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神童進入無間道
1978年初，我國第一個少年班在中國科技大學誕生，「迎接著永恆的東風」，21名聰慧過人的中小學生被破格錄取為少年大學生。一時間，關於少年大學生的報導連篇累牘，他們中年齡最大的15歲，最小的僅11歲。
謝彥波，湖南人，第一屆科大少年班最年輕的學生。十一歲上科大。十五歲到中科院理論物理所讀碩士，跟於錄院士。十八歲讀博士，跟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被看好在二十歲前得博士學位。「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係，博士拿不下來，」少年班班主任汪惠迪老師說，「於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去Princeton University，跟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教授研究凝聚態物理。
干政，安徽人，比謝彥波晚一級的科大少年班學生。十六歲時，在1981年全國物理赴美研究生考試中獲得第二名，更早進入New Jersey普林斯頓大學。此事當時被國內報紙廣泛報導。
謝彥波，干政，這兩位知名度很大的少年班學生，幾年後都離開新大陸回國了。競然都走上一條相似的路。
這些「神童」少年班學生進入無間道狀態，常常別無選擇。並非自己想進，而是陰差陽錯；並非他們願意停留，而是被迫。受父母過度庇護的兒童在成年之後，總是在成人的社交接觸中遭受損失。
問題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使得美國教授極端討厭這兩位神童。中國科技大學為此又作了什麼？使得這幾位神童處處碰壁，去面對他們少年時未曾預料的人生？
謝彥波似乎「一帆風順」，直到從師於Anderson（安德森）在普林斯頓大學深造。 安德森是理論物理界的巨頭，自己是諾獎獲得者，他的學生也是。據說是中國科技大學通過諾獎獲得者，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李政道（Tsung-Dao Lee）特別保薦了謝彥波，因為安德森已經基本閉門不收徒弟了。
一日，安德森把謝彥波叫進辦公室，在黑板上寫了幾行字，說這個想法幾個學生都沒作出來，擱了不少年了，你試試吧。謝彥波看了一會兒，想了想。說：噢，這是Piece of Cake。我證給你看。安德森心想，這小子有意思，所有人見了我，一般是大氣兒都不敢出。哪有人敢對我用這種口氣。
又過了些天，安德森又在黑板上寫了道題讓謝彥波拿去作作，謝一看就說：這是Bull Shit，不值得一證。
這種情形又發生了幾次，安德森失去了耐性，看謝彥波越來越不順眼了。謝彥波起先還沒覺出來，但時間長了也感覺不對勁。謝想「我才不怕你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大不了我轉學。」於是說辦就辦起來。風聲傳到安的耳朵裡。安不禁大怒：居然想從我這兒轉走，簡直不把我放在眼裡。放出話來：「我不向任何人推薦謝這個學生」。安是泰鬥，他的話自然一言九鼎。本來有幾個感興趣的學校嚇得也縮回來。
謝彥波大惱：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對我不好還不許別人要我，豈非欺人太甚。於是在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摸到了安德森的住宅。一種說法是他有心要放火燒房子，另一說法是他敲開了安家，安德森恰好不在家。安夫人開門，見謝彥波神色不對，一隻手插在鼓鼓囊囊的口袋裡。不禁嚇得魂飛天外，趕緊用話穩住謝，打電話找李政道。李政道聽說後嚇得半死，立即與中國科技大學聯繫。因為1991年底，發生了Iowa的中國留學生盧剛殺死美國教授戈爾咨事件。當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時，謝彥波被懷疑為潛在的危險。中國科技大學的某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這意味著後者留學生涯的結束。這件事情後來在科大內部爭議頗多。
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說：「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說：「我們眼看著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
干政的回國，沒有類似的故事流傳，原因是干政本人現已不能清晰描述事實經過了。據1986-1996年任少年班系主任的肖臣國教授說，干政「美國的導師負有把關責任，沒有尊重人才，沒有尊重人權。」為此，先由「李政道將他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希望他休息一年之後再出去」。 但「由於1989年**，教育部也不能讓他出去」。究竟孰先孰後，孰因孰果，導致干政「受不了這種打擊」，那就留待人們去猜想了。
2 美國教授也是人
謝彥波一路春風得意，在國內跟的是院士級的大人物，在美國跟的是諾獎級的學者。但當時的他，似乎無法理解這些科學泰斗們的內心。 我們的時代，已不是只憑個人天賦，就能掌握科學前沿的時代。1963年，美國遺傳學家杜布讚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在《進化中的人類》這部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中陳述：「文化不是通過基因遺傳的，它是通過從其他人那裡學習而獲得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在人類進化中，人類的基因已經放棄了它們的首席地位，而讓位於一種全新的、非生物學的或曰超機體的力量，這就是文化」。
要深入科學殿堂，要有良好的學術氛圍，先進的實驗和計算條件，師友的砥礪切磋。這就是科學界文化。一個有天分，肯努力的人在家庭尤其是社會的良性外界條件下，才能在科學事業中，取得一些成就。科學泰斗們也是從優秀生成長起來的。在相對開放學術環境下的美國，科學泰斗們不是像在中國那樣，可能完全靠領導栽培獲得地位，一般在學術上極端自信，對學生也有相當控制慾望。和他們如何交往，是從小生活在掌聲中的神童們應上的必修課。
科學泰斗們對學生提出的事，有可能是刁難學生；有可能是應付導師的職責；有可能是較簡單的任務，藉以評價學生的實際能力；有可能是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希望學生領悟和深入思考。決不會希望學生「短平快」拿到學位拍屁股走人。田長霖（Chang-lin Tien）回憶，他剛到Princeton University讀研究生時，發覺教授們從不正面回答學生的問題，而總是使用不斷的反詰。 這其實很正常。Albert Einstein 說，他最討厭在木板上最淺之處鑽幾個洞的研究方式。大科學家們本能上不喜歡那類不去思考，而是搬用現成思路的學生；本能上排斥一兩道題做得快就自以為聰明絕頂的學生；更厭惡那種不尊重師長的學生。 對學生， 畢竟從事科研探索的同時，有機會就科學問題聽取導師的看法。這是同伴無法給予的巨大幫助。
美國教授和中國教授一樣，他們也是人，也有各種各樣的類型。不求回報的慷慨是人類最罕見和最珍視的行為，微妙而又不容易定義。它受到禮儀與環境的包圍，得到獎章和激情演說的讚譽。 但大學並非慈善機構。教授們有自己的生存壓力，他們要完成研究。許多不到50歲的美國教授，已謝頂或滿頭華髮。學生進行的實驗，補償了教授體力之不足；學生的數值模擬，使教授從繁瑣工作中解脫；學生的理論探索，使教授工作更為完備。互利的共生關係在生物界是普遍現象。教授必須對學生進行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評價，被迅速地加以探究，以便確定他的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會態度、能力、可信賴程度、將來的發展趨勢以及情緒的穩定性。這是師生相互關係的開始。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有人群，就是江湖。學術界(Science Community) 亦不例外。居里夫人評不上法蘭西科學院院士，龔升評不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不公正的例子。 錢偉長/胡海昌，戈爾咨/盧剛，丘成桐/肖剛，劉高聯/何吉歡，是師生反目的例子。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別人只能感慨人事關係之脆弱。
毋庸諱言，某些取得巨大成功的教授，也有陰暗心理。弗洛伊德說過老師有時有虐待狂的傾向，而學生則成了其施虐的對象，這樣的情況不僅在中國存在。某些受種族歧視的華裔教授，「多年媳婦熬成婆」後，因為找不到美國學生，手下團隊成為在在美國大學裡讓人議論的「China town」, 甚至許諾簽證綠卡來引誘中國學生。學生的資助維持生存尚不易，而且「浪費了他的錢」的學生必須幫他掃雪，修剪草坪，伺候夫人坐月子。這些華裔教授理解中國留學生的困境並卓有成效地利用之。自私的成員以他人利益為代價，而獲取較好的處境並成倍發展自己。學生總是出口即錯，出手即錯，動輒得咎。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總是應受到蔑視和嘲弄。還用付比學生資助還低的錢，請當時中國知名教授當Cheap labor，甚至還誣指他人來掩飾自己。 他們將自己早年在美國求學所受的壓力，加倍傾泄在貧困的同胞身上。有這樣的情形，在中國被萬人矚目的美籍華人教授，在熟悉他的留美學生中，流傳的是其可笑傳聞。神童所在的中國科技大學，本科生留美比例最高，也熟知某些華裔教授的「劣跡」，只不過公開報導有些「丟臉」，只在私下口耳相傳。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也許需要這些美國教授的牌子去糊弄土包子。這些華裔教授表現的欺騙和虛偽，並不是簡單的邪惡，或是有待進一步社會進化刪除掉的殘留特徵，而是他們社會生活的低級謀略，只不過走過了頭，並不符合美國大學的慣例。
據說，謝彥波干政的導師並非那類最極端的華裔教授。在美國大學裡，很多教授對不中意的學生，乾脆不多費工夫，置之不理。盧剛的美國教授戈爾咨（Christopher K. Goertz），還是給了盧剛資助直至盧得到博士學位，算是放他一條生路。至於不願再要盧剛而要山林華做博士後，那是他的權利。
而且，作為培育神童的中國科技大學，又做了什麼？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普林斯頓大學並非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所能指揮；謝彥波干政與導師的關係緊張，並不等於錯全在謝彥波干政；更不等於觸犯了美國法律；若謝彥波干政企圖在美國轉學是「預謀殺人未遂」，那麼相當一部分留美學生則是「殺人罪」； 「安是泰鬥，他的話自然一言九鼎」，很大程度上是國內學術界的想像；「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不等於「謝彥波回到科大」。中國科技大學有關人士語焉不詳，估計無非是科大通過各種關係，利用少年大學生的天真幼稚，連哄帶騙，把人先弄回來再說。
3 神童困境的背後
回來後的干政，開始是正常的。干政家在安徽巢湖，正好可看望闊別的親人。肖臣國說他還「和北京大學一個女孩子談戀愛」。 女孩子天真地認為干政只是回國休假，去美國是他們真正的未來。但干政很快發現，「休息一年之後再出去」不折不扣是一個謊言，或者說是陷阱上的一個stool pigeon(誘餌)。 他再度赴美的可能，甚至他在國內除了科大之外所有出路，均被全力封殺，原因不明，以後結局不知。自己信賴的母校，自己崇拜的諾獎獲得者居然在欺騙他！為什麼 ？ 干政的直線式邏輯思維不得其解，情緒波動劇烈。如同燒斷線路的計算機，大腦無法接受外部任何指令。干政只得隱姓埋名，躲在與母親共同居住的房間裡,避免任何情緒刺激。 謝彥波的「運氣」稍好，基本思維體系沒有崩潰，總算接受了現實，一步步擺脫了惡夢， 「屈就」了近代物理系教師的工作。當然，周光召/李政道/安德森的態度，足夠壓扁一個僅有國內區區碩士身份的教師。不得參加課題，不得申請「傑出青年」，不能要求出國深造。「神童樣板」變為「網路話題人物」，則是網路社會的特徵，任何名人無法倖免。
中國學界由於長期封閉，自主創新不夠，崇洋媚外有加。中國科技大學校方考慮，自己培養的神童，殺了世界著名大學的諾獎獲得者，當然可怕。
這種猜想有多大可能性？ 美國的一流大學中，雲集著來自全球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經歷背景的知名學者和優秀學生。平心而論，美國大學校園裡的師生關係，遠比國內平和。中國科技大學校方是否以己度人，將科技大學和國內蠻橫學霸逼得學生鋌而走險的事例套用到美國？
而且，師生既然無法合作，下成死棋，換導師轉學並非大逆不道。無論因神童們「不通人情世故」，還是教授「刻薄寡恩」，實在無法協調，總有合理解決之道。 出現了糾紛，是調解，還是「母校」不由分說幫助「客人」打死「孩子」以示中國科技大學與諾獎學者「互動良好」？
按中國規矩，科大校方既知謝彥波干政有神童們普遍的人際協調能力差的弱點，何必多事，推薦給大科學家？既然科大說假話弄他們回來，就要負相應責任，即使沒有美國博士學位，給一份教學工作以便干政情緒穩定恢復，是否真的要美國大學者點頭才可？冷戰時代受迫害回國的錢學森，小布希時代犯小失誤被美國判刑的尹清強，均可以在國內馬上就職。錢學森歷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尹清強的申請「植酸酶基因在豬消化道優勢乳酸桿菌中的高效表達」2005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編號30571346）。難道對少年大學生，就要為得罪美國教授進行10餘年閉門思過的嚴懲？
按美國規矩，既然謝干兩人已離開中國科技大學，他們若有錯，自有美國法律處理，科大何必插手？盧剛殺人，北京大學就要被逐出國際學術界？河南農業大學接納了尹清強，就要被Cornell University 列入黑名單？ 中國科技大學難道要自居於Princeton University的僕從地位，來獲得「世界名校」的歡心？是否能讓大家見識一下Princeton University就此事的感謝？
溫元凱在中國科技大學任教16年後，因1989年動亂被逐出科大，當時43歲。1992年，已失去妻子和教授位置的溫元凱應邀去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研究蛋白質的計算機藥物分子設計。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的學術生涯已被封殺，又不可能在美像方勵之那樣找到大學教職，溫元凱對科學研究失去興趣，一年後轉而尋找其他出路。1997年，50歲的溫元凱回到了中國，實際上用了5-7年，完成了從學者/准政治家到准商人/演說家的轉變，創造了適應困境的又一成功案例。 是否干政應具備溫元凱應付逆境的心理素質，在一年內適應，才是及格水平 ？才是不脆弱 ？ 1997年之後，溫元凱奔走於哈爾濱，長春，北京，唐山，成都，信陽，昆明，甚至回到文革時將20歲的他打成「白專典型」的南京大學，卻再也沒有回到展現其人生中最重要輝煌的中國科技大學。難道謝干兩人必須在科大被人背後指指點點，才是心理承受能力強 ？
人們常常引用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一種哲學思辨原則）的一個強形式，敘述如下： 如果有兩個原理，都能解釋觀測到的事實，那麼應該使用簡單的那個，直到發現更多的證據。
不少人引用或是實際使用它，彷彿它是一條公理。但它不是。它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中就不是特別好，這些領域中的事情往往比想像的還要複雜。或許引用莎士比亞的一句話要勝過引用奧卡姆剃刀：「天地之大, 赫瑞修, 比你所能夢想到的多出更多。」（出自《哈姆雷特》）
拓展想像力，才不被奧卡姆剃刀的過分簡化所誤。Critical thinking即往最壞處猜想，便看到最初想將「發現」「培養」「引薦」 神童的功勞歸於自己，後來又怕得罪心目中的「中央領導」「世界級學閥」 「世界名校」，對20歲上下年輕留學生施展哄騙戰術的學術官僚的朦朧身影。
寧鉑不能轉學換專業，說明執行中央領導指示不走樣；干政在CUSPEA考試中獲得第二名,說明中國科技大學培養有方；中國科技大學的知名教授在美國受到侮辱，說明人際和國際協調能力強；李政道的要求立刻滿足，說明中國科技大學與諾獎級的學者互動良好。 至於被騙後神童的感受，反正和校方無關，推給教育部，推給李政道就是了。只要說明校方完全正確就足夠了。被逼成神經失常，干政無法再說什麼；在美國博士沒讀完，謝彥波的話便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個把神童就此垮掉，反正還有張亞勤、秦祿昌、盧征天、王力軍、莊小威等呢。中國有的是人，有的是聰慧少年。
教育部會下令哄騙回國嗎？ 「母校」突然表現的猙獰，干政的大腦無法理解。 幹什麼都遭到壓制，善良軟弱的寧鉑無法解釋「母校」究竟是培養他還是扼殺他。干政傻了，寧鉑離開了科大校園，謝彥波忍氣吞聲。
對科大充滿了不信任的寧鉑父親寧恩漸感到抬不起頭，當時給方毅副總理寫推薦信的倪霖對寧鉑很內疚。干政母親沉默對外，相伴苦命的兒子。謝彥波家鄉的一位大學教授 (1999年和 2006年)兩次憤而提議：「應及早廢止大學少年班。」
被輿論壓垮的「神童」及其家長們，認真想過困境的成因嗎？
2003年是1978級少年大學生畢業20週年。當年最紅的神童不順利，開始引起媒體對這些「流星」少年大學生的關注。質疑的要點，在於教育方式和責任。這些，無疑中國科技大學才最有發言權。汪惠迪，肖臣國，都有一些說法，但那位副校長，為何不作聲 ？ 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
1978-1997年就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有包忠謀、 蔡有智、辛厚文、王義端、劉乃泉、尹鴻鈞、龔升、史濟懷、湯洪高、余翔林、卞祖和、馮克勤、張新夷、韓榮典、範維澄、朱清時、程藝、王廣訓、金大勝，共20位。無論從學歷，見識，沒有一個是官場的無能之輩。許多人有過留學海外的經歷，也遇到過不公正的待遇，許多人尚在「發揮余熱」，諄諄教導年青人這樣那樣。旁徵博引，引經據典，從科學家和教育家的角度，從國內國際形勢入手，從歷史與今天之比較展開，從21世紀對教育要求出發。讓我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嚮往之。
4走下神壇以後的神童
也許當時中國科技大學的決策人物頭腦不至於那麼簡單。而且，追究某副校長的責任，或揭穿有關「大人物」的真相，已無法彌補寧鉑謝彥波干政所受的永久傷害。但從事情前後來看，給個總結，對少年大學生的培養，不無好處。客觀，公正地記錄並分析歷史，哪怕是對自己不利的歷史，從長遠來看，是有利於自己的健康發展的。
美國曾有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Little Man Tate《我的天才寶貝》。故事描述一位10歲的天才幸運地走進大學校門，但不幸卻從這裡開始了——同學們排擠他，沒有一個朋友；同學利用他幫忙做功課，隨後又不理他了；整個校園裡沒有一樣適合他的娛樂；好不容易交了一個青年朋友，又因為心智、情感方面不成熟而遭誤解。
名聞全美的神童Brandenn Bremmer 2001年高中畢業時年僅10歲。代表畢業生致詞時說，自己屬於「瀕臨滅絕的物種」。這就是神童孤獨的內心。現存物種的總數隻不過是地球上曾經存在的物種總數的1‰。現有人數雖達60億，還不到地球上曾經存在的人數的1％。人類社會是以高級智力組成的，其中每個成員都會面臨著各種社會挑戰，包括「與天奮鬥、與地奮鬥」和「與人奮鬥」，這些挑戰需要他的全部機智來應付。
現今所有活著的生物體，包括每一種動物和植物，所有的細菌和真菌，各種爬行類動物，都能回顧自己的祖先並驕傲地宣稱：在我們的祖先中，沒有一個幼年夭折。他們都活到了成年，在至少有一個孩子之後才死於敵手，或死於病毒侵染，或死於失足墜崖，或壽終正寢。我們祖先成千上萬的同齡人，有很多由於這些原因而不幸隕命。然而，我們的每個祖先都逃脫了厄運。
所有生物體的基因，都是從它們祖先那裡繼承的，而不是從那些失敗的列祖列宗同代生物那裡遺傳的。因此，所有的生物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擁有成功的基因。它們具備能夠使自己成為祖先的那些東西，即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這就是為什麼生物都自然地會繼承這樣的基因，這些基因傾向於建造一個功能良好的機器——一個積極工作的機體，彷彿是在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祖先。這也正是為什麼鳥兒那麼善于飛翔，魚兒那麼善於游水，猴子那麼善於攀緣，而病毒又是那麼善於傳播。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熱愛生命，熱愛孩子，企盼成功。這是因為我們無一例外地從延綿不斷的成功祖先們那裡，繼承了他們全部的基因。這個世界到處都有生物，而這些生物都具有那些能夠使它們成為祖宗的潛質。作為個體，體力/智力是生存能力的載體。而我們基因的多樣化，提供了產生和優化體能/智能的一切可能性。瀕危物種的特點，是由於個體數目銳減導致其基因庫太小，已無法產生足夠變異來進化，以應付外界巨變。
人類要保存人類自己的基因庫的容量。斯大林在蘇德戰爭時的演說，是號召蘇聯人民奮起保衛產生過普希金，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庫圖佐夫，蘇沃洛夫的俄羅斯民族。猶太民族也以愛因斯坦，馬克思，基辛格，卡爾波夫，格林斯潘等人而自豪。 中華民族也要保存中華民族的基因庫的容量，包括其中的優秀人才。抗日戰爭時，國共兩黨，海外僑胞團結起來，反抗企圖消滅中華民族文化的日寇。全球華人均以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等諾獎獲得者的成功而自豪。寧鉑謝彥波干政的家人也有理由為他們進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而自豪。 誠然，將神童作為榜樣樹立在所有孩子面前，讓他們去效仿，那麼我們民族的未來十分危險。但是，不管是否真的神童，從保護自己的智力資源出發，從保護自己的文化出發，中華民族應使自己在某一方面優秀的子民也能夠生存下去，也許他們在另外很多方面弱於普通人，也許他們年輕時不小心得罪過某個美國教授。保護陳景潤式的科學家，保護少年大學生的意義正在於此。全按適者生存，後果是什麼，大家有目共睹：文革時期，得不到當地幹部的支持「推薦上大學」，說明你「人際協調能力差」，本該被淘汰。美國生物圈實驗的生態被破壞後，成功生存下來的是大量的蟑螂。那麼我們民族的未來將是什麼 ？
為抵消輿論關注的負面效應，中國科技大學舉辦過一次1978級少年班首次聚會。在佈置一新的校史館裡，已是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的名字，排在陳列中最醒目的地方，而對這個班級的其他同學，卻沒有一視同仁。在幾張有寧鉑、謝彥波等出現的圖片下面，僅僅寫下「少年班同學」幾個字，讓不知底細的人連他們叫什麼都不知道。而當年這幾名 「神童」曾被媒體廣泛報導，連科大也跟著沾了不少光， 10多年間成為當時與清華北大齊名，入學分數線更高的大學。可一旦神童「出事」，光環褪去，科大卻連他們的名字也不敢提了。
中國官場的爭功諉過，如果毒化了校園，何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當年最紅的神童不順利，推卸說寧鉑謝彥波干政脆弱，責怪媒體炒作少年班，就是不責怪自己。學校辦的不順利，責怪安徽省吸引人才困難，責怪領導不重視，就是不責怪自己。中國科技大學當時的決策人物們，除了文過飾非地說自己受「世界上很有名的教授」器重，自吹自擂當年的榮耀，還應該深思犯下的失誤。
幸而，樸實無華的小花往往有頑強的生命力。沒有被聚光燈照花眼，沒有被 「大人物」注意的大部分少年大學生還是生存下來了。滄海桑田，世態炎涼，競爭無情，干政的思維崩潰了，但謝彥波還是度過了一生中最大的厄運。
2005年7月少年班聚會，原少年班同學吳向東回憶說，「 今天的謝彥波已經當爸爸了，又是教授，樣子比當年老成多了。儘管如此，他還是顯小，偶爾楞你一眼，讓你一下想起當年的眼神。」
談及在普林斯頓大學那幾年，謝彥波微微抬頭，似乎看著很遠的地方說：「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和導師沒分歧。那時我還小，與人相處能力可能還不強。」「跟別的同學比，我算混得比較慘的。」謝彥波承認。又表示，「這其實沒什麼」 。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平常心，社會中人的良好心態。比起打腫臉充胖子說自己備受「世界上很有名的教授」器重，與諾獎級的學者「溝通良好」， 謝彥波的心態更可貴，更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的。
發表的學術論作為證：
謝彥波. EZ模型中的有限尺寸效應, 物理學報，2003，52（10）
謝彥波; 汪秉宏; 楊偉松; 王衛寧;進化爭當少數者博弈模型中自適應動力學演化機制, 科學通報,2004,(04)
還是吳向東的感慨，「我們真的早熟嗎？不見得。是的，我們的智力，尤其是其中邏輯的部分，是有一些超前成長，但人是一個整體，所謂人的成熟是指整體的成熟，心智、悟性在其中只佔一小部分，而且不是決定性的。其餘的大部分，都要在充分的人生經驗和閱歷之中，在與人世間的大善大惡狹路相逢之後，逐漸體會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