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傳統與分離運動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意義
因為法輪功問題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無論判刑前還是判刑後，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上都沒有任何豪言大話，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堅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讀他的家書，讀他的精神，卻使我感到，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這又是一個堪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國社會走出黑暗以深刻豐富的啟發。
一．歷史探索的思想理論問題
從七十年代初期，徹底反叛了共產黨及其社會以後，我一直專注思考研究共產黨及其社會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能對人類和中國的危害那麼大，迷惑了那麼多的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個探索使我走向了啟蒙思想傳統、科學哲學。到九零年，對共產黨專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開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這個研究領域十幾年的探索中，對比聯想不斷使我提出很多問題。在今天這個研討會上，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兩個我認為和今天的研討會有關的問題來和大家進行討論。
在當代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專家中，除了阿倫特，我認為，不能把她歸於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幾位都是當代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國的阿隆，後來移居到英國的奧地利哲學家波普，德國社會學家達倫道夫，生在德國、長在美國的弗裡德裡希、布熱津斯基。而幾乎所有的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都和德語世界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人提出了很多經典性的研究極權主義的方法，探索了各種典型的極權主義的特徵。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閱讀當代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達倫道夫的著作的時候，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極權主義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是反對一切傳統，第二是反對近代人類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原則。
追尋達倫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後戰勝了共產黨專制的東歐社會，在抵制、反抗共產黨的四十年的歷史中，傳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蘭、捷克的教會。他們幾乎成為對抗共產黨的精神領域的最後的堡壘。而最差的東德，在最後時刻，星期一和平大遊行也是從教會啟動的。反觀中國，我這個以前的反傳統主義者，儘管此前已經開始改變了觀點，但是達倫道夫的看法還是使我聯想到了更多的問題。難道中國天生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既然共產黨思想不是起源於中國，那麼為什麼沒有看到傳統對於共產黨「反對一切傳統」的抵制？達倫道夫所說的這個特點難道在中國失效？
進一步的探究，開始證實了達倫道夫的思想，我當然既看到以陳寅恪為首的一代傳統知識份子對於專制的抵制，也看到了五十年代民間社會對共產黨的對抗。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後呢，似乎到處是反傳統，而再也看不到傳統對專制的抵抗了。於是疑問變成，難道這個人類社會最具傳統的中國傳統真的讓共產黨連根鏟除了？
就在我疑惑的時候，九九年中國突然爆發了法輪功事件，事件之突然超出我的想像。我自己可說是一直非常關心中國社會的人，而且可以說幾乎和所有的異議人士一樣，拿著放大鏡找共產黨社會的離心現象。但是，在那之前沒有人預料到法輪功出現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深刻後果。
我雖然沒有在此之前就敏感地注意到法輪功，但是過去二十多年科學哲學認識論基礎的探究和訓練，和當時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使我立即興奮地看到，這就是我所一直找尋的那個東方傳統，東方精神的復活，那個共產黨為什麼一定會反對，一定要置之於死地的「傳統」。
這是今天我要講的，在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索中，從讀書到現實的一個的收穫。
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最近這半年在研究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的產物的時候受到的另外一個啟發。
關於一九八九年為什麼中國成功地鎮壓了學生運動，在東歐共產黨卻沒有如以前三十年中那樣採取血腥鎮壓，並且最終共產黨集團崩潰問題，十幾年來在中文世界一直不斷有人在從各方面總結、探索。但是所有的探索還是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敢於鎮壓，而這種鎮壓為什麼居然導致了用鄧小平的話說的二十年的成功。
本來對於這個問題的總結其實並不複雜和深奧。早在東歐集團剛一崩潰，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研究專家們就已經有很多明確地看法。九八年由德國德累斯頓大學阿倫特研究所出版了一本文集《共產黨結束後的極權主義理論》（《Totalitarismustheorien nach dem Ende des Kommnunismus》，Achim Siegel Hg.，Koeln，1998）。在這本書中，克勞斯•馮•伯莫（Klaus von Beyme）在「極權主義—共產黨統治結束後的理論復興」一文中談到八九年東歐的情況時說，「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感到到處是破壞分子和悲觀失敗的氣氛。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專家也有類似的相同的對於急劇改變的懼怕。他們過低地估計了過去那些正常的和西方接觸帶來的緩慢的社會民主化的影響。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完全可以用軍隊來解決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但卻不能用於東歐。」在這篇文章和這本書中的其它一些文章中，還具體分析了七十年代初期以後，東歐共產黨領導人如現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樣，不得不在教條方面有所讓步鬆動，而開放物質方面的放鬆和墮落，這種開放的結果，有傳統的東歐社會的民眾和異議人士，充分地利用了它推動了分離運動。這就造成了上文所說的，在東歐到八九年，民間社會已經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已經和共產黨離心離德了。
然而反觀中國，儘管從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革命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最大的災難，儘管類似文化革命的災難在四九年後，一個接著一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然而奇怪的是，七七年後，甚至七六年的四五鎮壓後，產生出來的不是分離運動，而是對共產黨「更大」的希望。
這種結果導致的當然肯定是，在八九年有人向毛澤東像潑墨，立即被扭送給警察，壓倒性的聲音是對於「好共產黨」的嚮往表白。而就是這一切最終導致共產黨敢於開槍，卻也真的安然有驚無險地度過八九年。
是和歷史上最為專制黑暗的共產黨離心離德的分離，還是亦步亦趨地美化共產黨，幫助共產黨所謂「改革」，度過每一道險灘，這其實是評價七六年以來，甚至四九年以來的在文化、知識、和政治社會領域中的各種思想追求的一個很重要的準繩。
二．王治文先生給我們的啟示
因為法輪功問題而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至今沒有引起中國知識界的關注和呼籲，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一個恥辱，一個令我們慚愧的事實。然而實際上還不僅如此，有些所謂異議知識精英甚至對王治文先生為代表的追求的潮流，毫無感情地給以諷刺，這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要想全面分析王治文先生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恐非一篇短文所能勝任的。在這裡，我願意僅就上面提到的兩點，傳統的復興和分離運動來分析王治文現象給中國當代社會帶來的政治、文化、社會和歷史性的啟示。
1.為什麼殺子之仇不能使一個人背離共產黨，煉功卻使人敢於對抗共產黨政權
一直到被捕的時候，王治文先生都是共產黨員。然而他從九十年代初期後修煉了法輪功，法輪功使他心平氣和地坐牢，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向共產黨討饒示弱。他給女兒的信中，也令我驚異地看到沒有任何「黨文化氣」，有事談事，有情談情，有理談理。這其實應該說是一個奇蹟。因為就在這次殘酷地鎮壓法輪功之前，中國人實際上已經遭受了半個世紀的苦難，半個世紀的災難。遠的不說，就說和王治文先生幾乎同時的另外一位共產黨員。這位共產黨員直到八九六四期間還是一位忠實的黨員，反對自己的兒子以及別人去追求自己的權益。然而，儘管六四她的兒子被共產黨殺死，但是使她不能安靜的至今似乎也看不出是殺子之仇，而是她的兒子是被共產黨認為是暴徒。為此，她十幾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要求共產黨給六四平反，她給汪道涵寫信，去見汪道涵。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為共產黨的「錯誤」痛心疾首的同時對王治文等民眾的追求卻仇恨和冷嘲熱諷，他對這種開始於九十年代初期的追求刻毒地說，「那時人們似乎都煉功去了，街頭廣場，樓群的小片空地，人滿為患。那時出不了英雄，只能出瘋子。」
為什麼這位共產黨員的母親看不到煉功的人實際上是背離了共產黨社會走向了另外一種追求呢？為什麼就在她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視而不見王治文先生實際上已經在監獄中度過了七年，世間已經成千上萬的和王治文一樣的學員被殘酷迫害，很多人甚至和這位母親的兒子一樣失去了生命。
喪子之痛居然沒有使一個人體會到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居然沒有使一個人背離殺害她兒子的集團，這在人間也真可說是一個異數，這也是共產黨社會中的見怪不怪，社會麻木的現象之一。
就在「煉功去了」、「只能出瘋子」的年代之前的四十年，一種普遍的現象是，絕大多數的所謂知識精英，儘管被共產黨殘酷迫害，如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下鄉，但是到六六年還是跟著共產黨熱淚盈眶地搞文化革命，還是進出韶山，到八十年代還是寄希望於共產黨。
事實上絕對不僅只是在八九年才有的殺害和喪子之痛，而是五十年來成千上萬的人不斷被共產黨整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但是，面對如此的罪行，就是這些「知識精英」中的絕大多數人，他們仍然不是自己想進入共產黨，美其名曰改良共產黨，就是緊跟、尾隨，或者諂媚與共產黨。更有人儘管由於出身從一出娘胎就被共產黨打入異類，可還是不斷想從共產黨那裡分一杯羹。
然而，這一次非常令人深思的歷史現象是，九二年煉功去的人，卻逐漸徹底拋棄了共產黨—自覺地，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共產黨。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王治文先生正是千千萬萬的這樣的人中的一員，傑出的一員。
王治文一經進入了法輪功，離開了共產黨，就再也沒有對共產黨流露出幻想，而是把未來建立在自己的追求上，是他要帶著共產黨變化，強迫共產黨變化，而不是繼續跟著共產黨。當然更不是跟在汪道涵們，跟在共產黨的後面哀嘆，「共產黨怎麼竟然傷了知識份子的心」，還如此不承認錯誤。
2.為什麼有人喪子卻向共產黨表白，王治文先生教子卻沒有任何「黨氣」？
我們能夠看到王治文先生的文字很少，然而，但只從他坐牢多年後給女兒的信中，我們就能夠看到。這個人他似乎沒有經過任何努力和思索的坎坷，就天經地義地拋棄了黨文化，黨文風文字。在他給女兒的信中說，
「最近翻了翻《菜根潭》這本書。裡面有關於人生的道理。可以看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也能見到佛家超凡脫俗的禪機，也有道家的清靜無為，樂知天命的說教。聖人的教化，真讓人受益無窮。讀書有助於加強自身的修養，培養高尚的情操。看看古人，聖賢，覺者所講到的真是精闢，總會給我們以啟迪。」
李洪志先生在給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題詞中說，「復興中華神傳文化」。這使我們立刻能夠看到，這兩位曾經是共產黨員的人的精神變化的根本的區別就是回歸傳統和留戀教條的區別，中國文化和黨文化的區別。正是這種區別使得一些或者自己就曾經投入過共產黨，或者自己是被共產黨塑造的人，雖然喪子，雖然自己被共產黨整得九死一生，乃至家破人亡，卻仍然是，也只能是仰望著共產黨。而王治文先生等，卻一經走出，就不卑不亢，心平氣和、義無反顧地走自己的路。
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相背的道路。
正如我在第一節中所談到的達倫道夫所說，共產黨是反對一切人類傳統的。因為它自認為自己代表真理，自認為權力對它來說是致命的重要，為此它對任何傳統，任何其它的倫理道德都沒有感情。這樣一種思想和精神，它是典型的西方的產物，是基督教的政治化，唯物化的產物。一個沒有神的唯物主義的教條是人間最壞的思想精神。
產生於西方宗教傳統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黨，八九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告訴我們，由於它的反傳統和反近代自由人權思想而遭到西方的唾棄。這種產生於西方宗教傳統的極權思想和傾向本來在中國社會應該更無立足之地，因為在中國文明中既沒有那種基督教式的宗教特性，更沒有那種「教條」傾向。然而不幸的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居然讓這種東西在中國生了根，四九年後更利用權力鑄造了中國當代的「共產黨文化」。
然而，這種共產黨文化究其根本卻是懼怕傳統的，所以它一定會反對真正的傳統，如達倫道夫所說，反對一切人類的傳統。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每一種產生民眾生活、正常社會發展中的歷史性傳統，都肯定充滿人性，充滿對宇宙和自然的敬畏的神聖性。而無論人性還是神聖性，都是共產黨這種塵世間的專制極權主義者們所不能容忍的，因為二者都構成了對他們的權力的挑戰。
王治文先生不用任何響亮的政治口號，就掃蕩了這種黨文化。導致這種根本性區別的就是「那時似乎人們都煉功去了。」這種煉功導致的對共產黨的唾棄是一種在根本上，精神上的唾棄。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某些人的所謂政治性的反彈，這種政治性的反彈由於它不具有和王治文先生類似的那種獨立於共產黨思想以外的精神和信仰追求，儘管有時是激烈的，和共產黨政治機器似乎是對抗性的，但是由於他們想要改變、改善的是共產黨內部的某一派別的做法或者策略，所以，他們可以隨時因為共產黨的策略的變化而被收買、整編。例如五七年的很多右派，七六年那些到天安門廣場表達對周恩來深厚感情的人，他們雖然曾經被政治上被整肅，但是究其根本，他們和共產黨及其文化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甚至血脈聯繫。所以幾十年下來，在教條和傳統的問題上，他們永遠沒有回歸到傳統，無論他們說什麼，討論什麼問題，其精神和思想永遠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泥潭滾爬。
事實上，也正是由於他們在泥塘中污染了眼睛，所以，他們看不到人們煉功去了是中國社會經歷了四十多年共產黨的統治後的一個更本性的大進步。這個現象甚至比起那些到天安門廣場上去反腐敗的激烈行動走得還遠。因為煉功的人，在根本追求上變了。當然事實上比眼睛被污染還要嚴重，這兩三代知識精英被污染的是靈魂。因為，當他們發現煉功的人的根本追求後，居然就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放冷箭。
王治文先生為我們展現的傳統與教條的區別對中國當代社會來說可說是一根本性的問題。
3.分離運動和復興神傳文化傳統
回歸傳統的王治文先生，心平氣和地解決了信仰問題，生活觀問題，從而無須那種政治上的口號而走向了一條分離之路。王治文的道路，可說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案例，它使我們看到，傳統與教條的對立是一種文化思想的對立，是一種精神信仰的對立，它反映到社會和政治等的現實問題上，表現出來就是對於那種反人性的極權主義的對抗態度和立場。這就是我在第一節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極權社會的積極追求，一定是一種分離運動，一種離心運動，而不會是那種或者是尾隨在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身後出謀劃策，或者想躋身於極權主義集團，姑且用他們的話說，想把極權主義的破車導向另外一條軌道。
筆者在九十年代中期回北京的時候拜訪包遵信先生的時候，他曾經嘲笑北京經濟學研究所的那些人，和體改委的那些「青年才俊」，一個是在共產黨權力集團的船上，一個是沒有能夠上船，卻在船下拚命出主意，想擠上船。這真是形象之極的比喻。
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到八九年十幾年的時間，由於中國的知識精英的劣質和弱智，在民間社會並沒有從新復甦、培育出一個真正的分離運動。在八九年後，筆者對中國這一段歷史的評價，和那些由於自己無知而盲目自大的所謂「民運」人士的看法相反，認為中國已經落後與東歐社會至少三十年。而從八十年代開始，筆者甚至自己就由於推動離心運動而在所謂「異議人士」中受到打壓。
八十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正是因為上述這些人的努力，所以中國社會儘管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卻在文化革命的十幾年後，絕大多數民眾仍然對共產黨存有幻想。一個沒有信任危及的共產黨政府當然敢於動用軍隊一賭自己的命運。
八九年共產黨軍隊的鎮壓完全是那些體制內的異議份子自己一手釀造出來的氣氛和條件造成的！這就是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史給我們的歷史教訓！
中國在經歷了共產黨統治四十年後，分離，或者說離心真正逐漸形成「運動」，是在九二年之後，在人們煉功去了之後。而這種由煉功到明確地飄揚出分離的旗幟，則是在二零零三年以後，「九評」明確提出黨文化問題，明確提出全面清理共產黨文化和精神問題後。是「九評」和伴隨它出現的退黨大潮在中國社會全面醞釀出離心的氣氛，讓2007年的中國共產黨像八九年的東歐一樣，在呼吸的空氣中到處是不信任，到處是離心離德。
在這一變化中，一部分知識份子也有幸終於由個人結成群體，形成維權運動、自由文化運動。在這一變化中，一部分知識精英，猶豫懷疑地看著「九評」、「黨文化」問題和「退黨」。而在這一變化中，感到自己已經攔阻不住地下滑的共產黨又極力迂迴利用另外一部分本來就不那麼光彩的知識精英，以化解瀰漫在中國社會的那種離心離德的氣氛和大廈將要崩潰前的恐慌。而那些知識精英骨子裡的「黨化」、「奴化」、向上爬卻也仍然在指使他們，企圖利用共產黨的恐慌，向共產黨獻媚，重溫八九年前的春夢，請共產黨讓他們上船。
然而，在兩千零七年，在王治文先生等人用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犧牲為中國打造了如當年東歐社會那樣的氣氛和形勢的時候，筆者在此要發出警告的是，那些歌頌共產黨黨內所謂「溫和派」，高唱「和解」，為共產黨「解套」的人的言辭中散發著血腥味，他們的確有可能為自己謀求到「美妙」的出路，但是對民眾來說，他們會像八九年那樣為我們釀造出共產黨再次動用軍隊孤注一擲的鎮壓的空氣。
要想停止對王治文，對法輪功學員，對一切離心運動的異議人士的迫害，要想讓共產黨在明天不再如八九年那樣敢於動用軍隊屠殺我們，唯一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給共產黨繫上致命的繩索，讓他感到，民眾的任何努力都會讓他們斃命，他們必須俯首就範。這其實也是拯救共產黨現任領導人，使他們像東德最後一批領導人那樣能夠保全性命、安度晚年，而不必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那樣走向斷頭臺。
儘管「九評」和「退黨」，維權運動、自由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已經釀造好了類似八九年東歐變化前的空氣，讓共產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但是，我們還是要警惕那些扒手給共產黨統治集團帶來苟延殘喘的幻想。
為此，今天在我們這場「關注法輪功苦難」的活動中，我要說的是，
任何那種仰視共產黨，並由此而宣揚的和解，都是一種犯罪！
任何所謂的「和解」，換來的都將是屠殺！
共產黨必須無條件立即釋放王治文先生，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和異議人士的一切迫害！
2007-8-31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