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通脹的政治風險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大轉折就是從高增長低通脹轉向高增長高通脹。中國當局起初不願接受這一事實，試圖玩弄統計數字來自欺，但最近他們終於認識到，繼續這樣做不僅沒有意義，而且非常危險。7月26日，胡錦濤召幵政治局會議研究經濟形勢，7月30日，國家發改委發出通知，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提價，也不得隨意干預市場價格的上漲，頗令地方政府「左右為難」。

大陸最高當局對此次漲價風潮神經高度緊張，是有充分道理的。中國自改革以來兩次大的通貨膨脹，都給最高當局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1988年的通脹更是導致趙紫陽下臺的重要因素。1994年的通脹，朱鎔基為了平息城市居民的不滿，採取了一系列犧牲農民利益的反市場化措施，所謂的「菜籃子」、「米袋子」工程，不僅浪費了大量財政和金融資源，而且對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帶來極不利的深遠影響。朱鎔基之所以沒有為此付出個人的政治代價，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政策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六四後農民在高層已完全失去了代言人。

此次再度由食品價格推動的漲價風潮，將給現在的中共高層帶來多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在享受了多年高增長低通脹之後，中國對高通脹的承受能力究竟是增強了還是更加脆弱？這兩個問題顯然已出現在所有熟悉中國改革過程的人的頭腦中。表面上看，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今非昔比，國家的財力更是空前雄厚，更重要的是，這些年來政府一直在進行所謂「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都換了一幅「現代企業制度」的面孔，如果以這些現象來判斷，中國承受通脹，尤其是食品價格推動的通脹的能力應該是大大增強了。但是，瞭解中國經濟底細的人都清楚，高通脹，尤其是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價格為主的價格飛漲，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政治風險。

這首先是因為，對基本消費品價格極其敏感的窮人的數量和比例，都大大增加了。八十和九十年代，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對食品價格並不敏感，敏感的主要是城市居民，不少城裡人雖然手捧鐵飯碗，但還是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他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原因很多，食品漲價只不過給了他們一個發泄的藉口。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了，有兩億農民進了城，幾千萬國企工人下了崗，還有幾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而與此同時，一批人借所謂「改制」，借所謂「土地幵發」大發橫財。在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下，簡單地犧牲農民利益來緩解通脹的政治壓力已不可能奏效。

麻煩就在於，這些年來，政府的錢雖然越來越多，但正經的本事並沒有提高。地方政府更是一有風吹草動，就藉機搜刮民脂民膏。前不久，某縣政府就借豬肉漲價，學朱鎔基當年的辦法，在本縣實行豬肉專營，實際上是把好處給了自己的人，結果是引發全縣屠戶和肉販子的集體抗議。蘭州市政府干預牛肉麵的價格，則導致牛肉麵質量全面下降。地方政府利令智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越來越成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正因如此，才會出臺那個緊急通知，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干預市場。

那麼，這一輪通貨膨脹究竟會不會引發全面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呢？決定這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的所謂宏觀調控，如果在信貸和匯率管理方面出了大紕漏，使中國經濟從高增長高膨脹，發展為低增長高膨脹，那才是中國領導人最大的噩夢。所以中國領導人絕不敢把增長的速度放慢，但這樣一來，許多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只能再次讓位於失衡的瘋狂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