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07年6月4日浦志強在天安門廣場（浦志強提供）
昨天是六月三日，距離一九八九年的那個血腥之夜，已經過去了十八個年頭。跟往年一樣，我帶著全家再約上三五好友，在轄區內兩位好心警察的陪同下，又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事實上，從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起，每到這一天我都會回來默默還願，以憑弔當年死於國難的先行者。至於為什麼偏偏選擇三號而不是捱到四號，是因為血腥屠殺始於三號晚上九時許，戒嚴部隊午夜前便已完成了對廣場的合圍。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將八九慘案命名為「六四」，反倒不如「六三」準確。只不過，在警察陪同下還願對我來說是頭一回，估計也是最後一回，明年的今天我應該不會有機會再來了。
去年的六月三號，由於事先公布了 「還願」的行程，北京市公安局只好以違法「傳喚」來攪黃了我的這樁「私事」。為避免同樣的尷尬，雙方從上個月起便頻繁磋商。警察奉命到家裡告訴我，「上邊兒」希望我別去廣場了，要去也最好悄悄地去，「只要你心裏有，在哪兒都能還願不是，何必搞得滿城風雨呢？」我則以「上邊兒」平日裡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一到節骨眼兒上跑來就想抱我這佛腳，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再說它又不是我的「上邊兒」，就為了讓它能交差，搞得我自己不痛快，這對我不太公平。既然阻止我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再次「傳喚」，而「上邊兒」這回好像還沒能下定決心，於是條件只能是如此達成：我不再事先公告，但必須接受警員陪同。
十八年過去了，還這麼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緣於當事人缺乏反省和懺悔。「六四」的心結，既是我們的命門，更是和諧社會的軟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誠溝通，否則誰都難以真正走出來。對於我們來說，政治參與的熱情橫遭窩心腳，監禁流亡「黨錮」接踵而至，討還血債和底線公道，是必須的和負責任的；對於當局而言，做了虧心事自然擔心鬼叫門，一到了日子就杯弓蛇影地舉措失當，這已經是本能的反應，難以自持。或許只有等到「六四」問題真正解決的那一天，歷史的包袱才能最終卸下來，否則這段歷史便永遠都會是現實。「六四」不僅煎熬著我們，也沒有放過劊子手。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前提必須是，屠夫先把自己手中的屠刀放下。
在鄧小平身後的十年，台上諸公個個黑髮濃密，沒誰真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隱藏在一幅幅寬邊兒眼鏡背後的面孔，無不透著路易十五那種「洪水滔天若等閑」的無畏和無所謂。放眼海內外昔日同道，天天的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黨同伐異無事生非，早就被東西方主流社會給邊緣化了。但凡少了那份以天下為己任的坦蕩，人自然就會淪為遺老遺少或者殘渣餘孽。隨著對時局驟變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愈發擔心洪水滔天的那一天，或許真的是為時不遠了。
撫今追昔，雖然江澤民拽著中國走進了「新時代」，但胡錦濤卻無力牽引我們走出「新時代」。鄧後的時局正應了「蕭規曹隨」這句古話，舊瓶裝舊酒湯藥皆不換，一代不如一代，這幾乎是不爭的事實了。鑒往而知來，既然沒誰能行看上去誰都不行，儒者惟有苦修「內聖」之道，才能做到「獨善其身」以期理得心安。我常常在想，逝者無言亦無罪，不論學生、市民還是「平爆」的軍警，不論是死於長街還是歿於刑場，所有的亡靈都能當得起這份微薄的祭奠與追思。這是因為，逝者無不死於國事，而「六四」悲劇是國殤和國難，忘記過去就意味著難免要重蹈覆轍。更何況，這段歷史在當局極力掩飾和壓制之下，至今依然是血淋淋的現實。
按照約定，我於七點四十五分進入廣場，來到紀念碑西側與家人會合。聰明的愛犬毛毛，從夫人手袋裡露出了腦袋，直勾勾地看著我；兒子的目光被遠處的風箏吸引，直到我為他買下一隻。雨後的天空依然陰沉，廣場的空氣無比污濁；華燈雖已點亮，但國旗尚未落地。北側的遊客們伸長了脖子，注視著兩排刺刀行禮如儀，我感到了刺鼻的血腥和肅殺。在無數職業性目光的注視下，我走到紀念碑北側中軸線上，駐足等候友人前來聚首。除了見見要來的弟兄們，我今天還得替王丹和業師吳仁華奉上寸心，因為對此我已有承諾。或許「上邊兒」擔心，廣場上覆蓋所有角落的攝像機不足以記錄「上墳」的細節，一位紅衣少女始終徘徊在我的身邊拍個沒完。
從這裡給丁子霖蔣培坤夫婦打電話慰問哀悼，已經是我每年必須要做的事。十八年前的今天，他們失去了年僅十七歲的兒子。捷連兄弟要是還活著，應該也有三十五歲了，他本不該用這樣的方式離去的。白髮人送黑髮人，不僅是共產黨領袖作下的孽，而且也是人類的悲劇。此刻，海外的採訪電話連連打進，我告訴他們，祖國此刻萬馬齊喑，正假裝一片祥和呢。我在心裏默默地對逝者說：十八年來我堅守著自己，每年的今天都來陪你們一同度過；我還想問問亡靈：你們在那邊兒過得好嗎？人世間沒能化解的仇恨，那邊兒是否已經是如煙往事，還是往事並不如煙呢？
逝者無語，但「上邊兒」卻早就「繃不住」了。「制服」們如坐針氈，陪同的警察示意我該走了。我告訴「熱鍋上的螞蟻」們：我在等一個朋友，約好了在此見面，她已經進入廣場，見面後便可離開。可惜「上邊兒」的頻繁擦槍，終於不慎「走火兒」。八點五十分，一輛「依維柯」停到面前，十幾身兒「制服」神兵天降，臉上的緊張一覽無餘，一迭聲地只是要求「上車」，「配合」前往「分局」接受「傳喚」。我坦承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憑弔「六四」，而且我每年都來！進而要求明示傳喚的理由和依據，聲明並無義務接受這種「傳喚」。短暫的爭執和推搡，造成了圍觀者甚眾，現場曾一度混亂。大約十分鐘後，我們被拉到近在咫尺的天安門公安分局。敏感時期的天安門廣場，果然布下了天羅地網，連到場五分鐘的張兢兢律師，居然也未能倖免，情急之下的她一口將警察咬傷。
對我的「依法傳喚」，在大約半小時之後開始。「傳喚」我的是一位王姓警官，八九年事變發生時他還在念初中。跟隨他一起來的，是一位去年才從中國刑警學院畢業的年輕人，那時候應該還不記事兒。給我的感覺是，這兩位都不是天安門分局的警察。他們先把今晚抓人的性質，從輕定為「口頭傳喚」；隨即詢問我的目的和到廣場的過程細節，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六四」是政府做出了結論的歷史問題，我到天安門廣場這麼個「敏感」的地方，倘有任何不軌都需承擔責任，他還提醒我以後要注意自己言行的分寸。
我告訴他們：「六四」發生時你們都還小，定性的問題你們不懂，所以最好別跟我談這個；政府為很多事情做出過結論，比如反右運動和文化革命，但事後證明都錯了，因而政府的結論沒有當然的權威性；「六四」悲劇的真相，是政府動用軍隊使用坦克和機槍，血腥屠殺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學生；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政府簽署了聯合國的相關人權公約，所以用行政權力限制公民到廣場憑弔「六四」，這個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天安門廣場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今天的北京並沒有實施戒嚴，政府也沒有發布公告禁止公民來廣場，法律更沒有禁止憑弔「六四」的條文。所有這些，都決定了我的行為沒有違法性。所以結論只能是，你們的所謂「依法傳喚」，實質上是違法行政。
我還告訴他們：發生今天的不愉快，責任只能由現場的執勤者和天安門公安分局承擔，應當由你們的「上邊兒」來承擔。事實上，我沒有做出任何與普通遊客不同的舉動，既沒想上吊更不打算自焚，甚至連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沒有，因為「振臂一呼」的結果，只會是「警察雲集」，這種做法不符合我的初衷。警方今天的過度反應表明，在應對並不存在的「突發事件」問題上水平過低，說明當局乃至胡錦濤溫家寶，對於保持穩定缺乏起碼的自信。我要他們轉告「上邊兒」：警察國家在現代社會中的形象是可恥的，乞靈於警察對社會的控制是可悲的。我希望明年的今天我再來時，現場執勤的水平要有明顯的提高。雖說對今天的遭遇很惱火，我還是告訴王警官，這不會改變我倡導社會和解的立場，因為高壓之下的穩定，只會造成仇恨的不斷鬱積，這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當「傳喚」 接近尾聲時，我反問王警官，你們發現了什麼違法行為，非要如此這般地「依法傳喚」我呢？他趕忙解釋說，今天晚上從始至終，沒人說過我有什麼違法行為，但警方有權在認為需要瞭解有關情況時，「傳喚」任何需要「傳喚」的人，他只是說我有義務「配合」傳喚。相視而笑之後，我說你們終於承認了，我今晚的所有行為都是不違法的了，那還費這麼大勁傳喚什麼呢？他抓住最後的機會，表達了對我的所有看法一概不能接受的官方立場。在我的堅持下，上述對話都被記入了傳喚筆錄，包括他的表態性聲明。我知道這份筆錄，不是白寫的，任何白紙黑字都會留下記錄。
結束傳喚走出天安門公安分局的接待室，已經是午夜十一點三十五分。天安門廣場上方的天空，依然混濁血腥。六月四號上午直到此刻，我寫完了上面的文字。陪同前來兩位警察兄弟，看完了這屆奧斯卡評出的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我買來了幾十張盜版光碟放在車上，專門用來贈給我有幸與其交往的警察弟兄們。
浦志強
2007年6月4日23點40分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