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24 01:01:05作者：老魚
一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若干年以來，當有朋友問及我個人的那段經歷時，我一直沒有像本文這樣娓娓道來。在今天披露那些往事並非是單純想吸引大家的眼球，藏在記憶深處的那些逃亡映像有時候會冷不丁的從腦海裡冒出來，一個個我所認識、不認識但都真心幫助過我的人的面容仍是那麼的親切和熟悉，一次次無私相助的場景仍歷歷在目。現在，我決定將這些故事講給大家聽，主要目的是基於一種感恩的心態，在事情過去了N年之後，我要通過這種方式向曾經有恩於我的你們表達我的敬意和真誠的感謝。這篇文字依然是我真實的回憶，出於對某些問題的顧忌，其中的一些人名我將選擇隱去。）
漁船的馬達聲終於平息，漆黑的船艙夾層裡突然安靜了下來，耳朵裡機器的共鳴聲慢慢減弱之後，海浪輕輕拍打船舷的聲響就漸漸顯得清晰。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電子錶，微弱的光亮顯示出此刻的時辰：北京時間20點47分（某年9月23日）。從行船的時間上判斷我們身處的這艘漁船已經進入香港水域，一剎那間我突然感覺到鼻子的一陣酸楚，我這一次瘋狂的舉動緣於對自由的渴望和企盼遠離恐懼，而現在，在經歷了太多的艱難之後，我成功地達到了自己想投奔的目的地：香港，一名不折不扣的偷渡者則是我到達香港時的真實身份。
我們搭乘的是一艘沿海常見的小噸位漁船，所處的夾層依附於船底的中央，是一個由鋼板焊結成的金屬盒子，面積約有8-9個平米，高度約80厘米。這個設計完全是為了走私物品的需要，這是廣東一帶走私人員各種瞞天過海的船隻改裝把戲之一。所以要藏身於此就毫無舒適可言，在經過近8個小時的海上顛簸後，夾層裡的10來位同行者大多昏昏欲睡，大家分散著躺在冰冷甲板的各個角落裡，空餘的地方攤著一堆堆嘔吐物，暈船、心理壓力、異味充斥和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讓夾層裡的多數人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一陣響動之後，夾層的暗門被打開了，一束耀眼的手電筒筒光亮照了進來。「到了！你們動作快點，馬上出來！」船老大壓低了聲音急迫地告訴大家，這話音剛落，夾層裡立即就生動起來，大家爭先恐後地坐起身子，貓著腰在夾層裡移動著，邁過腳下的污穢物，迅速地從狹小的暗門爬了出去。
夾層的暗門藏在船的某個艙裡，當我通過一段黑暗的通道，探頭從船的窗口往外望去時，那撲面而來的滿目城市燈火頓時讓我激動不已。當我在香港穩定下來之後，我憑著記憶，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灣附近尋找了2天，終於找到了我到達香港時登陸的地方——香港島西環靠近維多尼亞海灣的一處高架橋下面，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四方形避風港。
二
那是一個初夏悶熱的下午，鉛色的天空中飄蕩著黑色的煙霧，孕育著一場隨時要傾盆而來的風雨。當我被好友的自行車馱著吃力地回到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宿舍時，在樓道裡聚集的同學和老師們對我傷勢都大吃一驚：左額頭上有一個隆起的血包，高出原地約4 厘米，經過紗布纏繞更誇張了傷處的造型。我渾身上下都佈滿了瘀血的印跡，從傷痕的形狀看可以判斷出是什麼肢體部位、物體所造成的。
我斜靠在被子上，努力想找一個讓自己舒服的姿勢，盡量不要碰著比較嚴重的傷處。同屋的同學按我的意思幫我收拾衣物，塞進一個箱子裡，我覺得繼續呆在學校裡不是當前的第一選擇。老師、同學在我所在的寢室進進出出，大家在安慰我時都表情凝重，眼裡閃動著淚花，在一種壓抑的氛圍裡我雖接受到的是隻言片語，但我心裏卻有太多的感動。我沒有告訴大家我下一步的去向，只告訴大家我可能要離開這個城市，那一刻我對未來不敢有任何奢望。一位同學交給我1200元錢，這是山東一所藝術院校同學們捐出來的，這些錢在後來的日子裡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所以我願意在此對那些既為謀面、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同學道一聲謝謝。學院當即決定派轎車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坐著學院唯一的一輛轎車，在老師同學們的目送下離開了長滿翠綠爬山虎的宿舍樓，轎車行駛在街頭時那雨點也開始掉落下來，而在我面頰滑落的則是一滴滴發熱的眼淚。
轎車離開南鑼鼓巷往地安門方向，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位於廠橋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我一位朋友在院子最裡邊有一間小平房，我打算暫時到那裡住上幾天養養傷。晚上，幾位朋友來到這裡，大家分析了一下時局，但不管如何他們都勸我盡早離開這個傷心的城市。大家說話時都壓低了嗓門，因為前一排房子裡就住著一位老太太，她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平時對我們的言行從來就沒有順眼的時候。但是就是在這個晚上，老太太自己親手做了一大海碗雞蛋面，叫她兒子給我送到房間來，並叫兒子轉告她對我們的擔心，原來老太太是看見我走進院子，我那一副慘兮兮的樣子叫她立即明白了幾分……寫到這裡，眼淚就有些挂不住了，那一刻的感動雖然流經N年，但在我心裏仍是如此的清晰。
第二天一早，一位在中國音樂學院讀書的老鄉用一架小板車拉著我去火車站，趕到火車站時正好有一列火車要發車，終點是山西太原。我臨時補票上車，在車廂坐下後我這副扮相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旁邊坐著的是一位北京交通大學在讀的女研究生，個頭不高，架著一副高度數的眼鏡。經過簡單交流，我們之間大致就有了瞭解，她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要回到在太原的家裡。她見我傷勢不輕，就叫來列車長，那列車長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見狀立刻安排我去硬臥車廂躺著，還安排列車員照顧我的飲食。當天晚上，列車准點到達太原車站，我出站後因為人生地不熟，正猶豫去哪裡落腳為好時，那位交大女生的母親前來接站，當她清楚我的情況後就邀請我去她家裡小住。
三
那位女研究生的家就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歡迎我的到來。我在他們的照顧下靜養了2天，在能夠正常走動時我就走出房門，順著太原著名的迎澤大街漫無目的的瞎逛。那時候太原的氣氛不算緊張，街頭的動盪已經趨於平息。我還去找了家住太原的同學，他們是中戲山西歌劇班的，大家見面喝了一頓酒，談起時局都不住地嘆氣。
第3天，我覺得傷勢有些好轉，腦子裡就有了回學校的念頭，於是告別了那好心的一家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車。遺憾的是我沒能留下那位女生家裡的電話，從此與他們一家失去了聯繫，真希望那些他們好心的舉動事後沒給他們帶來麻煩。多年後我去太原出差，曾試圖找到那片記憶中的宿舍區，但那附近幾條街區已是新建築林立，模糊的印象再次陷入新的茫然。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命運，有時候命運就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讓你不得不相信一些所謂的神奇。我至今也無法知曉整個事情的背景，但從那軍人口裡說出了幾句話之後，才真正開始改變我的命運。就在轉身的那一刻，我作出了一個關於我自己今後命運的決定。
那是在12日的13點左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午後的陽光明晃晃地照著大地，我多半是出於好奇，產生了要回那地方去瞅一眼的想法。我用一頂帽子遮擋著頭部的傷痕，騎著一輛自行車到了那附近，然後推著自行車邊走邊看。約百米之外的路口設有一個軍人的執勤點，有幾位要路過此地前往工作單位的人正向軍人解釋要經過此地的理由。我見周圍氣氛平和，就推著自行車朝他們走去，想近距離看看那熟悉的景致。我已經走到執勤軍人們的面前，那幾人因為還沒被放行仍努力地向軍人們解釋著什麼。我裝出平靜的樣子，彷彿心不在焉地張望著遠處。這時候一個著軍人幹部裝、背著衝鋒槍的軍人逕直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一句「你走吧！」，我遲疑了一下，還以為這裡屬於管制禁區不讓閒人滯留，但是他接下去說出的話讓我驚出一身冷汗，這個軍人見我沒什麼反應，就用更為嚴厲地口吻說：「你趕緊走吧，我們都認識你！你走吧！」軍人說完這話若無其事地往旁邊去了，我心裏當時受到的震撼幾乎讓我呆在原地，但是我立即就徹底明白了那軍人的好意，我故作鎮靜地轉過身來，慢慢騎上自行車，我對那軍人心存感激的同時又感到莫大的威脅，這個「我們都認識你」的說法從何而來？對方幕後都有哪些運作？我將為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越往後想我心裏越不是滋味，一走了之的願望立刻就湧上了心頭。
四
第二天上午，我就坐在了去重慶的火車上，經過幾十個小時的搖晃回到重慶渝中區儲奇門家裡。當黨報記者的父親自然不完全同意我的所作所為，我們之間有過N次激烈的爭論。其實我父親對有些東西在反右時已經明白過來，他在那一次驚心動魄的運動中與恐怖之網幾乎是擦肩而過，單落下一個什麼警告處分。那幾天媒體上接連有所謂「英雄榜」發布，我擔心會不會突然間自己也榜上有名，因此給家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在回家的第二天又登上了去廣州的列車，與家人不辭而別。
在列車上我認識了幾位去九寨溝旅行後回家的青年遊客，大家經過交談很快就相互熟悉起來。在分手的時候還互留了電話，他們還答應在廣州給我做導遊，不料後來當我陷入經濟困境時，就是他們中的一位女孩給了我無私的幫助。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廣州，舉目無親。但是我此行已經有了非常一個明確的目標，先進入深圳，再伺機偷渡香港，與那些是非作一個徹底的了結。到達廣州的當天下午，我就開始著手相關的信息收集，我先是打聽到在火車站前廣場附近有辦理去深圳的證件，到了那裡才發現所有的窗口都因為相同的原因停辦了這項業務。但是路邊有人搭訕，說可以私下辦理去深圳的《邊防證》，為了消除我對事情的疑慮，他們承諾，辦好證件並帶我上火車到達深圳後，他們才收取費用。就是用現在的眼光看，人家的客戶意識那算一個到家。但我畢竟還有幾許遵紀守法的觀念，我還擔心當局有可能拿這件事說事兒，加重對我的處罰。所以我沒有立即選擇這個方案，想看看有沒有更為安全的方式進入深圳。
但是，那時節風聲鶴唳，幾乎所有正常進入深圳的門已對我等關閉。就連我的扮相、我的口音在當地就顯得突出，你去旅館辦理入住、你去叫出租車，人家兩句話後就會問：你是從哪個什麼地方來的吧？隨後會再多看你幾眼，看這張臉是否在「英雄榜」出現過，真是抬舉我了。
我在廣州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中午我就下定決心要與那幫黑道分子打交道，通過他們的渠道進入深圳。我收拾完行李，來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找到昨天見過的那人，經過討價還價，最後以170元成交。他當即帶著我搭乘公共汽車來到郊外的一個照相館裡，拍了證件照，照片很快就沖印出來。他又帶我到了廣州天河火車站，那時候天河一帶還是一個大工地，十分的髒亂。
下午廣州去深圳有一班列車是從天河站發車，我們十來位選擇如此方式進入深圳的人分散坐在空空蕩蕩的候車室裡，我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準備去面臨不一樣的挑戰。接近發車的時間了，那人悄悄地遞給我了一張《邊防證》，我打開一看，除了看出印章是剛蓋上去的以外，還真看不出別的毛病。當時坐火車進入深圳需要查驗三次證件，第一次是上火車的時候，第二次是在列車上，第三次是在深圳出站口。
我手裡拿著這張可能決定我命運的紙片，坦然地走向站台上了火車，途中甚至還給驗證的公安一個微笑，最後憑著這張與我姓名、年齡和出身地不符的《邊防證》順利進入深圳。把費用支付給那人的同時，那張可愛的《邊防證》又回到了他的手裡。
我當時如果要繼續擁有這張紙片，就需要額外支付200大洋，但是我有些心疼銀兩，就沒捨得花這筆錢，結果導致第二天的牢獄之災，心裏怎一個悔字了得。
五
在深圳我還有幾位認識的人，但是在當天天黑前我竟一個沒找著，不是電話沒人接就是找上門後被告知人已去外地，我頓時感到失望之極。那時在深圳，沒有《邊防證》任何酒店或招待所都不敢接收你的入住。夜幕下的深圳一片燈紅酒綠，而我獨自一人，疲憊、不安地在人群熙攘的街頭走來晃去，盤算著下一步的去處。
快到半夜了，我來到一家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在與前臺接待小姐一陣狂聊後，她終於相信了我沒《邊防證》的理由——被朋友拿去買機票去了，而朋友有急事去了廣州。於是我便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下來，一個套房裡安排了好些個床位，我一看也沒住幾個人。直到半夜我被人們的嚷嚷驚醒去衛生間時，才發現套房裡其實住了好些漂亮的妹子。
第二天早上，我與一位朋友打通了電話，原來他一夜搓麻未歸，現在正準備睡覺呢。好在他住所就在招待所後面不遠，我就趕去見了一面，我們約定白天我就出去四處走走，見見深圳的場面（我當時也就一內地來的土老冒），晚上再回到他家裡住宿，其餘的事情容慢慢商議。
有時候人不能太聰明，我自信有曾經的偵察兵經歷，在面對危險行動時反而會更加細緻，心理承受能力也應該沒什麼問題，結果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上街後買了一份深圳地圖，把城市周邊與香港接壤的部分地形研究了一番，發現往東去的鹽田、小梅沙等地方存在的機會也許多一些，我就搭公車去鹽田和小梅沙一帶實地查看。到了小梅沙，我躺在鬆軟的沙灘上，看著遠處香港水域的那幾個島嶼，通過目測，我覺兩地之間的距離在4公里左右，按我當時的水性游上5、6個小時一定能泅渡過去。我發現小梅沙海灘東面還有一個邊防巡邏艇的基地，我就耐心等待，看看他們出巡的時間安排。我甚至想租一部海邊供遊客娛樂的單人摩托小艇，趁人不備時在海面劃出一道白浪朝香港方向疾駛而去，但我清楚地知道槍支的反應快慢和子彈的有效射程，而且摩托艇的速度似乎也不如巡邏艇，我那個驚險或浪漫的想法才沒有實施。我當時的設計就是先回城採購一些必要的物資，如食品飲水、安全工具等，然後坐末班車到小梅沙，先潛伏在海邊的灌木叢裡，待夜深人靜時再下海順著退潮往外海游去。當然，這是我設計的一個最後方案，如果能得到朋友幫助、有別的辦法可以順利出去我何樂不為。
下午時分我又返回城裡，去商店買了一些相關的物品，然後坐進一家小餐館，默默地把計畫反覆推演，希望找出一些什麼漏洞來。這時候我腦海裡又冒出一個新的想法，我搭車去小梅沙兩次經過沙頭角，我覺得沙頭角距香港那才叫零距離，如果在那裡也有相同的泅渡機會哪豈不是事半功倍？起碼節省大半的體力啊。我想著想著就走出餐館，找到去沙頭角的公車站，毫不猶豫的上車奔沙頭角方向去了。
那時候沙頭角的建築遠沒有現在的多，靠近海邊的地方就根本沒有什麼房子。只是有一條不高的堤壩沿著海岸線修建，有許多納涼的人三三倆倆的在海邊走動。我到達沙頭角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出於警惕先在距海邊遠遠的地方觀察附近的情況，我反複查看覺得好像四周也沒什麼危險存在，在海邊執勤的武警並不干涉那些在海邊納涼散步的人群，我就順著小路慢慢走近海堤。百十來米的對岸就是香港，一個陌生與熟悉的交織的地方。陌生是因為從未涉足半步，熟悉是我知道那裡是一個與我們所處的國度幾乎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把附近的地形位置細看了一遍，覺得沒什麼機會。武警警戒哨位多，在夜裡爬上海灘都相當的困難。就在我打算往回走回到公路上的時候，對我大為不妙的一幕出現了：約一個班的持槍武警分散著朝海邊走來，他們沿路檢查海邊散步人群的證件。我後來才知道，這一地帶一到黃昏時就開始戒嚴，直到第二天天明時刻。而我要回到公路上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只有與他們迎面而過。
我慢慢走近他們，一個武警士兵看見了我，他叫我拿出《邊防證》，我自然沒證件可以出示，就連《身份證》還押在招待所裡，我向他解釋著，說《邊防證》放在酒店裡了、《身份證》與《邊防證》放在了一起云云，這戰士看著聽著突然後退了一步，舉起步槍對著我，「不許動！」他立即叫來另外一個戰友，對戰友說：「這人看起來是一個學生。」靠！在那些日子裡連學生的身份都與疑犯直接掛鉤了。於是這兩位戰士一人擔任警戒，一人上前搜查我的腰包，那些讓人不用聯想就知道你要幹什麼的東西就顯露出來。我腰上繫著的皮帶被抽掉了，只好兩手提著褲子，兩隻烏黑的槍口一直對著我。帶隊的武警幹部聞訊趕過來，滿臉興奮的樣子，連聲表揚那戰士有識別疑犯的好眼力。我心裏那叫一個沮喪，一位曾經見過真槍真炮的偵察兵，居然敗到了武警新兵的手裡，而且敗得十分窩囊。我那時候就暗暗發誓，一定要再來一回，一定要贏上一次。這就是我的性格，一切本性難移。那一天是6月24日，我一輩子都記著這個日子。
六
我被帶到了武警部隊的營地，在簡單審問後就把我關在一個建在操場下面的籠子裡，三面磚牆，鐵欄杆為門。因為地處室外，那哼哼著小曲的花蚊子便從鐵欄外紛至沓來，前仆後繼地與我玩起了博弈遊戲。我坐在地上，雙手不停地驅趕著蚊子，但效果還是逐漸在我身上多處區域顯現出來。我聽出有幾位戰士是四川人，就主動搭話攀老鄉關係，不為別的，就是想他們給我弄幾盤蚊香。還真有一位戰士給我拿來了兩盤蚊香，算是救急。到了後半夜，不知道英勇的武警戰士在哪個場合抓來幾位 MM，就關在我號子的隔壁，這下可熱鬧了，幾乎是整個晚上，那幾位MM就不停給與哨兵聊天，話題之廣泛和大膽，真出乎我的意料。後來我在深圳收容轉運站也遇到同樣的一幕，那是後話。不過我特理解血氣方剛的戰士有這樣的所為，畢竟我也是當過兩年兵的。
早上天剛亮，幾位官銜不低的武警首長駕車來到這裡，把我從簡易籠子裡提出來。就讓我坐在操場邊的石凳上，把我圍在中間開始了細緻的審問。我還是昨天晚上的那套話，動機源於對深圳發展的好奇，但是明白在沒有邊防證的情況下來深圳也是不對的，一時的糊塗而已。偷渡？連想都沒想過。那些東西？平時就有買零食的習慣。吹氣的塑料球呢？給我侄女買的。他們就是不信，但是缺乏我偷渡的證據。不過他們對中戲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好像有所耳聞，便一再指責我們往日的種種不是。我也就聽之忘之，不會去當面計較什麼。
接著，他們要按規定把我移送深圳公安系統，於是用吉普車把我押解到深圳公安局，在一間辦公室裡辦完交接。負責我這個案子的警官是一個瘦瘦的中年人，是個處長。他看完我前面的筆錄後，說「喔，原來在五十軍當過兵的。」我問他是哪個軍的，他回答是四十一軍的。我就告訴他，七九年我在廣西參戰時我們師就是配屬他們軍的。他說是的是的，還問了一些作戰時的細節，這幾句話顯然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問我吃飯沒有，我說從昨天晚上起就沒吃飯了。
處長馬上叫一位女警員出去給我買盒飯。有意思的是那位女警員買回盒飯後，就一直在我身邊看著我吃飯，不時地問上一兩句話，可以看出她對事情背後故事的關心和對我的同情。
吃完飯，處長說要開車帶我去市拘留所。在去的路上，我對處長說，聽說新人初進拘留所，都會有一頓「殺威棒」伺候？處長說沒那麼嚴重，我會把你安排在一個模範倉裡（深圳公安內部把監號叫作倉，不知別處是否也是如此稱呼）。一切都按例行手續：搜身、搜個人物品、登記，然後大門被重重的關上，而我，已經在門的裡面呆著了。那個拘留所剛修好不久，裡面也沒關幾個人。我這間倉裡同時還關了一個學生。
我清楚地記得，負責我這個案子的干警在二十四小時內，連續提審了我四次，不論是半夜或者清晨。算我記憶力好，他們每次得到的記錄都是一樣的，同樣的問題自然會有前後一致的回答。最後一次審問完，在我在筆錄上簽字以後，一位主審官說，現在我們已經問完了，接下去也不會有什麼記錄，你就告訴我們，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如何。我笑著說，你們會有錄音機的。那主審說，真的不會錄音的。我思索片刻，堅持說：我把知道的都說完了，事情背後的故事都在報紙裡和電視上披露了，還是以喉舌說的為準吧。大家相視一笑，再沒有多言。
七
到了第四天，他們說要把我移到別處，我忐忑了半天，不知道當局對付我們的後續手段為何。結果是把我從拘留所移到了收容所，而收容所就在拘留所的隔壁。處長果然沒有食言，把我放到了一個比較文明的倉裡。全倉10人，大多與走私行為有關，還有一個小偷，在倉裡明顯被人看低。我因為有人照應，進倉後就被指定睡靠近倉門的第三號床位，這就意味著我在這裡面的地位排行第三，跟政治局排座次似的。新進倉的人就有一項工作任務，負責天天打掃衛生，好在倉內面積不大，就一個大炕似的床，一條狹窄的過道，最裡面挖有一便坑，打掃乾淨對大家都有好處，我便堅持擔當起清潔員的角色。
讓我簡單地描述一下呆了兩個月的深圳收容所的建築設計、裝修風格和物業管理吧。兩道大門後面是一條通道，左右兩側分出三、四條支通道。主通道的兩邊是物管人員的辦公區和醫務室，支通道的一邊是一排編有號碼的倉，另一邊勉強算是一條綠化帶，生長著小樹和雜草。每個倉的後面有一個三面牆的露天小院，院子頂部裝有鳥籠一般的鋼筋，院子面積約八、九平米，是供倉友放風的場地，中間有一道自動化的鐵門，一天按時開關兩次。倉的上部有兩個加了防逃鐵欄的窗口，管教們在上層走廊上就可以將倉內的任何角落一覽無餘。倉鐵門上方有一個對話口，是管教要找人說話用的，下方還有一洞，專用於給倉裡送飯送水。收容所的最外圈有一道約四米高的水泥牆，上面還架有電網。自來水的源頭估計是直接與水塘連接的，一到下雨水就會變得沙沙的、黃黃的，完全符合綠色環保要求。整個建築為混轉結構，大面積的白牆，紅色的標語和黑色的門應該是全所的主色調，簡單明瞭。倉裡的燈在夜是不會關掉的，以便於夜間的管理。每天送兩餐飯、送一次溫熱的飲用水（怕咱們燙著了）。每週有一次肉食，多數時候是大肥條做的紅燒肉，因為皮上的豬毛太多，我給它取名為「刷子肉」。如果遇到米飯裡糠太多，就放些自來水進碗裡，攪和攪和，讓糠浮上來然後隨水倒掉。不定期會有額外的燒鴨或燒鵝、方便麵、腐乳、魚罐頭、飲料等食物送到倉門外出售（用兌換的代金券購買），價格就物以稀為貴了。因為所裡隔三差五的會安排大家做一些手工活，把半成品的塑料花組裝起來，所以偶爾也有由此帶來的伙食改善。所裡還有一間醫務室，條件尚可。
說到這些，就必須提到所裡的管理人員，心平氣和地講，那裡的管教人員是比較稱職的，對倉內人士管理有度，態度較為和藹。對我們這樣身份的人，更是客氣有加。印象裡所內有像我這號的人有6、7 位。其中一位所長几乎每天上班後都會來我門外聊上幾句，讓我安心地呆在這裡，等候上面的裁決。負責我這個倉的管教是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平時還給我找書找報紙看，還叫我去辦公室打掃衛生，變相的給我放風，到了辦公室可以喝喝茶、與警官們聊聊天。那位駐所大夫更是一個好人，常常叫我去醫務室坐坐，話題毫無禁忌，討論也很深入。我初來乍到對這裡警官的素質普遍較高覺得有些詫異，因為我在內地對這種場合的內幕瞭解得相當的多。我判讀這可能當地與香港接壤，香港那種法治的觀念或多或少都傳入影響到大家的言行，還有就是所裡有部分香港人士在押，大家的言談舉止都比較注意一些。但願我這些表揚不會給所裡的警官們帶來什麼不便，只是誰現在還想拿多年前的往事來找茬，以此來打擊同事，那真叫卑鄙得到姥姥家了。不過裡面銷售食品的物價偏高，不知今日降下來沒有。
八
在倉裡的日子節奏很慢，沒有了鐘錶我們確定時間的方法，就是看陽光映在牆上的影子到了什麼位置，光線劃過牆上一道道粗糙的刻度，提醒我們該吃飯了、該放風了，如果遇到陰天，時間概念就變得模糊。大家能玩的一是打牌（鋤大地），二是看書、看報，書藉以武俠小說為主。相互交流案情和法律知識也是一個重要的活動。閑極無聊還可以看螞蟻搬食物、搬家，或獨自面壁發呆。放風的時候十來號人就圍著小院跑跳，做俯臥撐。但是令人最難受的是幾乎所有倉裡的人都染上了皮膚病，人身上的許多部位出現潰瘍，逼得大家有時候寧願全天候裸體，反正倉內外全是男性，管教也就不太在意這事。
所裡唯一的一間女倉，就位於我們這排的第一間，有一次某警官告訴我說，關押的女疑犯裡有一位好像是你的校友，是廣東什麼文藝團體的人，也是因為與我差不多的原因關進來的。一天上午，那警官帶我從那女犯倉門經過時，還專門叫那位女士與我隔著倉門聊了幾句話，那女士年紀或許比我大一些，好像也著戴眼鏡，她神情坦然，對我說了幾句安慰和鼓勵的話，當時有一種悲情和感動湧上了我的心頭，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我努力使自己平靜一些，故作堅強地點點頭，也說了幾句意思相同的話，警官就催促我趕快離開。畢竟還是學藝術的人，感性的東西多一些，遇到這樣的場面就容易動情流淚。真希望那位女士現在一切都好。
時間一長，我對倉裡的許多內幕也逐步瞭解，如倉與倉之間如何傳遞信息，怎麼能買到嚴禁銷售的香菸、怎麼把信件夾帶出收容所或者帶信件進來，我甚至還見過倉裡還藏有用於磨斷鋼筋的薄砂輪片，可見另一個世界的精彩。大約兩週之後，排在我前面的二位同樣的走私罪名，一個被起訴，一個被判勞教。他倆離開後，我居然就成為倉裡的第一負責人。但是我從來沒做一件欺壓同倉的事情，反而同大家一起把衛生做得更徹底一些，經常與大家玩玩遊戲或說說葷段子什麼的，大家關係十分融洽。
時間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慢慢的溜走，我通過看報紙也覺得外面的局勢似乎也穩定下來。我問所長，我們什麼時候能得到一個最後的處理結果？所長顯然不清楚事情的進展，只有安慰我別著急。記得是八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有了一個注意，我認真地寫了一個字條，上面寫著：「我有還重要的事情要報告」，條子經管教轉交給了管這個案子的人。第二天下午，那個我見過幾次的人出現在我所在的倉外，令人意味深長的是，那人並沒叫我出去單獨聽我所謂的報告，而是一見面就大聲說：你的問題不都交代清楚了嗎？你還有啥好說的？我就給他解釋，說現在臨近開學了，如果我沒什麼問題是否可以放我出去，如果有問題就請你們該怎麼著就怎麼著。那人回答說，你這個人的情況比較特殊，一般的人我們把材料報到當地後人家很快就能給個答覆，我們就該放放、該送走就送走了，而你的材料報到原籍後就一直沒什麼動靜。要不我們再問問他們吧。我與他就這麼簡略的幾句對話，那人隨後就離開了。
第二天下午3點鐘左右，管教在倉外叫我的名字，說要放我出去。我毫不在意地說，你開什麼玩笑？那天正好有一位經濟問題上出了麻煩的人關進了我們倉，他一進來就擔心挨打，我給他解釋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他就按慣例開始給大家簡單講述他的案情，這時候管教就開始叫我了。管教說這是真的，並揮了揮手裡的紙條。我將信將疑，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出了倉門後在辦公室見到了昨天見過的那人。那人說，我們再次給那面發去信息，但是那邊仍沒回應，我們覺得你就一學生，也沒做什麼天大的事情，所以決定釋放你。但是我們需要把你交給民政部門的收容遣送站，由他們送你回當地。我說你們為什麼不能直接放了我？他解釋說以前是可以這樣做的，但現在不允許這樣做了。
九
我離開深圳公安收容所的時間為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一輛吉普車把我和另一位來自同一城市的哥們兒，一起送到深圳的收容遣送站。那哥們兒也算倒霉，因為上街未帶身份證，加上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就被夜巡的警察查獲後送進收容所，這一身份核實工作一搞就是一個半月，據說是當時需要核實的人數太多了。
民政系統的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明顯的比警方要嚴厲得多。關押場所的條件更是糟糕之極。一進大門在辦理登記的時候就每人收取五十元，說是當晚的餐費。然後大家被要求按來自祖國不同地區分開，列成方陣在陽光下的操場上蹲著，等待由各處押送來的人到齊，四周有威武的武警戰士持槍監視。由於在深圳做小姐的被抓獲後也是通過這一渠道被驅逐，所以被收容人員裡靚女如雲。到了下午四點來鐘，晚餐就送到了操場，每人發了一盆蒸熟的米飯，上面還有不多於十條的咸菜乾。這是我享受過的最貴的晚餐之一，所以印象深刻。在張揚的管理人員來回走動的催促聲中，那碗飯吃了一半就再無法往下嚥了，因為連一口菜湯都不提供。大家把搪瓷碗碼成一堆後，就按男女分別趕進一間大屋子，百十來人一起擠在約三十來平米的房間裡，裡面除了有一個水泥砌的檯子和一間髒得幾乎無法涉足的廁所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供人住宿。大家只好擠坐在水泥台上，看著鐵窗外的天色漸漸轉暗，直至夜幕完全降臨。
我與那位哥們兒一起聊著相互的境遇，兩人唏噓不已。那一夜唯一的樂趣，是隔壁女監裡的那幫膽大的女流與室外擔任警衛的武警戰士，整整調了一夜的情。戰士每小時換崗一次，但是他們之間放肆的曖昧話題就從來沒中斷過，相互間的過招那叫一個精彩。直到天邊現出微明，雙方的精力都耗費得差不多了話音才減弱下去。那哥們兒有一位女朋友也在深圳，當她知道他被轉送到這裡來後，就積極展開了外圍的營救工作。半夜時分，突然房頂的天窗外有武警在叫那哥們兒，我倆深感詫異。那武警隨後就叫他到天窗下面接東西，隨著幾個魚、肉罐頭，幾個水果就此從天而降，在全屋人羨慕的眼光中砸在了他手裡。哥們兒告訴我說肯定是他女朋友的所為。
第二天上午，全體人員被押上幾輛破舊的大巴車，經過一段時間的行駛，大巴車開進了深圳邊防管制線外的樟木頭鎮收容遣送轉運站。這個轉運站更讓人感覺恐怖，一個不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乎乎的關押人的房間，條件十分簡單惡劣。大家將在這裡按原籍地區不同，分別關進房間裡，在湊齊一車後就沿途轉交到各地的收容轉運站，直到把你我送回原籍所在地為止。
我們下車後全部被要求蹲在空地的一側，一位胖胖的中年管理人員手裡拿著大家的材料，他叫到誰誰就加入到另一個區域去蹲著，這樣就把收容人員各自的原籍區分出來，便於再分別關進不同的房間。當他叫到我時，在材料上多看了幾眼，他叫我到他跟前，小聲地對我說，你這種情況回去就慘了，沿途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他接著問，在這裡有沒有人保你出去？我說沒有，就連「保人出去」一說也是剛從你這裡知道的。他馬上叫來那位哥們兒，問他有沒有人來擔保？那哥們兒說有人。胖胖的中年人立即告訴他說，你把這人也一起保出去吧。哥們兒當即答應下來，我這時看到了收容我的材料上公安列出的收容原因，上面就兩行字：沒有邊防證進入深圳，在審訊中承認在某城市參加過「街頭行為藝術」。由於有收容所裡那人的熱心和正直，我居然就這樣被保了出來，我當時連五十元保費都是那哥們兒給支付的，我當時身上所帶的盤纏也所剩無幾。
走出樟木頭收容遣送轉運站，我與那哥們兒就搭上了回廣州的火車。在火車上，哥們兒與他漂亮的女友還請我吃了一餐豐盛的午飯。本來說好我們回到北方後找時間一起聚聚，但是我回城後沒幾天隨即又踏上了出逃的旅程，就再也沒聯繫上哥們兒。在此一併對樟木頭收容專送站的那位胖哥和哥們兒，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在我命運一個可能出現拐點的地方是你們真摯地幫助了我，讓我度過難關。
十
到了廣州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便急著聯繫北方的朋友盡快給匯些銀兩過來，以解燃眉之急。在那種時刻和我當時所處的背景，要主動找朋友相助還需斟酌一番，因為畢竟大家都有多次運動的經歷，知道與我等打交道或許會有意料不到的麻煩，我也不忍心看到可能出現的尷尬局面。我最後找到一位在中央某新聞單位就職的朋友，叫他給想些辦法，經過他的聯絡，總算找到廣東某新聞機構的人，由廣東的這人接收到匯款時轉交給我。
那時候銀行還沒有電子系統，從北京匯錢到廣州還需要好些天時間，我兜裡的錢實在是不能支撐下去了，到後來連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給我來廣州時在火車上認識的一位女孩打電話，不料那女孩立刻表示願意幫助我。當天晚上，她還請我在珠江邊一座高樓頂層一家講究的
餐館裡請我吃飯，在第二天就託人幫我買到了緊俏的回北方的火車票。
記得那天廣州天空一片陰霾，大雨下個不停。那女孩約我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路口見面，我因為步行加上道路不熟悉就晚到了一會兒，走到那路口時只見她撐著一把尼龍傘靜靜地站在雨裡。她給我車票的同時還塞給我四十元錢，說是給我在路途上應急用的。她還說了些叫我注意安全之類的話，我心裏一激動就有些犯傻，嘴一哆嗦就只剩下翻來覆去幾句感激的話。那女孩當時是在廣州的一家電池廠工作，若干年後，當我有機會再次回到廣州想當面感謝那女孩時，她辦公室的一位同事告訴我，那女孩子已經嫁到澳門去了。
在那些日子裡，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給予我種種形式的關照與愛護，他們不為別的，就是因為我曾經經歷的故事。所以，所謂民心所指自然明確無誤，我以為這就是散佈於民間的一種基本良知和正義感吧。
回到居住的城市後，我覺得局勢好像也不像預計的那麼複雜，便決定回中央戲劇學院去看看，如果有可能還是把書讀下去，畢竟考入中戲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它太來之不易。但是接著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對繼續學習的念頭產生了動搖，讓我下決心再次出逃。
我回到學院後的第二天，去拜望徐曉鐘老師，曉鐘老師當時是學院院長，自然對自己學院的學子一直關愛有加。曉鐘老師對我的境遇非常關心，當我簡單地介紹完在深圳的那段時日後，曉鐘老師立即對我說，你在那裡面呆了這些日子，身體或多或少會有些問題，你不如請病假回家吧。我聽到這話有些猶豫，曉鐘老師又一次表達了希望我請病假回家的意思，曉鐘老師那種關切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話語也許給了我某些暗示。我似乎明白了些什麼，但是我當時還是堅持說要留下來在學校繼續學習。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當晚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起聚會時，有一位在市裡某圖書館工作的女孩對我的出現大吃一驚，她說，就是在昨天，市裡有關部門的專案組成員還到圖書館來找她，要她說出我在那一段時間裏的表現。在幾乎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她重複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瞭解。等那幾人離開圖書館後，她的領導還表揚她說，這次你可能又救了誰。女孩還說，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知道她還認識我的。我聽到這些再聯想到曉鐘老師的話心裏才明白，關於我的幕後故事其實並沒有結束，只是可能他們人手有限，工作量太大一時忙不過來而已。那位在圖書館工作的女孩是畢業於北大的研究生，後來去美國繼續深造，回北京後在美國某政府機構駐京代表處就職。
一位拍過許多影視劇的導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想去南方後，就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那是他認識的一位曾經贊助過劇組的福建商人。於是，我再次離開北方選擇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福州附近的一個地方。
十一
我離開學院之前，我給幾位同學中的意見領袖含蓄地提到我將遠行的想法，並告訴他們如果開學後有關方面要追查什麼事情，可以把某些責任往我身上推。那天中午我去學院食堂吃了最後一次飯，連碗筷都是同學給找的，記得當天還吃了醬肘子，那可是學院食堂的招牌菜。但是去意已決，胃口並不是那麼的好，幾位男女同學圍坐在一起，談論的話題大多帶有傷感的情緒。即將離開生活了三年的學院大院，心中的滋味實在是不好受。
從踏上去福州的火車那一刻起，我就鐵了心要離開大陸，而福建與臺灣隔海相望，如果有朋友的幫助渡海去臺灣也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時候對臺灣也沒有更多的瞭解，只是有機會在CCTV的某個部門裡看過大量的臺灣華視拍攝的新聞節目，大致知道臺灣社會的生態現狀，同時對那位在八十年代初紅極一時的臺灣華視新聞女主播的語氣神態也頗有感覺。
火車到達福州是出發第三天的上午，火車站還是有大量的警察抽查來自北方乘客的證件，氣氛仍讓人感到壓抑。我拎著簡單的行李走出車站，到站前廣場上找到了要去目的地的中巴車。當天下午，中巴車把我帶到惠安附近，找到那位朋友後，我就在他的安排下去了一個靠海邊的小漁村。那漁村的建築幾乎全部選用石材，從顏色上就能分辨建築年代的遠近。接待我的是一位搞海洋運輸的老船工，我與他們一家人相處甚好。接下去的一週裡，我幾乎無所事事，去海裡游泳、看潮漲潮落，或者聽漁民們講漁村過去的故事，跟著女主人學做幾樣當地的美食。
在與村裡的人比較熟悉之後，我也試圖向他們打聽去臺灣的方式和可能性，有一位朋友說他也許可以做到，但是需要一筆錢去買一艘基本能出海的小漁船，而且送我去臺灣後那船工也需要留在臺灣。一天下午，就在我與這人繼續商量多種渡海可能性的時候，有人來告訴我說，當地派出所的人知道了這個漁村來了一個北方的大學生，正打算前來瞭解一下情況。我一聽這話馬上回到住所收拾行李與那老船工告別，然後叫了一輛載客的摩托立刻離開小漁村。在去城鎮的路上，那輛有警方標誌的吉普車在狹窄的沙地小道上與載著我的摩托車擦肩而過。我到達城裡後立即去了長途汽車站，擠上一班經廈門去廣州的班車。半夜時分，我搭乘的這輛大巴駛入廣東境內，路過汕頭附近時，我突然想起我還認識居住在這裡的一位朋友，我決定下車去找找他，看有沒有其它的運氣。沒想到那位朋友居然在家！
十二
我朋友居住在一個面向太平洋的小鎮上，鎮上有晒鹽工場、一個有模有樣的小碼頭，小鎮上明著的交易以漁產為主，暗著的買賣則是家用電器和香菸走私。全鎮人都是一種口音說話，更沒有人戴近視眼鏡。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訓，出門在鎮上溜躂時一是不說話，二是堅決不戴眼鏡。經過幾天的觀察瞭解，我大致知道了這個小鎮的脈絡，那建得最好的房子是鎮書記的，當時就值四十餘萬。與書記相鄰的是幾位做海外地下物流的好漢，鄰居們都很識趣，自覺地把房子建得比書記的住所要矮上幾分。你在此地感覺不到所謂黨國的氣息，鎮上的事情大多由幾位名流左右，只是鎮上街道牆面的幾條常換常新的標語，讓人明白此地的坐標還在大陸版圖之內。
我通過朋友，認識了幾位鎮上的實力人物，到後來還經常去他們家作客，吃各種叫不出準確名字的海鮮、看他們打麻將豪賭。他們對北方所發生的事情所持的基本觀點與香港社會基本一致，因為他們對香港的熟悉和認同遠遠高於對北方的關心。我向他們提出了去香港的願望，他們表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我，但是需要尋找合適的時機以策安全。
九月中旬快結束的一天，一位當地的朋友告訴我說，有一條船要帶人去香港，問我願不願意一起走，但是那蛇頭他們不是很熟，所以可能需要交給蛇頭一些費用。我說需要多少錢？那朋友說要兩千餘元。這筆錢在當時也算一個大數字，我直說我身邊沒帶這麼多錢，能不能由朋友先給我墊付，我去香港後叫家裡人如數歸還。那朋友說這不是問題，只是需要注意安全，而且如果被抓住也不要告訴是誰安排的此事。我答應不論如何我都會替他保守秘密。於是，我就開始準備隨身帶的東西，並找朋友要了一套當地人習慣穿的衣服，以便掩護自己的北方身份。那朋友還反覆教我說幾句當地的話，因為去那個乘船的地方需要經過兩道邊防武警部隊的防線，如果執勤武警問你是從何而來、到哪裡去，你一定要用地道的方言回答出來。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堅持練習著那幾句話，但是傳到朋友的耳朵裡還是漏洞百出，可見潮州話是多麼的難學。
這天早上，那朋友用自行車載我來到鎮子外的一條田間小道上，那路邊樹叢裡停著一輛陳舊的麵包車。車裡已經有六、七個男女，看得出是也想去香港淘金的。等十來位同行者到齊後，麵包車便挑著鄉村小道狂奔起來，以避免路途可能出現的警方臨檢。中午我們在一個村頭的小賣部裡買了些食物將就了一餐。到了下午，麵包車終於要走向海邊的一個港口，而那兩道邊防檢查站就設在去港口的沿途。
那蛇頭漸漸明白我是來自北方的人了，而帶我們這樣的人出海一旦被查出來後，一般會罪加一等。但是他已經收人錢財，起碼的「職業操守」起了作用，他也不得不面對一下多餘的風險。蛇頭又反覆糾正我需要說的那幾句話，到最後他還是覺得我的口音會被邊防武警聽出來。
遠遠地，我就看見橫在路中間的那根橫桿和路邊站著的三名全副武裝的武警戰士。坐在副駕位置上的蛇頭回頭看了我一眼，叫我別慌張。其實，他此刻比我更為緊張多了。麵包車在橫桿前停車，一位武警拉開麵包車的側門，探頭進來察看，我就裝成昏昏欲睡的模樣，睡眼惺忪地看了武警一眼，然後又閉目，斜頭靠在旁邊坐著的一位人士的肩上，做出要繼續入睡的樣子。那武警把車上的每張臉都掃了一遍，沒發現什麼異樣，他退身關上車門，揮手讓另外的武警抬起橫桿，麵包車就通過了第一道關口，其實我當時因為緊張，已經把那幾句話忘了個乾淨，只要那武警一問話我就會來個大穿幫，但是這次運氣幫了我。第二道檢查崗我幾乎是如法炮製，作昏睡狀，那武警繞車看了一圈，也看出什麼破綻，一揮手就放行了我們的車輛。於是，我們就這樣來到一個距離香港比較近的一個港口，等待上船出海的時刻。
十三
到了港口蛇頭告訴我們，那條船還在船塢上維修著，什麼時間能離岸尚不清楚。那種關鍵時刻的等待是如此的顯得漫長，以至於我有時候覺得可能被當局抓住何嘗不是一件好事，起碼身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解脫。
蛇頭安排我在港口的一間小客棧裡住下，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房間。我進門後首先查勘了一下週圍的環境，我把窗戶上的木條弄斷一根，如果有人查房我可以從窗戶外的水泥平台上逃到左邊的一個院子裡。晚上睡覺之前，我會用桌子和床把門死死的頂住，以便於有時間從窗戶從容離開。
白天我就裝成啞巴在港口小街上溜躂，那時候單從服裝和舉止上我與當地人已別無二致了，只是不能開口講話。第二天傍晚，蛇頭說當晚港口可能要戒嚴，要我離開客棧躲避，我只好選擇海邊廢棄漁船的船肚子裡貓了一個晚上，那破漁船裡的老鼠和蚊子怎一個多字了得，我躺在一塊還算平順的船板上眼巴巴的期盼著黎明的來臨。
第三天上午，那條漁船終於啟動離開內港，停泊到的港口之外的海域。中午時分，蛇頭見守衛港口的武警都去吃飯了，就叫我們登上一擺渡船，向港口外駛去。那內港與外海之間只有一條狹長的水道，武警們就在水道邊的台階上蹲著用餐。擺渡船經過他們的時候，我頭上頂一張遮陽的毛巾，眼睛直呆呆地望著他們，就這樣從他們眼前劃過。擺渡船已經很接近那條漁船了，但是機靈的蛇頭突然發現有一艘邊防的快艇跟了過來，蛇頭立即叫擺渡船的艄公把船開向另一條船的方向。那邊防船逕自奔我們打算要上的那條漁船去了，當場把我們這船上的人驚出一身冷汗。武警快艇上有人登上漁船，然後把船老大叫到快艇上，快艇隨即返回港口。而我們則佯裝著要找別的船上的誰誰的樣子，捱過那驚心動魄的時光。蛇頭見勢有些不妙，就令艄公駕船返回內港。
我們一干人坐在海邊一個船舶修理廠的角落裡，餓著肚子熬到了下午。消失了幾個小時的蛇頭又回來了，他說不知是哪兒出了問題，邊防武警上船把他們船上的證件收繳了，但是現在事情已經解決，該補辦的出海手續也已辦完。我們又再次上了一條擺渡船，重新在執勤武警的眼皮底下經過，在港口之外，我們終於登上那條勉強能行駛的漁船。我們那幫人是分兩批乘擺渡船登上漁船的，等人一到齊，船老大就急匆匆地下令拔錨起航了。
船舷兩邊的海水越來越清澈，夕陽西下時刻的海風也是如此的涼爽。蛇頭見我們餓得夠嗆，就與船老大商量叫他的手下給我們做一點飯。於是飯菜的香味很快在船艙裡瀰漫開來，視覺味覺感覺所構成的一切都讓人深感愜意。但好景不長，隨著船老大一聲尖叫，我們那號人立即被趕到船艙的夾層裡，原來是武警的邊防巡邏艇追上來了。在夾層裡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武警巡邏艇靠近的聲音，漁船在武警士兵的命令下關閉了發動機，於是船艙夾層上面的每一句話我們都聽得真真切切。
武警登船之後喝令船員們全部蹲下，然後叫船老大拿出所有的行船手續進行檢查。接著武警把船艙的各個角落敲敲打打還問這問那，仔細地把可疑之處搜尋一遍。但是那夾層的暗門設計巧妙，藏在一個為人注意但不易識破的地方，所以我們輕易地躲過了這次搜查。我暗暗佩服蛇頭和船老大的膽量，真不知道他們在荷槍實彈的武警面前是如何應對自如、如何無事一般。武警巡邏艇離去之後，船老大不敢再讓我們出來，只是把暗門打開，讓我們能呼吸新鮮的空氣。
漁船在進入香港水域之後，又被巡邏的香港水警登船檢查，但是我們仍僥倖躲過這道關。但長時間的緊張、飢餓、空氣混濁和暈船反應已經把夾層裡的人幾乎全部放倒，有的人在夾層裡吐得死去活來。
十四
當我從船艙裡爬出來，見到燈火輝煌的香港的那一刻，我心裏感受並非是百感交集，而是非常的簡單具體，那就是從此所謂的什麼教條、什麼學說、什麼的領導與我徹底的沒有了關係，我將不再生活在一個思想被禁錮的世界裡，我自由了！
同樣是一艘擺渡船把我從漁船上送到了一處立交橋附近的堤壩邊，我小心翼翼的上岸之後發現周圍沒有警察巡邏，就從暗處走到馬路邊招手截了一輛出租車，我要去的地方是油麻地一帶的亞皆老街，我在中戲的一個同學的家就在那裡。到了下車的時候，才發現手裡的港幣不夠支付車錢，少了二十元。我就給司機解釋，說初到香港沒來得及兌換，給人民幣行不？那時節人民幣遠不如現在吃香，司機看了我一眼，說偷渡來的吧？我點點頭。他又說了一句：小心一點啦。就叫我下車，自己開車走了。
我坐電梯到了該去的樓層，一敲門，發現我同學不在香港，同學的老爸很熱情，叫我進屋，沖個涼。他就忙著幫我聯繫我要找的人。不一會兒，當時在翡翠臺新聞部門就職的一位劉先生就趕到了這裡，在那個敏感的時期劉先生曾採訪過我。劉先生在噓寒問暖之後簡單地說明瞭要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的方式，劉先生出主意說這事情可以叫另外一個人出面幫助。於是劉先生當即給那位先生去電話，那位先生立即就叫劉先生送我去他家裡。臨走時同學的父親塞在我手裡兩百元港幣，說現在可能需要這個。我推辭不過，又讓我好一陣感動。
我同劉先生一起打車去到那人家裡，那人詳細地問了我的情況，最後他說，照我介紹的情況看，我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應該是沒問題的。他就叫我先住在他家裡，等週一政府機關上班之後就去辦理相關的手續，我到達香港的這天正好是一個週末。我們三人接著相關的話題又聊了很久，直到深夜。那位先生多年來一直有志於香港的民主和民生事業，在首次民選香港議會議員中就以高票當選，這是後話。
也許你現在去香港，那裡信息的多元化與完全開放不會讓你感覺震撼，這是得益於網路發展的結果。但是在那個年頭，突然從一個封閉的環境裡來到香港，就覺得驚訝得不行了，報章雜誌之多，信息量之大，觀點見地之豐富，真令人咋舌。還有那街頭獵獵招展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和將先生的挂像，什麼叫真正的自由社會，不需要你細細琢磨，一切都身臨其境。我得到的第一個體會就是，離開大陸的那一刻起，你在政治上就開始享受正軍級以上待遇，因為當時在大陸有一本關於全球信息的日刊《內參》，那可以本神秘的讀物，上下午各一本，是需要正軍級幹部才能閱讀到的刊物。還有人因為私下傳播《內參》中的內容而陷牢獄之災的情況，而在香港，這些信息就公然的躺在各個街頭的報攤上，出現在無處不在的電視滾動新聞裡。
週末的兩天裡，我見到了在北方認識的幾位香港記者，還有另一位家住香港的中戲同學，他們見我來到香港都十分欣喜，又是請我吃飯、又是替我買衣物、還陪著我到處遊覽，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幾位記者多年後也在世態變遷裡遠離了這個曾經令他們自豪的職業，而學導演的女同學則成為這方面的大腕了，導演的影視劇經常能看到。
週一的早上，那朋友陪我一起來到尖沙嘴，先在一家西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然後他送我去了香港出入境管理局的一個機構，算是我向當局的自首。因為事先已經有聯繫，管理局的人還算客氣，在填好一張表格後，送我到一輛麵包車裡，而已經在車上等著的其他偷渡者則已經被帶上了手銬。香港一個法治社會，像我們這樣的非法入境者如果要獲得正式的拘留身份，都必須經過一個身份甑別過程，而第一步就是先把你拘起來，隨後進行你的身份確認和具體情形瞭解，這一切結束後你如果符合相關的法律條件，你就可以合法的留在香港了。香港關於這方面的法律條款，似乎與歐美國家的法律更為接近。
十五
香港拘押偷渡客的地點之一是在新界地區距深圳不遠處的一個山坳裡，這是我離開那裡在返回九龍的路上時才弄清楚的。汽車沿著一條專門的公路翻過幾道小山坡，就可以看到那個拘押場所。在山坳裡平出一塊場地，四周有高架的鐵絲網，看上去與美軍設在關塔那摩的戰俘營近似。管理人員辦公和住宿是幾排簡單的平房，疑犯則住在一個波紋板的大棚子下面，每個人的空間又用細鐵絲網格分割出來。外圍四周視線所及，沒有農田與村落，只有近處的草坡和遠處的樹叢。床是簡易鋼絲床，毛毯被褥比較乾淨。疑犯相互間可以看見，可以隨意聊天。白天時分各個小籠子的人可以出來自由活動、串門，晚上就必須回到自己的格子裡。有兩名值班警察坐在一個寫字桌後面，那位置可以完全看清所有疑犯的舉動。廁所和沖涼的地方還是封閉的，比較人性化。當然，我所指部分是我這類人所擁有的條件，那些與事件無關的疑犯的關押環境就會嚴格多了。
我在那裡呆了三、四天，有警察分別找你談話，瞭解你的身份和本人在事件中的參與經過。然後警方會通過自己的方式去核實。那棚子裡還住著幾位與我情況接近的人士，但是因為彼此都不清楚相互的底細，而且據說有來自那邊的臥底，所以大家的交流並不多，只是在一起下棋打牌，聊聊風花雪夜。那當值的警察經常給我們找些報紙雜誌來，供大家閱讀消遣。只是當警察拿來一些成人雜誌時，猛然間還是令我們不適應，一是因為這些雜誌在大陸屬於非法的刊物，二是居然是由執法者警察帶來給我們的，但隨後一想，這裡是香港，某種級別的色情讀物是合法的。警察的態度比較和藹，與大陸的相比肯定會讓人舒服一些。印象中那裡的一日三餐還算不錯，菜品豐富有變化，還有水果吃，關鍵在於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我的情況比較明確，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甑別，但負責我這個案子的警察給我講，因為我出去後由政府提供的住所還沒落實，所以我需要多在裡面呆幾天，我就給朋友去電話，說明這裡的情況。那朋友就給警方電話，說我出去後可以住在他的家裡。於是他們給我做了一張帶照片的證件，然後由一位警察開車送我到最近的一個輕軌站，還替我買好車票，我就這樣回到了九龍的朋友家裡，我到港第一天住過的地方。
我之前與那朋友素不相識，他默默地幫助我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好處，這其中除了政見之外，我想可能就是因為他是天主教徒的緣由了。我在他家住過很長的時間，直到我搬去另一位朋友家裡。現在這位朋友擔任立法委員（民選連任），真希望他在這個舞台上能有傑出的建樹。
一件令人感覺搞笑的事情發生在我取得香港的正式居留權後的某天裡，那個誰誰誰的喉舌《文匯報》刊登出一大篇文章，題目為《深圳邊防近事》，內容裡主要宣傳深圳邊防在事件期間是如何奮勇抓捕逃亡分子的，其中一段居然提到了我的被捕，說深圳邊防武警戰士抓獲了在廣場上號稱什麼什麼的被通緝的某某。但此時此刻我已身處自由的香港，這篇文字就成為經典的馬後炮註腳了。
十六
要單獨描述在香港的見聞，可能會形成另一篇長文。只是因為現在國人去香港的人太多，香港的不同之處已為大家所認識，在此就不贅言了。反正那社會安定、新聞自由、經濟繁榮和聲色犬馬給人印象深刻。
在香港正式取得居留許可後，我等被有關方面私下告知，最好轉去第三國比較穩妥，因為我等的身份特殊，香港局勢多變，特別是某些勢力的地下活動也相當活躍，恐有不測發生。我等就開始謀求去第三國的路子，當時我們可以去的地方有多種選擇，如美國、法國、英國和臺灣地區。但是申請的過程還是比較漫長的，需要排隊等待名額，需要再一次經過聯合國相關機構駐港辦事處的身份確認。
我後來覺得老住在朋友家裡臉上有些挂不住，因為他們對我的關照正所謂無微不至。我就搬出朋友家住進了港府機構提供的住所，那是在油麻地缽蘭街的一家位於三樓的賓館。缽蘭街是香港有名的花街，沿街風月場所云集。我們四、五人住在一間帶衛生間的大房間裡，白天大家分頭出去打探去第三國的方式方法，晚上聚在一起就愛聊個未來，對今後的日子大家都充滿期待。我的朋友也在設法為我找去第三國的渠道，我當時想去的地方有美國和臺灣，去美國是因為那裡有許多認識的人，去臺灣則是考慮文化背景接近，可以繼續學習。
港府一直為我們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大約每月在2000元左右。為了讓自己的經濟狀態有所改變，我在同室朋友的介紹下，找了一份跑速遞的工作，這種工作現在在大陸也很普遍了，俗稱小紅帽。我每天來到公司後老闆就會安排我一天的工作，送合同到某公司、去某公司去樣本再送到另一家公司等，這個工作對我而言最大的好處是不用說粵語，而且我對按圖找地點也是強項，畢竟有當偵察兵的地形學經歷。所以我幾乎是公司員工裡完成工作最快的人之一，這也讓我很快熟悉了香港的城區道路。那些時間裏我手裡拿著一本地圖，背著一個俗氣的公文包，風裡雨裡成天搭公車坐地鐵，飛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和高高低低的寫字樓裡，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心情愉快之極。
有時候我還需要抽空去照顧同樣是採用非法方式入境的道中人，為他們做一些簡單的事情，照料起居、購買生活物品等。我真正產生助人為樂的興趣可能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一是受朋友影響，二是我在逃亡過程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幫助。
一天早晨，我朋友來電話，說瑞典現在要接受大陸流亡學生去瑞典，共有五個名額，問我有興趣去瑞典沒有。我說瑞典當然好了，只是之前不知道我有機會去那裡。朋友說那你就去見見瑞典駐香港的領事吧。我立即就答應了。在一處辦公室裡，那瑞典領事準時來了，領事是一位顯得富態的女士。與她見面的還有其他幾位希望去瑞典的人，大家心裏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應對這個問訊。那女士自然首先問大家對瑞典的瞭解，我因為在中戲混了三年起碼對瑞典的藝術還略知一二，就開口與她聊起瑞典的戲劇和電影來，什麼斯特林堡的劇作，什麼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這些內容讓她有些吃驚，她萬萬沒想到在一個比較封閉的國度裡，在校大學生居然還能侃出斯特林堡和伯格曼來，那些人可是瑞典藝術界的泰斗級人物。
十七
我與瑞典在港領事的交談非常有效，第二天中午我就接到瑞典領事館的通知，他們歡迎我去瑞典永久定居，或學習或工作都可以按自己意願行事。並要我抓緊去聯合國相關機構辦理手續，我這才知道，這次通知就我一個人得到，真是幸運之至。的確，瑞典的電影我就看過大導演伯格曼拍攝的幾部片子，如《呼喊與細語》、《野草莓》、《第七封印》等，還有學院曉鐘老師排過的話劇《培爾金特》，但是給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巨大了。我以為能去大師成長生活過的地方薰陶一陣子，那該是何等美美的事情。
聯合國的駐港機構就在油麻地附近，第三天上午，我按約去參加一個標準的問訊，那主辦官員幾乎把香港警方問訊過我的問題提綱與我再對了一遍，看來什麼都是標準化作業。然後是叫我簽署了幾份文件，給我拍攝正面免冠照片，半天時間完成所有我新的身份認證程序——聯合國確認的政治難民。其主要標準是：因為政治或宗教原因，返回所在國家可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若干年以來，當有朋友問及我個人的那段經歷時，我一直沒有像本文這樣娓娓道來。在今天披露那些往事並非是單純想吸引大家的眼球，藏在記憶深處的那些逃亡映像有時候會冷不丁的從腦海裡冒出來，一個個我所認識、不認識但都真心幫助過我的人的面容仍是那麼的親切和熟悉，一次次無私相助的場景仍歷歷在目。現在，我決定將這些故事講給大家聽，主要目的是基於一種感恩的心態，在事情過去了N年之後，我要通過這種方式向曾經有恩於我的你們表達我的敬意和真誠的感謝。這篇文字依然是我真實的回憶，出於對某些問題的顧忌，其中的一些人名我將選擇隱去。）
漁船的馬達聲終於平息，漆黑的船艙夾層裡突然安靜了下來，耳朵裡機器的共鳴聲慢慢減弱之後，海浪輕輕拍打船舷的聲響就漸漸顯得清晰。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電子錶，微弱的光亮顯示出此刻的時辰：北京時間20點47分（某年9月23日）。從行船的時間上判斷我們身處的這艘漁船已經進入香港水域，一剎那間我突然感覺到鼻子的一陣酸楚，我這一次瘋狂的舉動緣於對自由的渴望和企盼遠離恐懼，而現在，在經歷了太多的艱難之後，我成功地達到了自己想投奔的目的地：香港，一名不折不扣的偷渡者則是我到達香港時的真實身份。
我們搭乘的是一艘沿海常見的小噸位漁船，所處的夾層依附於船底的中央，是一個由鋼板焊結成的金屬盒子，面積約有8-9個平米，高度約80厘米。這個設計完全是為了走私物品的需要，這是廣東一帶走私人員各種瞞天過海的船隻改裝把戲之一。所以要藏身於此就毫無舒適可言，在經過近8個小時的海上顛簸後，夾層裡的10來位同行者大多昏昏欲睡，大家分散著躺在冰冷甲板的各個角落裡，空餘的地方攤著一堆堆嘔吐物，暈船、心理壓力、異味充斥和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讓夾層裡的多數人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一陣響動之後，夾層的暗門被打開了，一束耀眼的手電筒筒光亮照了進來。「到了！你們動作快點，馬上出來！」船老大壓低了聲音急迫地告訴大家，這話音剛落，夾層裡立即就生動起來，大家爭先恐後地坐起身子，貓著腰在夾層裡移動著，邁過腳下的污穢物，迅速地從狹小的暗門爬了出去。
夾層的暗門藏在船的某個艙裡，當我通過一段黑暗的通道，探頭從船的窗口往外望去時，那撲面而來的滿目城市燈火頓時讓我激動不已。當我在香港穩定下來之後，我憑著記憶，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灣附近尋找了2天，終於找到了我到達香港時登陸的地方——香港島西環靠近維多尼亞海灣的一處高架橋下面，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四方形避風港。
二
那是一個初夏悶熱的下午，鉛色的天空中飄蕩著黑色的煙霧，孕育著一場隨時要傾盆而來的風雨。當我被好友的自行車馱著吃力地回到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宿舍時，在樓道裡聚集的同學和老師們對我傷勢都大吃一驚：左額頭上有一個隆起的血包，高出原地約4 厘米，經過紗布纏繞更誇張了傷處的造型。我渾身上下都佈滿了瘀血的印跡，從傷痕的形狀看可以判斷出是什麼肢體部位、物體所造成的。
我斜靠在被子上，努力想找一個讓自己舒服的姿勢，盡量不要碰著比較嚴重的傷處。同屋的同學按我的意思幫我收拾衣物，塞進一個箱子裡，我覺得繼續呆在學校裡不是當前的第一選擇。老師、同學在我所在的寢室進進出出，大家在安慰我時都表情凝重，眼裡閃動著淚花，在一種壓抑的氛圍裡我雖接受到的是隻言片語，但我心裏卻有太多的感動。我沒有告訴大家我下一步的去向，只告訴大家我可能要離開這個城市，那一刻我對未來不敢有任何奢望。一位同學交給我1200元錢，這是山東一所藝術院校同學們捐出來的，這些錢在後來的日子裡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所以我願意在此對那些既為謀面、甚至不知道姓名的同學道一聲謝謝。學院當即決定派轎車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我坐著學院唯一的一輛轎車，在老師同學們的目送下離開了長滿翠綠爬山虎的宿舍樓，轎車行駛在街頭時那雨點也開始掉落下來，而在我面頰滑落的則是一滴滴發熱的眼淚。
轎車離開南鑼鼓巷往地安門方向，很快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那是位於廠橋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我一位朋友在院子最裡邊有一間小平房，我打算暫時到那裡住上幾天養養傷。晚上，幾位朋友來到這裡，大家分析了一下時局，但不管如何他們都勸我盡早離開這個傷心的城市。大家說話時都壓低了嗓門，因為前一排房子裡就住著一位老太太，她是街道上的居民代表，平時對我們的言行從來就沒有順眼的時候。但是就是在這個晚上，老太太自己親手做了一大海碗雞蛋面，叫她兒子給我送到房間來，並叫兒子轉告她對我們的擔心，原來老太太是看見我走進院子，我那一副慘兮兮的樣子叫她立即明白了幾分……寫到這裡，眼淚就有些挂不住了，那一刻的感動雖然流經N年，但在我心裏仍是如此的清晰。
第二天一早，一位在中國音樂學院讀書的老鄉用一架小板車拉著我去火車站，趕到火車站時正好有一列火車要發車，終點是山西太原。我臨時補票上車，在車廂坐下後我這副扮相引起了好些人的注意。旁邊坐著的是一位北京交通大學在讀的女研究生，個頭不高，架著一副高度數的眼鏡。經過簡單交流，我們之間大致就有了瞭解，她也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要回到在太原的家裡。她見我傷勢不輕，就叫來列車長，那列車長是一位中年女性，她見狀立刻安排我去硬臥車廂躺著，還安排列車員照顧我的飲食。當天晚上，列車准點到達太原車站，我出站後因為人生地不熟，正猶豫去哪裡落腳為好時，那位交大女生的母親前來接站，當她清楚我的情況後就邀請我去她家裡小住。
三
那位女研究生的家就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她的男朋友也非常歡迎我的到來。我在他們的照顧下靜養了2天，在能夠正常走動時我就走出房門，順著太原著名的迎澤大街漫無目的的瞎逛。那時候太原的氣氛不算緊張，街頭的動盪已經趨於平息。我還去找了家住太原的同學，他們是中戲山西歌劇班的，大家見面喝了一頓酒，談起時局都不住地嘆氣。
第3天，我覺得傷勢有些好轉，腦子裡就有了回學校的念頭，於是告別了那好心的一家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車。遺憾的是我沒能留下那位女生家裡的電話，從此與他們一家失去了聯繫，真希望那些他們好心的舉動事後沒給他們帶來麻煩。多年後我去太原出差，曾試圖找到那片記憶中的宿舍區，但那附近幾條街區已是新建築林立，模糊的印象再次陷入新的茫然。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命運，有時候命運就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讓你不得不相信一些所謂的神奇。我至今也無法知曉整個事情的背景，但從那軍人口裡說出了幾句話之後，才真正開始改變我的命運。就在轉身的那一刻，我作出了一個關於我自己今後命運的決定。
那是在12日的13點左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午後的陽光明晃晃地照著大地，我多半是出於好奇，產生了要回那地方去瞅一眼的想法。我用一頂帽子遮擋著頭部的傷痕，騎著一輛自行車到了那附近，然後推著自行車邊走邊看。約百米之外的路口設有一個軍人的執勤點，有幾位要路過此地前往工作單位的人正向軍人解釋要經過此地的理由。我見周圍氣氛平和，就推著自行車朝他們走去，想近距離看看那熟悉的景致。我已經走到執勤軍人們的面前，那幾人因為還沒被放行仍努力地向軍人們解釋著什麼。我裝出平靜的樣子，彷彿心不在焉地張望著遠處。這時候一個著軍人幹部裝、背著衝鋒槍的軍人逕直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一句「你走吧！」，我遲疑了一下，還以為這裡屬於管制禁區不讓閒人滯留，但是他接下去說出的話讓我驚出一身冷汗，這個軍人見我沒什麼反應，就用更為嚴厲地口吻說：「你趕緊走吧，我們都認識你！你走吧！」軍人說完這話若無其事地往旁邊去了，我心裏當時受到的震撼幾乎讓我呆在原地，但是我立即就徹底明白了那軍人的好意，我故作鎮靜地轉過身來，慢慢騎上自行車，我對那軍人心存感激的同時又感到莫大的威脅，這個「我們都認識你」的說法從何而來？對方幕後都有哪些運作？我將為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越往後想我心裏越不是滋味，一走了之的願望立刻就湧上了心頭。
四
第二天上午，我就坐在了去重慶的火車上，經過幾十個小時的搖晃回到重慶渝中區儲奇門家裡。當黨報記者的父親自然不完全同意我的所作所為，我們之間有過N次激烈的爭論。其實我父親對有些東西在反右時已經明白過來，他在那一次驚心動魄的運動中與恐怖之網幾乎是擦肩而過，單落下一個什麼警告處分。那幾天媒體上接連有所謂「英雄榜」發布，我擔心會不會突然間自己也榜上有名，因此給家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在回家的第二天又登上了去廣州的列車，與家人不辭而別。
在列車上我認識了幾位去九寨溝旅行後回家的青年遊客，大家經過交談很快就相互熟悉起來。在分手的時候還互留了電話，他們還答應在廣州給我做導遊，不料後來當我陷入經濟困境時，就是他們中的一位女孩給了我無私的幫助。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廣州，舉目無親。但是我此行已經有了非常一個明確的目標，先進入深圳，再伺機偷渡香港，與那些是非作一個徹底的了結。到達廣州的當天下午，我就開始著手相關的信息收集，我先是打聽到在火車站前廣場附近有辦理去深圳的證件，到了那裡才發現所有的窗口都因為相同的原因停辦了這項業務。但是路邊有人搭訕，說可以私下辦理去深圳的《邊防證》，為了消除我對事情的疑慮，他們承諾，辦好證件並帶我上火車到達深圳後，他們才收取費用。就是用現在的眼光看，人家的客戶意識那算一個到家。但我畢竟還有幾許遵紀守法的觀念，我還擔心當局有可能拿這件事說事兒，加重對我的處罰。所以我沒有立即選擇這個方案，想看看有沒有更為安全的方式進入深圳。
但是，那時節風聲鶴唳，幾乎所有正常進入深圳的門已對我等關閉。就連我的扮相、我的口音在當地就顯得突出，你去旅館辦理入住、你去叫出租車，人家兩句話後就會問：你是從哪個什麼地方來的吧？隨後會再多看你幾眼，看這張臉是否在「英雄榜」出現過，真是抬舉我了。
我在廣州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中午我就下定決心要與那幫黑道分子打交道，通過他們的渠道進入深圳。我收拾完行李，來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找到昨天見過的那人，經過討價還價，最後以170元成交。他當即帶著我搭乘公共汽車來到郊外的一個照相館裡，拍了證件照，照片很快就沖印出來。他又帶我到了廣州天河火車站，那時候天河一帶還是一個大工地，十分的髒亂。
下午廣州去深圳有一班列車是從天河站發車，我們十來位選擇如此方式進入深圳的人分散坐在空空蕩蕩的候車室裡，我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準備去面臨不一樣的挑戰。接近發車的時間了，那人悄悄地遞給我了一張《邊防證》，我打開一看，除了看出印章是剛蓋上去的以外，還真看不出別的毛病。當時坐火車進入深圳需要查驗三次證件，第一次是上火車的時候，第二次是在列車上，第三次是在深圳出站口。
我手裡拿著這張可能決定我命運的紙片，坦然地走向站台上了火車，途中甚至還給驗證的公安一個微笑，最後憑著這張與我姓名、年齡和出身地不符的《邊防證》順利進入深圳。把費用支付給那人的同時，那張可愛的《邊防證》又回到了他的手裡。
我當時如果要繼續擁有這張紙片，就需要額外支付200大洋，但是我有些心疼銀兩，就沒捨得花這筆錢，結果導致第二天的牢獄之災，心裏怎一個悔字了得。
五
在深圳我還有幾位認識的人，但是在當天天黑前我竟一個沒找著，不是電話沒人接就是找上門後被告知人已去外地，我頓時感到失望之極。那時在深圳，沒有《邊防證》任何酒店或招待所都不敢接收你的入住。夜幕下的深圳一片燈紅酒綠，而我獨自一人，疲憊、不安地在人群熙攘的街頭走來晃去，盤算著下一步的去處。
快到半夜了，我來到一家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在與前臺接待小姐一陣狂聊後，她終於相信了我沒《邊防證》的理由——被朋友拿去買機票去了，而朋友有急事去了廣州。於是我便在那家招待所住了下來，一個套房裡安排了好些個床位，我一看也沒住幾個人。直到半夜我被人們的嚷嚷驚醒去衛生間時，才發現套房裡其實住了好些漂亮的妹子。
第二天早上，我與一位朋友打通了電話，原來他一夜搓麻未歸，現在正準備睡覺呢。好在他住所就在招待所後面不遠，我就趕去見了一面，我們約定白天我就出去四處走走，見見深圳的場面（我當時也就一內地來的土老冒），晚上再回到他家裡住宿，其餘的事情容慢慢商議。
有時候人不能太聰明，我自信有曾經的偵察兵經歷，在面對危險行動時反而會更加細緻，心理承受能力也應該沒什麼問題，結果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上街後買了一份深圳地圖，把城市周邊與香港接壤的部分地形研究了一番，發現往東去的鹽田、小梅沙等地方存在的機會也許多一些，我就搭公車去鹽田和小梅沙一帶實地查看。到了小梅沙，我躺在鬆軟的沙灘上，看著遠處香港水域的那幾個島嶼，通過目測，我覺兩地之間的距離在4公里左右，按我當時的水性游上5、6個小時一定能泅渡過去。我發現小梅沙海灘東面還有一個邊防巡邏艇的基地，我就耐心等待，看看他們出巡的時間安排。我甚至想租一部海邊供遊客娛樂的單人摩托小艇，趁人不備時在海面劃出一道白浪朝香港方向疾駛而去，但我清楚地知道槍支的反應快慢和子彈的有效射程，而且摩托艇的速度似乎也不如巡邏艇，我那個驚險或浪漫的想法才沒有實施。我當時的設計就是先回城採購一些必要的物資，如食品飲水、安全工具等，然後坐末班車到小梅沙，先潛伏在海邊的灌木叢裡，待夜深人靜時再下海順著退潮往外海游去。當然，這是我設計的一個最後方案，如果能得到朋友幫助、有別的辦法可以順利出去我何樂不為。
下午時分我又返回城裡，去商店買了一些相關的物品，然後坐進一家小餐館，默默地把計畫反覆推演，希望找出一些什麼漏洞來。這時候我腦海裡又冒出一個新的想法，我搭車去小梅沙兩次經過沙頭角，我覺得沙頭角距香港那才叫零距離，如果在那裡也有相同的泅渡機會哪豈不是事半功倍？起碼節省大半的體力啊。我想著想著就走出餐館，找到去沙頭角的公車站，毫不猶豫的上車奔沙頭角方向去了。
那時候沙頭角的建築遠沒有現在的多，靠近海邊的地方就根本沒有什麼房子。只是有一條不高的堤壩沿著海岸線修建，有許多納涼的人三三倆倆的在海邊走動。我到達沙頭角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出於警惕先在距海邊遠遠的地方觀察附近的情況，我反複查看覺得好像四周也沒什麼危險存在，在海邊執勤的武警並不干涉那些在海邊納涼散步的人群，我就順著小路慢慢走近海堤。百十來米的對岸就是香港，一個陌生與熟悉的交織的地方。陌生是因為從未涉足半步，熟悉是我知道那裡是一個與我們所處的國度幾乎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把附近的地形位置細看了一遍，覺得沒什麼機會。武警警戒哨位多，在夜裡爬上海灘都相當的困難。就在我打算往回走回到公路上的時候，對我大為不妙的一幕出現了：約一個班的持槍武警分散著朝海邊走來，他們沿路檢查海邊散步人群的證件。我後來才知道，這一地帶一到黃昏時就開始戒嚴，直到第二天天明時刻。而我要回到公路上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只有與他們迎面而過。
我慢慢走近他們，一個武警士兵看見了我，他叫我拿出《邊防證》，我自然沒證件可以出示，就連《身份證》還押在招待所裡，我向他解釋著，說《邊防證》放在酒店裡了、《身份證》與《邊防證》放在了一起云云，這戰士看著聽著突然後退了一步，舉起步槍對著我，「不許動！」他立即叫來另外一個戰友，對戰友說：「這人看起來是一個學生。」靠！在那些日子裡連學生的身份都與疑犯直接掛鉤了。於是這兩位戰士一人擔任警戒，一人上前搜查我的腰包，那些讓人不用聯想就知道你要幹什麼的東西就顯露出來。我腰上繫著的皮帶被抽掉了，只好兩手提著褲子，兩隻烏黑的槍口一直對著我。帶隊的武警幹部聞訊趕過來，滿臉興奮的樣子，連聲表揚那戰士有識別疑犯的好眼力。我心裏那叫一個沮喪，一位曾經見過真槍真炮的偵察兵，居然敗到了武警新兵的手裡，而且敗得十分窩囊。我那時候就暗暗發誓，一定要再來一回，一定要贏上一次。這就是我的性格，一切本性難移。那一天是6月24日，我一輩子都記著這個日子。
六
我被帶到了武警部隊的營地，在簡單審問後就把我關在一個建在操場下面的籠子裡，三面磚牆，鐵欄杆為門。因為地處室外，那哼哼著小曲的花蚊子便從鐵欄外紛至沓來，前仆後繼地與我玩起了博弈遊戲。我坐在地上，雙手不停地驅趕著蚊子，但效果還是逐漸在我身上多處區域顯現出來。我聽出有幾位戰士是四川人，就主動搭話攀老鄉關係，不為別的，就是想他們給我弄幾盤蚊香。還真有一位戰士給我拿來了兩盤蚊香，算是救急。到了後半夜，不知道英勇的武警戰士在哪個場合抓來幾位 MM，就關在我號子的隔壁，這下可熱鬧了，幾乎是整個晚上，那幾位MM就不停給與哨兵聊天，話題之廣泛和大膽，真出乎我的意料。後來我在深圳收容轉運站也遇到同樣的一幕，那是後話。不過我特理解血氣方剛的戰士有這樣的所為，畢竟我也是當過兩年兵的。
早上天剛亮，幾位官銜不低的武警首長駕車來到這裡，把我從簡易籠子裡提出來。就讓我坐在操場邊的石凳上，把我圍在中間開始了細緻的審問。我還是昨天晚上的那套話，動機源於對深圳發展的好奇，但是明白在沒有邊防證的情況下來深圳也是不對的，一時的糊塗而已。偷渡？連想都沒想過。那些東西？平時就有買零食的習慣。吹氣的塑料球呢？給我侄女買的。他們就是不信，但是缺乏我偷渡的證據。不過他們對中戲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好像有所耳聞，便一再指責我們往日的種種不是。我也就聽之忘之，不會去當面計較什麼。
接著，他們要按規定把我移送深圳公安系統，於是用吉普車把我押解到深圳公安局，在一間辦公室裡辦完交接。負責我這個案子的警官是一個瘦瘦的中年人，是個處長。他看完我前面的筆錄後，說「喔，原來在五十軍當過兵的。」我問他是哪個軍的，他回答是四十一軍的。我就告訴他，七九年我在廣西參戰時我們師就是配屬他們軍的。他說是的是的，還問了一些作戰時的細節，這幾句話顯然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問我吃飯沒有，我說從昨天晚上起就沒吃飯了。
處長馬上叫一位女警員出去給我買盒飯。有意思的是那位女警員買回盒飯後，就一直在我身邊看著我吃飯，不時地問上一兩句話，可以看出她對事情背後故事的關心和對我的同情。
吃完飯，處長說要開車帶我去市拘留所。在去的路上，我對處長說，聽說新人初進拘留所，都會有一頓「殺威棒」伺候？處長說沒那麼嚴重，我會把你安排在一個模範倉裡（深圳公安內部把監號叫作倉，不知別處是否也是如此稱呼）。一切都按例行手續：搜身、搜個人物品、登記，然後大門被重重的關上，而我，已經在門的裡面呆著了。那個拘留所剛修好不久，裡面也沒關幾個人。我這間倉裡同時還關了一個學生。
我清楚地記得，負責我這個案子的干警在二十四小時內，連續提審了我四次，不論是半夜或者清晨。算我記憶力好，他們每次得到的記錄都是一樣的，同樣的問題自然會有前後一致的回答。最後一次審問完，在我在筆錄上簽字以後，一位主審官說，現在我們已經問完了，接下去也不會有什麼記錄，你就告訴我們，那些事情到底是如何如何。我笑著說，你們會有錄音機的。那主審說，真的不會錄音的。我思索片刻，堅持說：我把知道的都說完了，事情背後的故事都在報紙裡和電視上披露了，還是以喉舌說的為準吧。大家相視一笑，再沒有多言。
七
到了第四天，他們說要把我移到別處，我忐忑了半天，不知道當局對付我們的後續手段為何。結果是把我從拘留所移到了收容所，而收容所就在拘留所的隔壁。處長果然沒有食言，把我放到了一個比較文明的倉裡。全倉10人，大多與走私行為有關，還有一個小偷，在倉裡明顯被人看低。我因為有人照應，進倉後就被指定睡靠近倉門的第三號床位，這就意味著我在這裡面的地位排行第三，跟政治局排座次似的。新進倉的人就有一項工作任務，負責天天打掃衛生，好在倉內面積不大，就一個大炕似的床，一條狹窄的過道，最裡面挖有一便坑，打掃乾淨對大家都有好處，我便堅持擔當起清潔員的角色。
讓我簡單地描述一下呆了兩個月的深圳收容所的建築設計、裝修風格和物業管理吧。兩道大門後面是一條通道，左右兩側分出三、四條支通道。主通道的兩邊是物管人員的辦公區和醫務室，支通道的一邊是一排編有號碼的倉，另一邊勉強算是一條綠化帶，生長著小樹和雜草。每個倉的後面有一個三面牆的露天小院，院子頂部裝有鳥籠一般的鋼筋，院子面積約八、九平米，是供倉友放風的場地，中間有一道自動化的鐵門，一天按時開關兩次。倉的上部有兩個加了防逃鐵欄的窗口，管教們在上層走廊上就可以將倉內的任何角落一覽無餘。倉鐵門上方有一個對話口，是管教要找人說話用的，下方還有一洞，專用於給倉裡送飯送水。收容所的最外圈有一道約四米高的水泥牆，上面還架有電網。自來水的源頭估計是直接與水塘連接的，一到下雨水就會變得沙沙的、黃黃的，完全符合綠色環保要求。整個建築為混轉結構，大面積的白牆，紅色的標語和黑色的門應該是全所的主色調，簡單明瞭。倉裡的燈在夜是不會關掉的，以便於夜間的管理。每天送兩餐飯、送一次溫熱的飲用水（怕咱們燙著了）。每週有一次肉食，多數時候是大肥條做的紅燒肉，因為皮上的豬毛太多，我給它取名為「刷子肉」。如果遇到米飯裡糠太多，就放些自來水進碗裡，攪和攪和，讓糠浮上來然後隨水倒掉。不定期會有額外的燒鴨或燒鵝、方便麵、腐乳、魚罐頭、飲料等食物送到倉門外出售（用兌換的代金券購買），價格就物以稀為貴了。因為所裡隔三差五的會安排大家做一些手工活，把半成品的塑料花組裝起來，所以偶爾也有由此帶來的伙食改善。所裡還有一間醫務室，條件尚可。
說到這些，就必須提到所裡的管理人員，心平氣和地講，那裡的管教人員是比較稱職的，對倉內人士管理有度，態度較為和藹。對我們這樣身份的人，更是客氣有加。印象裡所內有像我這號的人有6、7 位。其中一位所長几乎每天上班後都會來我門外聊上幾句，讓我安心地呆在這裡，等候上面的裁決。負責我這個倉的管教是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平時還給我找書找報紙看，還叫我去辦公室打掃衛生，變相的給我放風，到了辦公室可以喝喝茶、與警官們聊聊天。那位駐所大夫更是一個好人，常常叫我去醫務室坐坐，話題毫無禁忌，討論也很深入。我初來乍到對這裡警官的素質普遍較高覺得有些詫異，因為我在內地對這種場合的內幕瞭解得相當的多。我判讀這可能當地與香港接壤，香港那種法治的觀念或多或少都傳入影響到大家的言行，還有就是所裡有部分香港人士在押，大家的言談舉止都比較注意一些。但願我這些表揚不會給所裡的警官們帶來什麼不便，只是誰現在還想拿多年前的往事來找茬，以此來打擊同事，那真叫卑鄙得到姥姥家了。不過裡面銷售食品的物價偏高，不知今日降下來沒有。
八
在倉裡的日子節奏很慢，沒有了鐘錶我們確定時間的方法，就是看陽光映在牆上的影子到了什麼位置，光線劃過牆上一道道粗糙的刻度，提醒我們該吃飯了、該放風了，如果遇到陰天，時間概念就變得模糊。大家能玩的一是打牌（鋤大地），二是看書、看報，書藉以武俠小說為主。相互交流案情和法律知識也是一個重要的活動。閑極無聊還可以看螞蟻搬食物、搬家，或獨自面壁發呆。放風的時候十來號人就圍著小院跑跳，做俯臥撐。但是令人最難受的是幾乎所有倉裡的人都染上了皮膚病，人身上的許多部位出現潰瘍，逼得大家有時候寧願全天候裸體，反正倉內外全是男性，管教也就不太在意這事。
所裡唯一的一間女倉，就位於我們這排的第一間，有一次某警官告訴我說，關押的女疑犯裡有一位好像是你的校友，是廣東什麼文藝團體的人，也是因為與我差不多的原因關進來的。一天上午，那警官帶我從那女犯倉門經過時，還專門叫那位女士與我隔著倉門聊了幾句話，那女士年紀或許比我大一些，好像也著戴眼鏡，她神情坦然，對我說了幾句安慰和鼓勵的話，當時有一種悲情和感動湧上了我的心頭，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我努力使自己平靜一些，故作堅強地點點頭，也說了幾句意思相同的話，警官就催促我趕快離開。畢竟還是學藝術的人，感性的東西多一些，遇到這樣的場面就容易動情流淚。真希望那位女士現在一切都好。
時間一長，我對倉裡的許多內幕也逐步瞭解，如倉與倉之間如何傳遞信息，怎麼能買到嚴禁銷售的香菸、怎麼把信件夾帶出收容所或者帶信件進來，我甚至還見過倉裡還藏有用於磨斷鋼筋的薄砂輪片，可見另一個世界的精彩。大約兩週之後，排在我前面的二位同樣的走私罪名，一個被起訴，一個被判勞教。他倆離開後，我居然就成為倉裡的第一負責人。但是我從來沒做一件欺壓同倉的事情，反而同大家一起把衛生做得更徹底一些，經常與大家玩玩遊戲或說說葷段子什麼的，大家關係十分融洽。
時間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慢慢的溜走，我通過看報紙也覺得外面的局勢似乎也穩定下來。我問所長，我們什麼時候能得到一個最後的處理結果？所長顯然不清楚事情的進展，只有安慰我別著急。記得是八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有了一個注意，我認真地寫了一個字條，上面寫著：「我有還重要的事情要報告」，條子經管教轉交給了管這個案子的人。第二天下午，那個我見過幾次的人出現在我所在的倉外，令人意味深長的是，那人並沒叫我出去單獨聽我所謂的報告，而是一見面就大聲說：你的問題不都交代清楚了嗎？你還有啥好說的？我就給他解釋，說現在臨近開學了，如果我沒什麼問題是否可以放我出去，如果有問題就請你們該怎麼著就怎麼著。那人回答說，你這個人的情況比較特殊，一般的人我們把材料報到當地後人家很快就能給個答覆，我們就該放放、該送走就送走了，而你的材料報到原籍後就一直沒什麼動靜。要不我們再問問他們吧。我與他就這麼簡略的幾句對話，那人隨後就離開了。
第二天下午3點鐘左右，管教在倉外叫我的名字，說要放我出去。我毫不在意地說，你開什麼玩笑？那天正好有一位經濟問題上出了麻煩的人關進了我們倉，他一進來就擔心挨打，我給他解釋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他就按慣例開始給大家簡單講述他的案情，這時候管教就開始叫我了。管教說這是真的，並揮了揮手裡的紙條。我將信將疑，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出了倉門後在辦公室見到了昨天見過的那人。那人說，我們再次給那面發去信息，但是那邊仍沒回應，我們覺得你就一學生，也沒做什麼天大的事情，所以決定釋放你。但是我們需要把你交給民政部門的收容遣送站，由他們送你回當地。我說你們為什麼不能直接放了我？他解釋說以前是可以這樣做的，但現在不允許這樣做了。
九
我離開深圳公安收容所的時間為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一輛吉普車把我和另一位來自同一城市的哥們兒，一起送到深圳的收容遣送站。那哥們兒也算倒霉，因為上街未帶身份證，加上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就被夜巡的警察查獲後送進收容所，這一身份核實工作一搞就是一個半月，據說是當時需要核實的人數太多了。
民政系統的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明顯的比警方要嚴厲得多。關押場所的條件更是糟糕之極。一進大門在辦理登記的時候就每人收取五十元，說是當晚的餐費。然後大家被要求按來自祖國不同地區分開，列成方陣在陽光下的操場上蹲著，等待由各處押送來的人到齊，四周有威武的武警戰士持槍監視。由於在深圳做小姐的被抓獲後也是通過這一渠道被驅逐，所以被收容人員裡靚女如雲。到了下午四點來鐘，晚餐就送到了操場，每人發了一盆蒸熟的米飯，上面還有不多於十條的咸菜乾。這是我享受過的最貴的晚餐之一，所以印象深刻。在張揚的管理人員來回走動的催促聲中，那碗飯吃了一半就再無法往下嚥了，因為連一口菜湯都不提供。大家把搪瓷碗碼成一堆後，就按男女分別趕進一間大屋子，百十來人一起擠在約三十來平米的房間裡，裡面除了有一個水泥砌的檯子和一間髒得幾乎無法涉足的廁所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供人住宿。大家只好擠坐在水泥台上，看著鐵窗外的天色漸漸轉暗，直至夜幕完全降臨。
我與那位哥們兒一起聊著相互的境遇，兩人唏噓不已。那一夜唯一的樂趣，是隔壁女監裡的那幫膽大的女流與室外擔任警衛的武警戰士，整整調了一夜的情。戰士每小時換崗一次，但是他們之間放肆的曖昧話題就從來沒中斷過，相互間的過招那叫一個精彩。直到天邊現出微明，雙方的精力都耗費得差不多了話音才減弱下去。那哥們兒有一位女朋友也在深圳，當她知道他被轉送到這裡來後，就積極展開了外圍的營救工作。半夜時分，突然房頂的天窗外有武警在叫那哥們兒，我倆深感詫異。那武警隨後就叫他到天窗下面接東西，隨著幾個魚、肉罐頭，幾個水果就此從天而降，在全屋人羨慕的眼光中砸在了他手裡。哥們兒告訴我說肯定是他女朋友的所為。
第二天上午，全體人員被押上幾輛破舊的大巴車，經過一段時間的行駛，大巴車開進了深圳邊防管制線外的樟木頭鎮收容遣送轉運站。這個轉運站更讓人感覺恐怖，一個不大的空地四周都是黑乎乎的關押人的房間，條件十分簡單惡劣。大家將在這裡按原籍地區不同，分別關進房間裡，在湊齊一車後就沿途轉交到各地的收容轉運站，直到把你我送回原籍所在地為止。
我們下車後全部被要求蹲在空地的一側，一位胖胖的中年管理人員手裡拿著大家的材料，他叫到誰誰就加入到另一個區域去蹲著，這樣就把收容人員各自的原籍區分出來，便於再分別關進不同的房間。當他叫到我時，在材料上多看了幾眼，他叫我到他跟前，小聲地對我說，你這種情況回去就慘了，沿途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他接著問，在這裡有沒有人保你出去？我說沒有，就連「保人出去」一說也是剛從你這裡知道的。他馬上叫來那位哥們兒，問他有沒有人來擔保？那哥們兒說有人。胖胖的中年人立即告訴他說，你把這人也一起保出去吧。哥們兒當即答應下來，我這時看到了收容我的材料上公安列出的收容原因，上面就兩行字：沒有邊防證進入深圳，在審訊中承認在某城市參加過「街頭行為藝術」。由於有收容所裡那人的熱心和正直，我居然就這樣被保了出來，我當時連五十元保費都是那哥們兒給支付的，我當時身上所帶的盤纏也所剩無幾。
走出樟木頭收容遣送轉運站，我與那哥們兒就搭上了回廣州的火車。在火車上，哥們兒與他漂亮的女友還請我吃了一餐豐盛的午飯。本來說好我們回到北方後找時間一起聚聚，但是我回城後沒幾天隨即又踏上了出逃的旅程，就再也沒聯繫上哥們兒。在此一併對樟木頭收容專送站的那位胖哥和哥們兒，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在我命運一個可能出現拐點的地方是你們真摯地幫助了我，讓我度過難關。
十
到了廣州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便急著聯繫北方的朋友盡快給匯些銀兩過來，以解燃眉之急。在那種時刻和我當時所處的背景，要主動找朋友相助還需斟酌一番，因為畢竟大家都有多次運動的經歷，知道與我等打交道或許會有意料不到的麻煩，我也不忍心看到可能出現的尷尬局面。我最後找到一位在中央某新聞單位就職的朋友，叫他給想些辦法，經過他的聯絡，總算找到廣東某新聞機構的人，由廣東的這人接收到匯款時轉交給我。
那時候銀行還沒有電子系統，從北京匯錢到廣州還需要好些天時間，我兜裡的錢實在是不能支撐下去了，到後來連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給我來廣州時在火車上認識的一位女孩打電話，不料那女孩立刻表示願意幫助我。當天晚上，她還請我在珠江邊一座高樓頂層一家講究的
餐館裡請我吃飯，在第二天就託人幫我買到了緊俏的回北方的火車票。
記得那天廣州天空一片陰霾，大雨下個不停。那女孩約我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路口見面，我因為步行加上道路不熟悉就晚到了一會兒，走到那路口時只見她撐著一把尼龍傘靜靜地站在雨裡。她給我車票的同時還塞給我四十元錢，說是給我在路途上應急用的。她還說了些叫我注意安全之類的話，我心裏一激動就有些犯傻，嘴一哆嗦就只剩下翻來覆去幾句感激的話。那女孩當時是在廣州的一家電池廠工作，若干年後，當我有機會再次回到廣州想當面感謝那女孩時，她辦公室的一位同事告訴我，那女孩子已經嫁到澳門去了。
在那些日子裡，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給予我種種形式的關照與愛護，他們不為別的，就是因為我曾經經歷的故事。所以，所謂民心所指自然明確無誤，我以為這就是散佈於民間的一種基本良知和正義感吧。
回到居住的城市後，我覺得局勢好像也不像預計的那麼複雜，便決定回中央戲劇學院去看看，如果有可能還是把書讀下去，畢竟考入中戲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它太來之不易。但是接著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對繼續學習的念頭產生了動搖，讓我下決心再次出逃。
我回到學院後的第二天，去拜望徐曉鐘老師，曉鐘老師當時是學院院長，自然對自己學院的學子一直關愛有加。曉鐘老師對我的境遇非常關心，當我簡單地介紹完在深圳的那段時日後，曉鐘老師立即對我說，你在那裡面呆了這些日子，身體或多或少會有些問題，你不如請病假回家吧。我聽到這話有些猶豫，曉鐘老師又一次表達了希望我請病假回家的意思，曉鐘老師那種關切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話語也許給了我某些暗示。我似乎明白了些什麼，但是我當時還是堅持說要留下來在學校繼續學習。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當晚我們幾個朋友在一起聚會時，有一位在市裡某圖書館工作的女孩對我的出現大吃一驚，她說，就是在昨天，市裡有關部門的專案組成員還到圖書館來找她，要她說出我在那一段時間裏的表現。在幾乎一個小時的時間裏，她重複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瞭解。等那幾人離開圖書館後，她的領導還表揚她說，這次你可能又救了誰。女孩還說，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知道她還認識我的。我聽到這些再聯想到曉鐘老師的話心裏才明白，關於我的幕後故事其實並沒有結束，只是可能他們人手有限，工作量太大一時忙不過來而已。那位在圖書館工作的女孩是畢業於北大的研究生，後來去美國繼續深造，回北京後在美國某政府機構駐京代表處就職。
一位拍過許多影視劇的導演是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想去南方後，就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那是他認識的一位曾經贊助過劇組的福建商人。於是，我再次離開北方選擇的第一站，就是福建福州附近的一個地方。
十一
我離開學院之前，我給幾位同學中的意見領袖含蓄地提到我將遠行的想法，並告訴他們如果開學後有關方面要追查什麼事情，可以把某些責任往我身上推。那天中午我去學院食堂吃了最後一次飯，連碗筷都是同學給找的，記得當天還吃了醬肘子，那可是學院食堂的招牌菜。但是去意已決，胃口並不是那麼的好，幾位男女同學圍坐在一起，談論的話題大多帶有傷感的情緒。即將離開生活了三年的學院大院，心中的滋味實在是不好受。
從踏上去福州的火車那一刻起，我就鐵了心要離開大陸，而福建與臺灣隔海相望，如果有朋友的幫助渡海去臺灣也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時候對臺灣也沒有更多的瞭解，只是有機會在CCTV的某個部門裡看過大量的臺灣華視拍攝的新聞節目，大致知道臺灣社會的生態現狀，同時對那位在八十年代初紅極一時的臺灣華視新聞女主播的語氣神態也頗有感覺。
火車到達福州是出發第三天的上午，火車站還是有大量的警察抽查來自北方乘客的證件，氣氛仍讓人感到壓抑。我拎著簡單的行李走出車站，到站前廣場上找到了要去目的地的中巴車。當天下午，中巴車把我帶到惠安附近，找到那位朋友後，我就在他的安排下去了一個靠海邊的小漁村。那漁村的建築幾乎全部選用石材，從顏色上就能分辨建築年代的遠近。接待我的是一位搞海洋運輸的老船工，我與他們一家人相處甚好。接下去的一週裡，我幾乎無所事事，去海裡游泳、看潮漲潮落，或者聽漁民們講漁村過去的故事，跟著女主人學做幾樣當地的美食。
在與村裡的人比較熟悉之後，我也試圖向他們打聽去臺灣的方式和可能性，有一位朋友說他也許可以做到，但是需要一筆錢去買一艘基本能出海的小漁船，而且送我去臺灣後那船工也需要留在臺灣。一天下午，就在我與這人繼續商量多種渡海可能性的時候，有人來告訴我說，當地派出所的人知道了這個漁村來了一個北方的大學生，正打算前來瞭解一下情況。我一聽這話馬上回到住所收拾行李與那老船工告別，然後叫了一輛載客的摩托立刻離開小漁村。在去城鎮的路上，那輛有警方標誌的吉普車在狹窄的沙地小道上與載著我的摩托車擦肩而過。我到達城裡後立即去了長途汽車站，擠上一班經廈門去廣州的班車。半夜時分，我搭乘的這輛大巴駛入廣東境內，路過汕頭附近時，我突然想起我還認識居住在這裡的一位朋友，我決定下車去找找他，看有沒有其它的運氣。沒想到那位朋友居然在家！
十二
我朋友居住在一個面向太平洋的小鎮上，鎮上有晒鹽工場、一個有模有樣的小碼頭，小鎮上明著的交易以漁產為主，暗著的買賣則是家用電器和香菸走私。全鎮人都是一種口音說話，更沒有人戴近視眼鏡。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訓，出門在鎮上溜躂時一是不說話，二是堅決不戴眼鏡。經過幾天的觀察瞭解，我大致知道了這個小鎮的脈絡，那建得最好的房子是鎮書記的，當時就值四十餘萬。與書記相鄰的是幾位做海外地下物流的好漢，鄰居們都很識趣，自覺地把房子建得比書記的住所要矮上幾分。你在此地感覺不到所謂黨國的氣息，鎮上的事情大多由幾位名流左右，只是鎮上街道牆面的幾條常換常新的標語，讓人明白此地的坐標還在大陸版圖之內。
我通過朋友，認識了幾位鎮上的實力人物，到後來還經常去他們家作客，吃各種叫不出準確名字的海鮮、看他們打麻將豪賭。他們對北方所發生的事情所持的基本觀點與香港社會基本一致，因為他們對香港的熟悉和認同遠遠高於對北方的關心。我向他們提出了去香港的願望，他們表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幫助我，但是需要尋找合適的時機以策安全。
九月中旬快結束的一天，一位當地的朋友告訴我說，有一條船要帶人去香港，問我願不願意一起走，但是那蛇頭他們不是很熟，所以可能需要交給蛇頭一些費用。我說需要多少錢？那朋友說要兩千餘元。這筆錢在當時也算一個大數字，我直說我身邊沒帶這麼多錢，能不能由朋友先給我墊付，我去香港後叫家裡人如數歸還。那朋友說這不是問題，只是需要注意安全，而且如果被抓住也不要告訴是誰安排的此事。我答應不論如何我都會替他保守秘密。於是，我就開始準備隨身帶的東西，並找朋友要了一套當地人習慣穿的衣服，以便掩護自己的北方身份。那朋友還反覆教我說幾句當地的話，因為去那個乘船的地方需要經過兩道邊防武警部隊的防線，如果執勤武警問你是從何而來、到哪裡去，你一定要用地道的方言回答出來。接下來的兩天裡我堅持練習著那幾句話，但是傳到朋友的耳朵裡還是漏洞百出，可見潮州話是多麼的難學。
這天早上，那朋友用自行車載我來到鎮子外的一條田間小道上，那路邊樹叢裡停著一輛陳舊的麵包車。車裡已經有六、七個男女，看得出是也想去香港淘金的。等十來位同行者到齊後，麵包車便挑著鄉村小道狂奔起來，以避免路途可能出現的警方臨檢。中午我們在一個村頭的小賣部裡買了些食物將就了一餐。到了下午，麵包車終於要走向海邊的一個港口，而那兩道邊防檢查站就設在去港口的沿途。
那蛇頭漸漸明白我是來自北方的人了，而帶我們這樣的人出海一旦被查出來後，一般會罪加一等。但是他已經收人錢財，起碼的「職業操守」起了作用，他也不得不面對一下多餘的風險。蛇頭又反覆糾正我需要說的那幾句話，到最後他還是覺得我的口音會被邊防武警聽出來。
遠遠地，我就看見橫在路中間的那根橫桿和路邊站著的三名全副武裝的武警戰士。坐在副駕位置上的蛇頭回頭看了我一眼，叫我別慌張。其實，他此刻比我更為緊張多了。麵包車在橫桿前停車，一位武警拉開麵包車的側門，探頭進來察看，我就裝成昏昏欲睡的模樣，睡眼惺忪地看了武警一眼，然後又閉目，斜頭靠在旁邊坐著的一位人士的肩上，做出要繼續入睡的樣子。那武警把車上的每張臉都掃了一遍，沒發現什麼異樣，他退身關上車門，揮手讓另外的武警抬起橫桿，麵包車就通過了第一道關口，其實我當時因為緊張，已經把那幾句話忘了個乾淨，只要那武警一問話我就會來個大穿幫，但是這次運氣幫了我。第二道檢查崗我幾乎是如法炮製，作昏睡狀，那武警繞車看了一圈，也看出什麼破綻，一揮手就放行了我們的車輛。於是，我們就這樣來到一個距離香港比較近的一個港口，等待上船出海的時刻。
十三
到了港口蛇頭告訴我們，那條船還在船塢上維修著，什麼時間能離岸尚不清楚。那種關鍵時刻的等待是如此的顯得漫長，以至於我有時候覺得可能被當局抓住何嘗不是一件好事，起碼身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解脫。
蛇頭安排我在港口的一間小客棧裡住下，那是一個位於二樓的房間。我進門後首先查勘了一下週圍的環境，我把窗戶上的木條弄斷一根，如果有人查房我可以從窗戶外的水泥平台上逃到左邊的一個院子裡。晚上睡覺之前，我會用桌子和床把門死死的頂住，以便於有時間從窗戶從容離開。
白天我就裝成啞巴在港口小街上溜躂，那時候單從服裝和舉止上我與當地人已別無二致了，只是不能開口講話。第二天傍晚，蛇頭說當晚港口可能要戒嚴，要我離開客棧躲避，我只好選擇海邊廢棄漁船的船肚子裡貓了一個晚上，那破漁船裡的老鼠和蚊子怎一個多字了得，我躺在一塊還算平順的船板上眼巴巴的期盼著黎明的來臨。
第三天上午，那條漁船終於啟動離開內港，停泊到的港口之外的海域。中午時分，蛇頭見守衛港口的武警都去吃飯了，就叫我們登上一擺渡船，向港口外駛去。那內港與外海之間只有一條狹長的水道，武警們就在水道邊的台階上蹲著用餐。擺渡船經過他們的時候，我頭上頂一張遮陽的毛巾，眼睛直呆呆地望著他們，就這樣從他們眼前劃過。擺渡船已經很接近那條漁船了，但是機靈的蛇頭突然發現有一艘邊防的快艇跟了過來，蛇頭立即叫擺渡船的艄公把船開向另一條船的方向。那邊防船逕自奔我們打算要上的那條漁船去了，當場把我們這船上的人驚出一身冷汗。武警快艇上有人登上漁船，然後把船老大叫到快艇上，快艇隨即返回港口。而我們則佯裝著要找別的船上的誰誰的樣子，捱過那驚心動魄的時光。蛇頭見勢有些不妙，就令艄公駕船返回內港。
我們一干人坐在海邊一個船舶修理廠的角落裡，餓著肚子熬到了下午。消失了幾個小時的蛇頭又回來了，他說不知是哪兒出了問題，邊防武警上船把他們船上的證件收繳了，但是現在事情已經解決，該補辦的出海手續也已辦完。我們又再次上了一條擺渡船，重新在執勤武警的眼皮底下經過，在港口之外，我們終於登上那條勉強能行駛的漁船。我們那幫人是分兩批乘擺渡船登上漁船的，等人一到齊，船老大就急匆匆地下令拔錨起航了。
船舷兩邊的海水越來越清澈，夕陽西下時刻的海風也是如此的涼爽。蛇頭見我們餓得夠嗆，就與船老大商量叫他的手下給我們做一點飯。於是飯菜的香味很快在船艙裡瀰漫開來，視覺味覺感覺所構成的一切都讓人深感愜意。但好景不長，隨著船老大一聲尖叫，我們那號人立即被趕到船艙的夾層裡，原來是武警的邊防巡邏艇追上來了。在夾層裡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武警巡邏艇靠近的聲音，漁船在武警士兵的命令下關閉了發動機，於是船艙夾層上面的每一句話我們都聽得真真切切。
武警登船之後喝令船員們全部蹲下，然後叫船老大拿出所有的行船手續進行檢查。接著武警把船艙的各個角落敲敲打打還問這問那，仔細地把可疑之處搜尋一遍。但是那夾層的暗門設計巧妙，藏在一個為人注意但不易識破的地方，所以我們輕易地躲過了這次搜查。我暗暗佩服蛇頭和船老大的膽量，真不知道他們在荷槍實彈的武警面前是如何應對自如、如何無事一般。武警巡邏艇離去之後，船老大不敢再讓我們出來，只是把暗門打開，讓我們能呼吸新鮮的空氣。
漁船在進入香港水域之後，又被巡邏的香港水警登船檢查，但是我們仍僥倖躲過這道關。但長時間的緊張、飢餓、空氣混濁和暈船反應已經把夾層裡的人幾乎全部放倒，有的人在夾層裡吐得死去活來。
十四
當我從船艙裡爬出來，見到燈火輝煌的香港的那一刻，我心裏感受並非是百感交集，而是非常的簡單具體，那就是從此所謂的什麼教條、什麼學說、什麼的領導與我徹底的沒有了關係，我將不再生活在一個思想被禁錮的世界裡，我自由了！
同樣是一艘擺渡船把我從漁船上送到了一處立交橋附近的堤壩邊，我小心翼翼的上岸之後發現周圍沒有警察巡邏，就從暗處走到馬路邊招手截了一輛出租車，我要去的地方是油麻地一帶的亞皆老街，我在中戲的一個同學的家就在那裡。到了下車的時候，才發現手裡的港幣不夠支付車錢，少了二十元。我就給司機解釋，說初到香港沒來得及兌換，給人民幣行不？那時節人民幣遠不如現在吃香，司機看了我一眼，說偷渡來的吧？我點點頭。他又說了一句：小心一點啦。就叫我下車，自己開車走了。
我坐電梯到了該去的樓層，一敲門，發現我同學不在香港，同學的老爸很熱情，叫我進屋，沖個涼。他就忙著幫我聯繫我要找的人。不一會兒，當時在翡翠臺新聞部門就職的一位劉先生就趕到了這裡，在那個敏感的時期劉先生曾採訪過我。劉先生在噓寒問暖之後簡單地說明瞭要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的方式，劉先生出主意說這事情可以叫另外一個人出面幫助。於是劉先生當即給那位先生去電話，那位先生立即就叫劉先生送我去他家裡。臨走時同學的父親塞在我手裡兩百元港幣，說現在可能需要這個。我推辭不過，又讓我好一陣感動。
我同劉先生一起打車去到那人家裡，那人詳細地問了我的情況，最後他說，照我介紹的情況看，我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應該是沒問題的。他就叫我先住在他家裡，等週一政府機關上班之後就去辦理相關的手續，我到達香港的這天正好是一個週末。我們三人接著相關的話題又聊了很久，直到深夜。那位先生多年來一直有志於香港的民主和民生事業，在首次民選香港議會議員中就以高票當選，這是後話。
也許你現在去香港，那裡信息的多元化與完全開放不會讓你感覺震撼，這是得益於網路發展的結果。但是在那個年頭，突然從一個封閉的環境裡來到香港，就覺得驚訝得不行了，報章雜誌之多，信息量之大，觀點見地之豐富，真令人咋舌。還有那街頭獵獵招展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和將先生的挂像，什麼叫真正的自由社會，不需要你細細琢磨，一切都身臨其境。我得到的第一個體會就是，離開大陸的那一刻起，你在政治上就開始享受正軍級以上待遇，因為當時在大陸有一本關於全球信息的日刊《內參》，那可以本神秘的讀物，上下午各一本，是需要正軍級幹部才能閱讀到的刊物。還有人因為私下傳播《內參》中的內容而陷牢獄之災的情況，而在香港，這些信息就公然的躺在各個街頭的報攤上，出現在無處不在的電視滾動新聞裡。
週末的兩天裡，我見到了在北方認識的幾位香港記者，還有另一位家住香港的中戲同學，他們見我來到香港都十分欣喜，又是請我吃飯、又是替我買衣物、還陪著我到處遊覽，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幾位記者多年後也在世態變遷裡遠離了這個曾經令他們自豪的職業，而學導演的女同學則成為這方面的大腕了，導演的影視劇經常能看到。
週一的早上，那朋友陪我一起來到尖沙嘴，先在一家西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然後他送我去了香港出入境管理局的一個機構，算是我向當局的自首。因為事先已經有聯繫，管理局的人還算客氣，在填好一張表格後，送我到一輛麵包車裡，而已經在車上等著的其他偷渡者則已經被帶上了手銬。香港一個法治社會，像我們這樣的非法入境者如果要獲得正式的拘留身份，都必須經過一個身份甑別過程，而第一步就是先把你拘起來，隨後進行你的身份確認和具體情形瞭解，這一切結束後你如果符合相關的法律條件，你就可以合法的留在香港了。香港關於這方面的法律條款，似乎與歐美國家的法律更為接近。
十五
香港拘押偷渡客的地點之一是在新界地區距深圳不遠處的一個山坳裡，這是我離開那裡在返回九龍的路上時才弄清楚的。汽車沿著一條專門的公路翻過幾道小山坡，就可以看到那個拘押場所。在山坳裡平出一塊場地，四周有高架的鐵絲網，看上去與美軍設在關塔那摩的戰俘營近似。管理人員辦公和住宿是幾排簡單的平房，疑犯則住在一個波紋板的大棚子下面，每個人的空間又用細鐵絲網格分割出來。外圍四周視線所及，沒有農田與村落，只有近處的草坡和遠處的樹叢。床是簡易鋼絲床，毛毯被褥比較乾淨。疑犯相互間可以看見，可以隨意聊天。白天時分各個小籠子的人可以出來自由活動、串門，晚上就必須回到自己的格子裡。有兩名值班警察坐在一個寫字桌後面，那位置可以完全看清所有疑犯的舉動。廁所和沖涼的地方還是封閉的，比較人性化。當然，我所指部分是我這類人所擁有的條件，那些與事件無關的疑犯的關押環境就會嚴格多了。
我在那裡呆了三、四天，有警察分別找你談話，瞭解你的身份和本人在事件中的參與經過。然後警方會通過自己的方式去核實。那棚子裡還住著幾位與我情況接近的人士，但是因為彼此都不清楚相互的底細，而且據說有來自那邊的臥底，所以大家的交流並不多，只是在一起下棋打牌，聊聊風花雪夜。那當值的警察經常給我們找些報紙雜誌來，供大家閱讀消遣。只是當警察拿來一些成人雜誌時，猛然間還是令我們不適應，一是因為這些雜誌在大陸屬於非法的刊物，二是居然是由執法者警察帶來給我們的，但隨後一想，這裡是香港，某種級別的色情讀物是合法的。警察的態度比較和藹，與大陸的相比肯定會讓人舒服一些。印象中那裡的一日三餐還算不錯，菜品豐富有變化，還有水果吃，關鍵在於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我的情況比較明確，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甑別，但負責我這個案子的警察給我講，因為我出去後由政府提供的住所還沒落實，所以我需要多在裡面呆幾天，我就給朋友去電話，說明這裡的情況。那朋友就給警方電話，說我出去後可以住在他的家裡。於是他們給我做了一張帶照片的證件，然後由一位警察開車送我到最近的一個輕軌站，還替我買好車票，我就這樣回到了九龍的朋友家裡，我到港第一天住過的地方。
我之前與那朋友素不相識，他默默地幫助我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好處，這其中除了政見之外，我想可能就是因為他是天主教徒的緣由了。我在他家住過很長的時間，直到我搬去另一位朋友家裡。現在這位朋友擔任立法委員（民選連任），真希望他在這個舞台上能有傑出的建樹。
一件令人感覺搞笑的事情發生在我取得香港的正式居留權後的某天裡，那個誰誰誰的喉舌《文匯報》刊登出一大篇文章，題目為《深圳邊防近事》，內容裡主要宣傳深圳邊防在事件期間是如何奮勇抓捕逃亡分子的，其中一段居然提到了我的被捕，說深圳邊防武警戰士抓獲了在廣場上號稱什麼什麼的被通緝的某某。但此時此刻我已身處自由的香港，這篇文字就成為經典的馬後炮註腳了。
十六
要單獨描述在香港的見聞，可能會形成另一篇長文。只是因為現在國人去香港的人太多，香港的不同之處已為大家所認識，在此就不贅言了。反正那社會安定、新聞自由、經濟繁榮和聲色犬馬給人印象深刻。
在香港正式取得居留許可後，我等被有關方面私下告知，最好轉去第三國比較穩妥，因為我等的身份特殊，香港局勢多變，特別是某些勢力的地下活動也相當活躍，恐有不測發生。我等就開始謀求去第三國的路子，當時我們可以去的地方有多種選擇，如美國、法國、英國和臺灣地區。但是申請的過程還是比較漫長的，需要排隊等待名額，需要再一次經過聯合國相關機構駐港辦事處的身份確認。
我後來覺得老住在朋友家裡臉上有些挂不住，因為他們對我的關照正所謂無微不至。我就搬出朋友家住進了港府機構提供的住所，那是在油麻地缽蘭街的一家位於三樓的賓館。缽蘭街是香港有名的花街，沿街風月場所云集。我們四、五人住在一間帶衛生間的大房間裡，白天大家分頭出去打探去第三國的方式方法，晚上聚在一起就愛聊個未來，對今後的日子大家都充滿期待。我的朋友也在設法為我找去第三國的渠道，我當時想去的地方有美國和臺灣，去美國是因為那裡有許多認識的人，去臺灣則是考慮文化背景接近，可以繼續學習。
港府一直為我們提供基本的生活費用，大約每月在2000元左右。為了讓自己的經濟狀態有所改變，我在同室朋友的介紹下，找了一份跑速遞的工作，這種工作現在在大陸也很普遍了，俗稱小紅帽。我每天來到公司後老闆就會安排我一天的工作，送合同到某公司、去某公司去樣本再送到另一家公司等，這個工作對我而言最大的好處是不用說粵語，而且我對按圖找地點也是強項，畢竟有當偵察兵的地形學經歷。所以我幾乎是公司員工裡完成工作最快的人之一，這也讓我很快熟悉了香港的城區道路。那些時間裏我手裡拿著一本地圖，背著一個俗氣的公文包，風裡雨裡成天搭公車坐地鐵，飛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和高高低低的寫字樓裡，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心情愉快之極。
有時候我還需要抽空去照顧同樣是採用非法方式入境的道中人，為他們做一些簡單的事情，照料起居、購買生活物品等。我真正產生助人為樂的興趣可能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一是受朋友影響，二是我在逃亡過程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幫助。
一天早晨，我朋友來電話，說瑞典現在要接受大陸流亡學生去瑞典，共有五個名額，問我有興趣去瑞典沒有。我說瑞典當然好了，只是之前不知道我有機會去那裡。朋友說那你就去見見瑞典駐香港的領事吧。我立即就答應了。在一處辦公室裡，那瑞典領事準時來了，領事是一位顯得富態的女士。與她見面的還有其他幾位希望去瑞典的人，大家心裏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應對這個問訊。那女士自然首先問大家對瑞典的瞭解，我因為在中戲混了三年起碼對瑞典的藝術還略知一二，就開口與她聊起瑞典的戲劇和電影來，什麼斯特林堡的劇作，什麼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這些內容讓她有些吃驚，她萬萬沒想到在一個比較封閉的國度裡，在校大學生居然還能侃出斯特林堡和伯格曼來，那些人可是瑞典藝術界的泰斗級人物。
十七
我與瑞典在港領事的交談非常有效，第二天中午我就接到瑞典領事館的通知，他們歡迎我去瑞典永久定居，或學習或工作都可以按自己意願行事。並要我抓緊去聯合國相關機構辦理手續，我這才知道，這次通知就我一個人得到，真是幸運之至。的確，瑞典的電影我就看過大導演伯格曼拍攝的幾部片子，如《呼喊與細語》、《野草莓》、《第七封印》等，還有學院曉鐘老師排過的話劇《培爾金特》，但是給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巨大了。我以為能去大師成長生活過的地方薰陶一陣子，那該是何等美美的事情。
聯合國的駐港機構就在油麻地附近，第三天上午，我按約去參加一個標準的問訊，那主辦官員幾乎把香港警方問訊過我的問題提綱與我再對了一遍，看來什麼都是標準化作業。然後是叫我簽署了幾份文件，給我拍攝正面免冠照片，半天時間完成所有我新的身份認證程序——聯合國確認的政治難民。其主要標準是：因為政治或宗教原因，返回所在國家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