罪己詔」，其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可謂徹底：
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姦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譭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姦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崇禎皇帝也不怕內部人士說他是給自家臉上「抹黑」，更不怕「敵對勢力」用來攻擊我大明的制度設計，而是口無遮攔，將官場醜事暴露得那麼痛快，那麼淋漓盡致，整個一部御製「官場腐敗大揭底」！
及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陳子壯進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崇禎帝面對天災人禍，除了下「罪己詔」，也不時玩點減膳、撤樂的花樣。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皇家究竟是超級巨富，國庫恁多積蓄，如能早拿來助賑、助餉，盡可少下兩次「罪己詔」，或許還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崇禎自縊前的遺詔算是最後一次「罪己」：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朱皇帝縱然怎樣剛愎自用，君臣互誤，身死國滅，但他的這篇遺詔究竟是感人的，他畢竟還有羞恥之情，自責之意；他畢竟還有愛民之心，寧願以一人碎屍來保護百姓。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啊。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政局已失控，又迫於內外壓力，她當即決定和八國談判求和，並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罪己詔」。一方面要向列強說明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另一方面又要向民眾解釋政府委曲求全的原因。她既要做到兩面討好，又要推卸自己的責任，雖然是光緒帝的名義，可洋洋灑灑的幾千言，僅有一句是光緒自己的意思：就算是剿滅了義和團，恐怕也是沒有用的，中國可能還有千千萬萬個義和團。最終是慈禧如願保全了自己，代價則是割讓了領土，賠了白銀，所謂折財消災。
這次皇帝「罪己」，倒是極大刺傷了愛國士子心，黃遵憲《讀七月廿十五日行在所發罪己詔書泣賦》，謂「讀詔人人泣數行，膾躬不德股肱良。三年久已祈群望，此罪明知在萬方」云云，都要為皇帝鳴不平了。
四
不是懾於天災人禍，能夠主動自省、嚴格自律的帝王，實在是寥若晨星，稀有得很。上古的禹、湯等聖君以降，也就漢文帝、唐太宗幾人而已。漢文帝執政十四年後，儘管天下承平，他猶不安地自律，「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難怪他能開創文景盛世，看他頭腦多清醒，品德多謙遜。這篇詔書特別對照先王，自查自律：「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今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一篇詔書，兩次言「自愧」，掌權既久，他不以坐穩了龍位而欣欣然；而以不若聖哲先王的「先民後己」而愧疚，進而明令，今後不准為皇帝獨唱讚歌，稱頌「萬壽無疆」之類。
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一位難得的開明皇帝，能自覺地以國家法律約束自己，一旦發覺自己的做法違背了法律，還能認真進行自我檢討。
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將，做廣州都督時，貪污了大量的錢財。這件事被告發後，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將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視黨仁弘，認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捨不得殺，於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
處理之後，唐太宗心裏很不安，感到自己出於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於不顧，做得很不應該。於是他把大臣們召來，心情沈重地向大臣檢討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於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於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
於是，唐太宗寫了一道「罪己詔」檢討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讀後，並下令將此詔向全國公布。唐太宗嚴於自省，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也為臣民們樹立了榜樣，從而促進了社會穩定。有「小太宗」之稱的唐宣宗，亦曾以感情因素干擾京兆尹韋澳執法，經指出，即當面向韋澳認錯，謂「殊以為愧」。
在古代帝王中，罪己次數最多的要數清世祖順治皇帝了。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後，自然災害頻繁，「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災害及異常天象都歸罪於自己「不德」，上干天咎，故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全面地列舉了自己的十四條罪狀：沒將國家治理好，老百姓沒能過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親養老送終，罪二；父親死時自己年幼，未能替父親服三年之喪，罪三；未與祖父、父親的子孫們常敘叔侄、兄弟之情，罪四；親近漢族文士，疏遠滿族武將，罪五；對人要求過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長，埋沒了人才，罪六；姑息養姦，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稱職，卻不能及時罷斥，罪七；國用浩繁，兵餉不足，只知讓群臣商議減少俸祿，卻不裁撤宮中費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損下，罪八；營建宮室，極盡精巧，卻不體恤百姓之艱辛，罪九；董鄂妃逝世，喪葬過於排場，罪十；不以明朝滅亡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營私舞弊，罪十一；貪圖安逸，接見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誼滯塞，罪十二；自恃聰明，不虛心納諫，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錯，卻不能及時改正，致使過錯越積越多，罪十四。親政僅僅十年、二十四歲早逝的順治檢討自己短暫一生，在蓋棺論定式的「自我鑑定」中,能進行如此徹底的自我批判，觸及靈魂，實屬亙古第一人。
主動清醒「罪己」的，如上所述，少而又少，不少情況下，是臣民請求最高頒「罪己詔」的。明武宗朝，曾自號「安貧子」的御史朱裳，頂皇上的親信錢寧牟鹽利之求於前，辯前御史王相冤獄於後。待玩主皇帝朱厚照從宣府胡鬧歸來，朱裳徑請皇上下「罪己詔」，新庶政，以結人心。結果皇帝老倌不聽。另一位御史陳察，因為武宗將親征朱宸濠叛亂，請無行，而亟下「罪己詔」，竟招來「奪俸一年」的處罰——十二個月的工算是白打了。
所謂「罪己」詔書，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詔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璽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詔》，是政論大手筆陸贄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宇文虛中之手。
「罪己詔」畢竟不同於一般詔書，草好了，皇帝賞你；出事了，唯你是問。因為起草「罪己詔」而受益的，明代有許彬。正統末，許彬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太上皇明英宗結束俘虜生涯即將返還，遣彬至宣府奉迎。被敵方從俘虜營放出來，畢竟不光彩，老官也得找個台階下，於是太上皇命許彬書「罪己詔」及諭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賞識。英宗復辟後，更是委以重任。
因代筆「罪己詔」惹來禍患的，張鈞算一個。皇統九年（1149），雷電震壞寢殿，有火入上寢，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擬「罪己詔」，其中有歷代帝皇在「罪己詔」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他立即將張鈞殘酷處死。
五
帝王的「罪己詔」，折射著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某些特點。國家危難,帝王「罪己」,藉此消除民怨。「罪己詔」誠然有欺騙性的一面，但確也包含著帝王對自身過錯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誠的懺悔。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揭示的不僅僅是古代帝王的個人行為,而是一條政權興亡的規律：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人皆可為禹、湯；反之，自以為全知全能，一貫正確，拒諫飾非，聞過則怒，到頭來只能像桀、紂身敗名裂。
「君子以恐懼修省。」自省，本是修身的重要守則和方法，即使別人的批評，也要通過「自我批評」才能起作用。所以，古人倡導「吾日三省吾身」。這還是對一般士子而言。像最高執政，號稱「日理萬機」，所理事越多，出錯的概率就越大，緣此，彼輩每日來個六省、十二省亦不為過，萬不可把自己視為終極真理的擁躉者或最高真理的化身，老是自我感覺良好。倒是需要始終保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惕勵和清醒。
當然，對大權在握的人來說，僅靠個人修養和道德自省那是遠遠不夠的。權力本身就是自信的發酵劑、自大的膨脹劑，最高權力則更甚，在缺乏現代民主習染的東方專制國家尤然。為此，就要運用剛性的法制來嚴格規範權力運作的全過程，使其不因個人好惡而離規，也不因個人考慮不周而失範。現代政治權力運作規程斷然否認了所謂「天生聖人」；它倒是預先設定，任何一個手操國柄的最高統治者，處理政務隨時都有發昏出錯的可能，其人性中的「惡之花」在權力的沃土中隨時都可能瘋長怒放，所以就要設置種種嚴密的制度來加以約束限制，正如現任美國總統布希所言，把掌權者馴服「關在籠子裡」。這樣做了，掌權者只能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反倒大大減少了犯事後「關進籠子裡」，再任他哭天扯淚、「斗私批資」、說些「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放鬆了思想改造，致使黨性淡薄，私慾膨脹」的官話套話。如是「罪己」，縱然字字帶淚句句錐心，也於事無補，於國於民無益，一切皆成「已然」。而民主政治運行的要義，恰恰是要將「罪己」前移至「未然」，不讓一個人因為發昏胡鬧給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傷害。集體（譬如議會）也可能出錯，但那是屬於「認識水平」問題，而非權力失範；一經發現，即不難糾正，而不會像集權體制內，出錯了，權勢者再找出十條錯誤的理由為一個錯誤辯解，更不會也壓根不敢氣昂昂甩出一句「就這麼的了！」砸向社會。
要而言之，執掌重權的人要隨時準備「罪己」，這不僅僅是道德修養的問題，更為規範權力運作不可或缺；是憑良心發現事後「罪己」，還是靠制度強令其事前「罪己」（準確說是防「罪」），則是集權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分野。現代民主政治運作中，政府行為出了事，最高當權者想不「罪己」都不行，法律沒有賦予這項豁免權，議會通不過，人民不答應：我們掏錢雇你來服務，服務不好，你不檢討誰檢討？態度不好，請閣下走人，我們另選聽話的來干，僕人多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