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21 12:29:46作者：三妹
我的一些熱衷於社區活動的中國留學生朋友要辦一個「海外留學生通訊」 ，他們希望我能參與並寫發刊詞，這對我是極大的榮譽。
我問，在發刊詞上我該寫些什麼呢？朋友說，寫寫你年輕時的思想與現在年輕人思想的相同與不同。
我仔細想想，想到的竟都是不同，就連每個人由於年輕自然而生的思想幼稚也由於出生的家庭和年代不同而不盡相同。畢竟我年輕時的年代與現在的年輕人所處的年代非常的不同。尤其我又出身於一個特殊的「紅色家庭」。我奶奶是中共早期黨員，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搞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我的爸爸和兩個姑姑在年輕時就都跟隨我的奶奶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並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先後去了共產黨晉察冀根據地，而後我奶奶又帶著我的小姑去了延安。
生於這樣家庭的人的思想應該是「紅」的，可我最終沒有被紅色的社會、紅色的家庭染紅，這大概與家裡我父親常常來往的朋友有關。
我父親在中共剛建政時是早期的外交、新聞工作者。我父親與新華社的大右派李慎之都屬於新華社的老人。我上小學前，與李慎之家是鄰居，我與李慎之的孩子從小都是朋友。後來我們兩家先後搬家，搬家後還是鄰居。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與李慎之的小女兒一直是玩兒伴。
七十年代中旬，我家已不住在新華社宿舍，可是李慎之還是經常來我家找我爸爸聊天兒，因為著名翻譯家畢朔望住在我家樓上，李慎之每次來，都是先找到畢朔望，然後兩人再到我家一起長談。李慎之、畢朔望、我爸爸這三個人的背景相似，都屬於與中共有淵源的、抗戰時期就參加了中共，有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
一九七五年那年，像李慎之這樣思想超前的知識份子強烈感到風雨欲來的沉悶和壓抑。當時能私下敞開心扉說話的朋友很少，李慎之把我父親和畢朔望看作能說上話，思想一致的可信任的朋友。那時正是「四人幫」猖獗的年代，與九十年代李慎之被解職反而揚名的那段沉悶時期又有所不同，七五年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不斷的瘋狂中，那是個人人都噤若寒蟬的年月。
當時，我是唯一對這些大人談話感興趣的晚輩。直到現在我有了一定獨立思考能力後，我才感到那時我的頭腦有多麼僵化和幼稚，滿腦子裝的都是政府官方的套話說辭。聽這些父輩談話使我的被官方洗腦扭曲的僵化頭腦有所鬆動，尤其其中的一次談話讓我終生難忘。
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為筆名高頻率不斷地在各大報紙發表文章，灌輸給人們許多官方的觀點和說辭。報紙電臺明目張膽地扯謊胡說，而愚昧的民眾對官方的虛假說辭又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照搬附和，這種社會現象使李慎之、畢朔望這樣的知識份子感到憂慮。
一天，在我家聚會時，畢朔望提到梁效的文章，說，「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們怎麼能夠隨便改寫歷史！」 我在旁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歷史是為現實服務的啊！」 在場的三個大人沒有一個人流露出對我照搬官方虛假說辭的幼稚表現的不屑。他們都在沉默深思，一會兒，畢朔望伯伯自言自語地操著他的江浙普通話幽默地說， 「那麼，歷史就應該像棋子一樣可以隨便擺嘍？」 邊低聲自問邊做了一個擺棋子的動作。
雖然當時年輕的我聽了畢朔望伯伯的問話後只是嘻嘻笑，可是他的這個問話卻終生跟隨我促我思考。
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我知道，一個極權政府要維持它的非民選政權的「合法性」，它一定要封鎖新聞，單向製造一些套話說辭來愚弄民眾。比如鄧小平剛上臺時，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一號大字登出鄧小平講話的標題，「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
這句完全沒有法律概念的混話馬上被人們欣然接受，並成為百姓自己的語言在社會中到處流傳。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執行鄧小平講話，在北京全城半夜闖入民宅進行大逮捕。我的女朋友的戀人被抓走，因為他曾經偷了工廠的鐵件，被工廠在公安局備過案。我家保姆的兒子也被抓走，因為他淘氣毀壞過公家物品被街道家屬委員會在公安局備過案。上千名北京孩子被抓、送往青海、新疆。百姓對這種非法的大逮捕沒有任何異議。
各個時期中國社會都充斥著許多不同的對極權政權有利的套話說辭。江澤民時期典型的說辭是「中國人民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這是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對記者提出的「為什麼中國還沒有民主」這一問題的回答。試想，如果美國總統說出這麼一句歧視自己人民的話，美國人民能饒他嗎？遺憾的是，我在海外遇到不少新老中國留學生卻在欣然照搬江澤民這句矮化中國人民的話，而且直到現在，這句官方的套話說辭仍然在海外不絕於耳。我真切地感到，這些照搬官方說辭的海外華人與我當初挑戰畢朔望伯伯一樣的不假思索，只是照搬附和官方說辭的內容不同罷了。
畢朔望伯伯的問話使我對這類官方的套話說辭產生免疫功能，一聽到類似的套話說辭，我的反應是，只要是護著極權政府的話，它一定有問題，而且，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地附和官方套話說辭實在喪失自己的尊嚴。
我一九八六年來美國前去拜訪過李慎之叔叔，他思想仍然活躍，但是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侷限性，尤其對共產黨的感情愛恨難解。
儘管我一直認為李慎之叔叔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積極推動者，本身還不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是我敬佩和懷念的前輩。為了紀念已經作古的思想前輩們，我建議「海外留學生通訊」 的編輯在第一期刊出李慎之的文章「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在此，我以李慎之文中的兩段作為結尾，讓我們看看這些自由知識份子是如何捍衛自己的獨立尊嚴、自由精神的，這個精神才是中國的真正傳統，中國的文化之源、立國之本。
「1957 年以後，大批判在全國已成不可抗拒之勢，自由主義在中國眼看就要滅絕的時候，寫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在猛烈的圍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說：‘我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陳寅恪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話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的銘文中說的。原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後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
三妹於芝加哥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序
值此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一百週年之際，最要緊的是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自由主義並不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它傳入中國不過一百來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樣，既然傳入中國就必然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相融合，其意義與作用則遠非佛教可比，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義當然也不僅僅是北大的傳統。中國至少有一批知識份子，從北大以內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曾有幾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確確實實是北大人。
第一個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國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長的嚴復。他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但是因為「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怕中國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諦而誤解為可以「為放肆、為淫佚、為不法，為無禮」，特地費盡心思譯作《群己權界論》，給中國帶來了自由的經典定義：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須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
1895年，面對甲午戰敗後岌岌可危的中國，總結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嚴復發表《論世變之亟》，明確提出：西方富強而中國貧弱的關鍵就在「自由不自由異耳」。
1902年他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正式成了「北大人」，1912年出任北大改名後的第一任校長。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危d包」的方針，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正是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北大出現了中國學術史上自稷下學宮以後從來沒有過的百家爭鳴的局面，脫離政治權力而獨立的品格，以後在1919年形成了震動全國的五四運動。
繼蔡元培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長十五年的蔣夢麟也把「大度包容」作為辦校的方針。繼續為北大、也為中國培養自由主義的元氣。蔣夢麟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裡好撐船’，本校肚裡眼看駛飛艇才好。」
自由主義雖然以北大為發祥地，但是一經傳佈，其感染力是很強的。漸漸地以全國各大學為中心，都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五十年代並入北大的燕京大學，其校訓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自由主義流行在許多校園中和社會上，又通過《大公報》、《申報》這樣的媒介，擴大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
北大可以永遠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播種者和啟蒙者。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的自由，都有發展自己的創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損害他人的自由。事實證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
在人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裡宣告，他們的理想社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種制約的機制，使社會有序發展，同時阻塞了產生專制暴君的門路。
但是，中國畢竟是幾千年皇權專制的傳統極深極厚的社會，經過幾十年學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義在有幾億人口的中國社會，也只是浸潤到了薄薄的一層。它的根扎得太淺，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歷史的狂風暴雨中，它曾瀕臨滅絕的境地。
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曾經擔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陳寅恪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話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的銘文中說的。原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後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
1957年以後，大批判在全國已成不可抗拒之勢，自由主義在中國眼看就要滅絕的時候，寫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在猛烈的圍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說：「我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正是這樣尊嚴、堅強的個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義精神得以維繫於不墮。今後隨著中國的文明進步，這種精神一定會發揚光大，使中國再也不再遭受那樣黑暗悲慘的日子。這是因為自由的要求最終來自每一個人的內心。自由是每一個人天賦的權利。
自由主義者最懂得一個人必須自尊、自強、自律、自勝，最懂得對他人要尊重、要寬容。自由主義者不但樂於聽取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且保護反對意見。他的信條是：「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但是堅決認為你有發表你的意見的權利。」他只是決不寬容扼殺別人的自由的專制者和獨裁者。
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更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們一定要走向這個目標。
我們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年的傳統。中國的更古老的傳統雖然有許多是阻礙自由主義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這樣的主流文化中可以找到與自由主義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資源。太史公蔡鶴卿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第二，我們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須髮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歷史證明，凡是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其績效總是最好的。
第三，我們現在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暢，逆之者亡。」一百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大潮流對中國的影響是無可估量的。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
發韌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
1998年4月
我問，在發刊詞上我該寫些什麼呢？朋友說，寫寫你年輕時的思想與現在年輕人思想的相同與不同。
我仔細想想，想到的竟都是不同，就連每個人由於年輕自然而生的思想幼稚也由於出生的家庭和年代不同而不盡相同。畢竟我年輕時的年代與現在的年輕人所處的年代非常的不同。尤其我又出身於一個特殊的「紅色家庭」。我奶奶是中共早期黨員，一九二六年在北京搞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我的爸爸和兩個姑姑在年輕時就都跟隨我的奶奶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並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0年先後去了共產黨晉察冀根據地，而後我奶奶又帶著我的小姑去了延安。
生於這樣家庭的人的思想應該是「紅」的，可我最終沒有被紅色的社會、紅色的家庭染紅，這大概與家裡我父親常常來往的朋友有關。
我父親在中共剛建政時是早期的外交、新聞工作者。我父親與新華社的大右派李慎之都屬於新華社的老人。我上小學前，與李慎之家是鄰居，我與李慎之的孩子從小都是朋友。後來我們兩家先後搬家，搬家後還是鄰居。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我與李慎之的小女兒一直是玩兒伴。
七十年代中旬，我家已不住在新華社宿舍，可是李慎之還是經常來我家找我爸爸聊天兒，因為著名翻譯家畢朔望住在我家樓上，李慎之每次來，都是先找到畢朔望，然後兩人再到我家一起長談。李慎之、畢朔望、我爸爸這三個人的背景相似，都屬於與中共有淵源的、抗戰時期就參加了中共，有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
一九七五年那年，像李慎之這樣思想超前的知識份子強烈感到風雨欲來的沉悶和壓抑。當時能私下敞開心扉說話的朋友很少，李慎之把我父親和畢朔望看作能說上話，思想一致的可信任的朋友。那時正是「四人幫」猖獗的年代，與九十年代李慎之被解職反而揚名的那段沉悶時期又有所不同，七五年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不斷的瘋狂中，那是個人人都噤若寒蟬的年月。
當時，我是唯一對這些大人談話感興趣的晚輩。直到現在我有了一定獨立思考能力後，我才感到那時我的頭腦有多麼僵化和幼稚，滿腦子裝的都是政府官方的套話說辭。聽這些父輩談話使我的被官方洗腦扭曲的僵化頭腦有所鬆動，尤其其中的一次談話讓我終生難忘。
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為筆名高頻率不斷地在各大報紙發表文章，灌輸給人們許多官方的觀點和說辭。報紙電臺明目張膽地扯謊胡說，而愚昧的民眾對官方的虛假說辭又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照搬附和，這種社會現象使李慎之、畢朔望這樣的知識份子感到憂慮。
一天，在我家聚會時，畢朔望提到梁效的文章，說，「我不能容忍的是，他們怎麼能夠隨便改寫歷史！」 我在旁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歷史是為現實服務的啊！」 在場的三個大人沒有一個人流露出對我照搬官方虛假說辭的幼稚表現的不屑。他們都在沉默深思，一會兒，畢朔望伯伯自言自語地操著他的江浙普通話幽默地說， 「那麼，歷史就應該像棋子一樣可以隨便擺嘍？」 邊低聲自問邊做了一個擺棋子的動作。
雖然當時年輕的我聽了畢朔望伯伯的問話後只是嘻嘻笑，可是他的這個問話卻終生跟隨我促我思考。
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我知道，一個極權政府要維持它的非民選政權的「合法性」，它一定要封鎖新聞，單向製造一些套話說辭來愚弄民眾。比如鄧小平剛上臺時，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一號大字登出鄧小平講話的標題，「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
這句完全沒有法律概念的混話馬上被人們欣然接受，並成為百姓自己的語言在社會中到處流傳。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執行鄧小平講話，在北京全城半夜闖入民宅進行大逮捕。我的女朋友的戀人被抓走，因為他曾經偷了工廠的鐵件，被工廠在公安局備過案。我家保姆的兒子也被抓走，因為他淘氣毀壞過公家物品被街道家屬委員會在公安局備過案。上千名北京孩子被抓、送往青海、新疆。百姓對這種非法的大逮捕沒有任何異議。
各個時期中國社會都充斥著許多不同的對極權政權有利的套話說辭。江澤民時期典型的說辭是「中國人民素質低，民主要慢慢來」。這是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對記者提出的「為什麼中國還沒有民主」這一問題的回答。試想，如果美國總統說出這麼一句歧視自己人民的話，美國人民能饒他嗎？遺憾的是，我在海外遇到不少新老中國留學生卻在欣然照搬江澤民這句矮化中國人民的話，而且直到現在，這句官方的套話說辭仍然在海外不絕於耳。我真切地感到，這些照搬官方說辭的海外華人與我當初挑戰畢朔望伯伯一樣的不假思索，只是照搬附和官方說辭的內容不同罷了。
畢朔望伯伯的問話使我對這類官方的套話說辭產生免疫功能，一聽到類似的套話說辭，我的反應是，只要是護著極權政府的話，它一定有問題，而且，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地附和官方套話說辭實在喪失自己的尊嚴。
我一九八六年來美國前去拜訪過李慎之叔叔，他思想仍然活躍，但是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侷限性，尤其對共產黨的感情愛恨難解。
儘管我一直認為李慎之叔叔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積極推動者，本身還不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但是，他是我敬佩和懷念的前輩。為了紀念已經作古的思想前輩們，我建議「海外留學生通訊」 的編輯在第一期刊出李慎之的文章「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在此，我以李慎之文中的兩段作為結尾，讓我們看看這些自由知識份子是如何捍衛自己的獨立尊嚴、自由精神的，這個精神才是中國的真正傳統，中國的文化之源、立國之本。
「1957 年以後，大批判在全國已成不可抗拒之勢，自由主義在中國眼看就要滅絕的時候，寫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在猛烈的圍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說：‘我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陳寅恪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話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的銘文中說的。原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後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
三妹於芝加哥二00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序
值此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一百週年之際，最要緊的是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自由主義並不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它傳入中國不過一百來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樣，既然傳入中國就必然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相融合，其意義與作用則遠非佛教可比，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義當然也不僅僅是北大的傳統。中國至少有一批知識份子，從北大以內到北大以外，接受了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也曾有幾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確確實實是北大人。
第一個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國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長的嚴復。他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但是因為「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怕中國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諦而誤解為可以「為放肆、為淫佚、為不法，為無禮」，特地費盡心思譯作《群己權界論》，給中國帶來了自由的經典定義：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願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須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
1895年，面對甲午戰敗後岌岌可危的中國，總結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嚴復發表《論世變之亟》，明確提出：西方富強而中國貧弱的關鍵就在「自由不自由異耳」。
1902年他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正式成了「北大人」，1912年出任北大改名後的第一任校長。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危d包」的方針，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正是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北大出現了中國學術史上自稷下學宮以後從來沒有過的百家爭鳴的局面，脫離政治權力而獨立的品格，以後在1919年形成了震動全國的五四運動。
繼蔡元培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長十五年的蔣夢麟也把「大度包容」作為辦校的方針。繼續為北大、也為中國培養自由主義的元氣。蔣夢麟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裡好撐船’，本校肚裡眼看駛飛艇才好。」
自由主義雖然以北大為發祥地，但是一經傳佈，其感染力是很強的。漸漸地以全國各大學為中心，都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五十年代並入北大的燕京大學，其校訓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自由主義流行在許多校園中和社會上，又通過《大公報》、《申報》這樣的媒介，擴大了它在社會上的影響。
北大可以永遠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播種者和啟蒙者。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的自由，都有發展自己的創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損害他人的自由。事實證明，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
在人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裡宣告，他們的理想社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就有可能形成一種制約的機制，使社會有序發展，同時阻塞了產生專制暴君的門路。
但是，中國畢竟是幾千年皇權專制的傳統極深極厚的社會，經過幾十年學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義在有幾億人口的中國社會，也只是浸潤到了薄薄的一層。它的根扎得太淺，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歷史的狂風暴雨中，它曾瀕臨滅絕的境地。
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曾經擔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陳寅恪一生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話是他在王國維紀念碑的銘文中說的。原話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後半生經歷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
1957年以後，大批判在全國已成不可抗拒之勢，自由主義在中國眼看就要滅絕的時候，寫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在猛烈的圍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說：「我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正是這樣尊嚴、堅強的個人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義精神得以維繫於不墮。今後隨著中國的文明進步，這種精神一定會發揚光大，使中國再也不再遭受那樣黑暗悲慘的日子。這是因為自由的要求最終來自每一個人的內心。自由是每一個人天賦的權利。
自由主義者最懂得一個人必須自尊、自強、自律、自勝，最懂得對他人要尊重、要寬容。自由主義者不但樂於聽取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且保護反對意見。他的信條是：「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但是堅決認為你有發表你的意見的權利。」他只是決不寬容扼殺別人的自由的專制者和獨裁者。
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學說，可以是一種經濟思想，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哲學，它更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還有漫長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們一定要走向這個目標。
我們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我們已經有了一百年的傳統。中國的更古老的傳統雖然有許多是阻礙自由主義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這樣的主流文化中可以找到與自由主義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資源。太史公蔡鶴卿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
第二，我們正在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須髮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歷史證明，凡是經濟最自由的國家，其績效總是最好的。
第三，我們現在正處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市場化已成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義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價值。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暢，逆之者亡。」一百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大潮流對中國的影響是無可估量的。
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
發韌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
199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