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9-07 11:12:12作者：曾慧燕
●引言：
大風起兮黃滿闕，清明蒙塵城欲斜。
風折沙埋猛士劍，高樹猶唱大風歌。
楊建利的「獄中詩」展現了他的抱負。他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運，以致惹上五年牢獄之災。如今，這位集儒風俠骨於一身的民運實踐者，終以自身磨難完成心靈自贖。
「生為自由需風雨，心有豪情敢換天。」
楊建利，一個出身中共老紅軍家庭、「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一個獲得美國兩家名校博士學位的留美學人，由於自幼目睹中國農民的苦難，過早感受民間疾苦；1989年六四事件又親歷血腥屠殺一幕。他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運，並不惜冒險犯難，秉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闖關回國考察大陸工運，以致惹上五年牢獄之災。
首開先例打破模式
如今，這位集儒風俠骨於一身的名校雙博士、民運實踐者求仁得仁，終以自身磨難完成心靈自贖，「修成正果」，打破民運人士「要回國就被投入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模式，他一直堅持不入美國籍，成功獲發夢寐以求的中國護照重返美國與妻兒團聚。在矢志繼續推動民運的同時，他不忘中國國內還有許許多多為理想承受苦難的同道中人，力爭他們早日獲釋。
楊建利獲釋歸來接受《世界週刊》專訪，講述他如何度過五年鐵窗生涯、當日回國動機、成長經歷及心路等。
楊建利原籍山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1986年留學美國，1989年5月以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的身份，攜帶捐款回北京聲援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親身經歷和見證了「六四」屠殺，從此立志投身中國民主運動。
1991年，楊建利以全優成績取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為了系統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民主社會政黨運作和現代政府管理經驗，為中國社會未來的良性轉型作準備，在最大限度內實踐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決定棄理從文，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政治經濟學，2001年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研究員。
與此同時，他積極參與海外民運的具體運作，曾當選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並創辦網路雜誌《議報》，以及設立、擔任總部在波士頓的中國智庫「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
由於楊建利積極參與民運，被中國當局列為拒絕入境的黑名單，1996、1999年先後兩次申請回國都被拒絕。他早已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但堅持保留中國籍，以便用「自家人」身份為促進中國民主化克盡言責，中國駐美領事館卻拒絕發放他有效護照。
2002年4月18日，為考察中國東北工潮情況，實踐「海外民運不能等待」的倡言，楊建利使用他人護照回國，於4月27日在雲南昆明被捕。其後當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間諜罪」判處他五年徒刑。
革命吞掉老紅軍之子
在海外民運隊伍中，楊建利被公認「是一個有留學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僅是一個投身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實踐者，而且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的不懈探索者」。
令人好奇的是，這位出身「紅五類」的革命後代，顯然有別於一般出身「黑五類」、「苦大仇深」的民運人士，為何卻背叛了他的父輩為之流血犧牲的紅色政權，走上一條追求民主的不歸路？
追溯楊建利的思想根源，要回到十二、三歲時。他的父親楊鳳山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中共忠實黨員，曾任游擊隊隊長，解放後任職山東濟南水利廳。楊建利是最小的兒子，從小就會讀書，也很孝順，楊鳳山一向以建利為榮。知道兒子被捕後，他很氣憤，一直吵著要回中國，找以前的「老關係」幫忙。他十多歲就參加革命，無論如何也搞不懂為什麼「革命吞掉兒子」。
2004年，94歲的楊鳳山不顧年事已高，決定回國營救心愛的老么。但在2005年11月，他突然中風，導致左半身癱瘓，臨終前曾經昏迷，醒過來時說想建利，三天後去世。而在楊鳳山中風後住院期間，楊建利的妻子傅湘曾寫信給北京監獄，希望能通融讓父子見最後一面，但未如願。
1963年出生的楊建利現年44歲，由於在革命幹部聚居的大院長大，比外人更有機會「看到共產黨腐敗殘酷的一面」。文革期間作為一個中學生，他曾下鄉為農民抗洪救災，有機會耳聞目睹農民的慘況。「中國農民之苦，苦得令人無法相信。我親眼看到他們每天只能吃一頓，每頓只能半飽。在地裡幹活，累得一頭紮進草堆裡就睡著了。房子四處漏風，隆冬時節滴水成冰，卻沒有鋪蓋……」
楊建利看到農民冬天也只能睡在冰涼的涼席上，心裏非常難過。回家後，他撤掉被褥，嘗試睡在涼席上的滋味。睡了幾天，晚晚凍得睡不著覺。母親氣得罵他「不知搞什麼名堂」。
楊建利還看到農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收成的莊稼大部分繳交公糧。「還要裝著歡天喜地、敲鑼打鼓將自己的血汗收成送給公家，自己卻吃不飽，穿不暖，缺醫少藥。不死不看病，死到臨頭才看病。」中國的農民為何過得這麼苦？「共產黨天天做壞事，講一套，做一套，沒有一個官員真正關心老百姓的死活和民間疾苦。」他開始思考中國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知道得越多，煩惱就越多。當時楊建利許多問題都得不到解答，但悲天憫人的情懷卻根植心間。他的父親生前表示：「建利從小就是非常善良的孩子，看見別人有困難就要去幫助，是個很好的人。」
心地善良富正義感
楊建利與妻子傅湘是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同學，兩人相知相愛。傅湘在楊建利被捕後，腦海中常常「浮現一個心地善良和富有正義感的少年形象」。那是在文革時，楊建利是縣城小學的紅小兵。當時全國都在反資本主義，他的老師也經常派紅小兵們去街頭打擊搞「投機倒把」的小商販。可是，每當楊建利看到在街頭賣水果蔬菜的小販，總是悄悄地讓他們跑掉，以免被其它人抓到。
楊建利說：「這些農民的生活多麼不容易，他們不過是想換一點買鹽的錢，怎麼忍心難為他們。」他寧願自己受責備，也不忍心看到他們一旦被抓到，不但挨打還要沒收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果實。
楊建利做人不但有同情心，還熱心助人。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蕭君回憶：「建利之所以朋友多，最重要的是他樂於助人，因而有很強的親和力和感召力。記得還在北京時，一次我要回老家探親，買完火車票後只剩下三塊錢。他知道後硬是塞給我他手中的一半兒2元。他說出門在外要以防萬一，他自己留在北京總有辦法。……」
「後來，我的父母來美國探親路過舊金山，我擔心他們第一次出遠門又不懂英語會出意外，而我又一時找不到別的在舊金山灣區的同學，所以雖然知道他很忙，我還是試著問他是否能幫個忙，他立即一口答應下來。我想他也許會請他的太太或別的人，但他還是自己去了。去晚了點兒還一再道歉。……」
正是人緣好，見人總是笑嘻嘻的，楊建利回國「出事」後，「得道多助」，他所有在美國的同學，都聯署簽名呼籲中國政府妥善對待楊建利。
六四事件改變了楊建利的人生軌跡，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海外民運。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在北京六部口親睹中共軍隊坦克輾死11名學生的血腥一幕。在火光衝天的現場，他雙手握拳發誓不忘六四死難者。
記者第一次認識楊建利，便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校園內，從北京歷劫歸來的楊建利聲淚俱下講述那血淋淋的見聞，聽者無不動容，乃至悲憤填膺。
楊建利說，在六四事件前，他一直希望從事的是社會工作。他在學生時代一直非常活躍，長期擔任學生幹部，對社會工作有興趣，不過遲遲未下決心放棄他的數學專長。六四事件是個契機，他對中共政權徹底失望，但並不想對立，只希望促進中國憲政改革和平演變，最終目的是讓中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從1986年出國留學到2002年春天回國前，差不多16年間，楊建利只在1989年回國一次，學成回國的念頭一直埋在他的心底。他在1990年紀念六四一週年的文章《輕飄著的沈重》中寫到：「三年前，我的確是帶著失望走的，到自由世界去闖蕩。誰知，與牛頓的萬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國對我來說，離得越遠吸引力越大。」
海外民運不能等待
由於深感「海外民運不能再等待」，厭倦了「只說不練」的楊建利認為，中國大陸正在變革中，他要成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與其在海外「隔岸觀火」，不如冒險犯難，實地考察瞭解大陸情況。經過深思熟慮及周密策劃，楊建利於2002年4月18日從美國飛抵北京，持他人護照順利入關，先後前往撫順、遼陽、大慶、瀋陽、哈爾濱等地考察工潮，26日在雲南昆明機場搭飛機欲取道西雙版納出境時，被海關人員識破所持護照有問題扣查，以致暴露身份。
楊建利被指控「間諜」罪是他原來估計不到的，「我以為他們頂多指控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或顛覆罪」。後來他才發現，當時在海外回大陸被捕的民運人士，幾乎都「同一模式」被指控為「間諜」、危害國家安全，包括大陸留美學人宋永毅、李少民等；而在大陸從事民運的人，則大多被指控陰謀推翻、顛覆國家政權罪。
楊建利被捕前任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經費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等組織。他分析，他被中國指為臺灣「間諜」，是中國不願得罪美國，而臺灣當局是「弱者」，「抹黑術」是北京方面打擊異議人士一貫的手法。「假如中共指控我做了大量民運工作，反而等於為我歌功頌德，因此，只能找一個難聽的罪名強加在我頭上。」
楊建利還發現，中共蒐集黑材料功夫一流，他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發表的言論及行蹤等，中共均瞭如指掌。他以前曾用基金會的名義，寄錢資助大陸一些民運朋友的失學子女，也成了提供「特務經費」的罪狀之一。
他強調，「中共指控我是臺灣間諜完全牽強附會，最後我兩罪並列被判五年，如果我真的是間諜，被判五年算是最輕的。」
問他被捕前是否有坐牢的心理準備？楊建利說，曾經做過最壞打算，但沒想到刑期這麼長，既然事已至此，他當時下決心打破這種「要回國就要進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民運人士回國模式，不惜把牢底坐穿。
傅湘說，當楊建利決定使用他人護照到中國的時候，她本能地意識到他不能去。「我擔心他這一去，我將再也見不到他；我們的孩子，那時分別為6歲和9歲，也將在沒有父親呵護的情況下長大。想到僅僅是由我一人撫養兩個孩子，還要不停地為爭取我丈夫從遙遠的中國出獄而奔走，這一念頭讓我頭暈目眩。我覺得這擔子會重得讓我承受不了。然而，儘管我們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我從未絲毫懷疑我的丈夫，他是在做對得起良心的事情。」
她同時也遇到一個障礙，就是當楊建利被捕後，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有人對楊建利持他人護照回國不以為然，認為既然用他人護照進入中國，就是違反了法律，就應該接受懲罰。「不是說要建立一個法制國家嗎？為什麼知法犯法呢？」
傅湘說：「這種想法始終給我留下陰影，相悖於我對公平的認知。我想，這些人恐怕並不知道事實的全部吧。」
她說，1989年，中國政府把軍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那時楊建利還是柏克萊加大的學生。「對於建利來說，僅僅是憤怒是不夠的。他必須行動起來。他先把學校裡的同學組織起來，然後代表這些同學飛到北京，公開表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支持。他在那裡一直堅持到了6月4日中國政府鎮壓的那一天。這就是他所謂『違法』的第一步。中國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了無辜的市民，然後把那些公開反對其暴力鎮壓的中國公民放在黑名單上，讓他們永遠不能返回中國。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個黑名單上。」
她說，楊建利本來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裡的，也許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數學教授。可是，1989年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為了他所熱愛的祖國能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美好未來，選擇了走現在的道路，奉獻著自己的人生。」
「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我的擔憂可能會讓我不同意他去中國。但作為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人，我堅決地支持他認定是正確的選擇。他的行動不是為了與法律對抗，而是為了爭回他所失去的應有的權利，在這一點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說的再清楚不過：『人的不服從是一個公民與生具有的權利。他寧死不會放棄。』」
為什麼楊建利要使用他人護照呢？他表示，雖然去國多年，他一直保留中國國籍，但他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止入境的49人之一，他的中國護照被中國駐美大使館多次拒絕延期，雖然他曾多次努力提出歸還回國權利，均遭拒絕。為了履行回國的正當權利，他不得已採取非常手段。
一場不公平的遊戲
2003年8月4日，楊建利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中，寫下《不多餘的話》。他指出，他的律師莫少平已經依據中國現行法律的有關條文，就供詞、證詞和其它證據的細節為他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辯護。但令人遺憾的事實是，「中國的現行法律、政府的政策需要以及某些執法傳統和惡習，使我們雙方正在進行著一場極不公平的遊戲。即使按照中國的法律，截止到這一時刻，我也只是一個『被告人』，在法庭宣判我『有罪』之前尚不能做『犯罪人』論處。」
然而，此前楊建利已經被關押了一年三個月零九天 (464天)，「其中，一年兩個月零十天與外界完全隔絕，七個月零六天不允許放風，一年兩個月零十六天不允許接觸任何文字的東西。警方和檢方用了464天的時間為指控我有罪做供詞、證詞等所謂證據上的準備，而我只和我的律師見過三次面，僅用了大約四個小時的時間，在警官的監視下為我做無罪辯護準備。這怎麼可能是一個公平的遊戲呢？」
楊建利悲憤地說，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他長達13年被中國政府堵在國門之外，不允許踏到自己祖國的土地上。這次他終於回到祖國，令人悲哀的是，他只有10天是自由的。經過這段時間的監獄生活，「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在我們中國的法律殿堂上質問一句，政府是依據哪一條法律而剝奪一個公民的回國權的？」
傅湘回憶，楊建利闖關回國後，每天都從中國至少給她打一個電話。當他告訴她，他「正在北京的大街上騎自行車」時，兩人都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我多麼的羨慕他，又多麼希望此時此刻就在他的身邊，像往日一樣騎過長安街，騎過天安門廣場……以後他又告訴我要坐火車去東北。他說那裡天氣很冷，多虧我讓他帶了件毛衣。他還說在國內很開心，回來以後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講給我聽。可是，自從2002年4月27日星期六的上午10點鐘左右，也就是他在昆明的當天晚上，我就再沒有機會跟他通上話。……」
在楊建利缺席的五年，傅湘既當爹又當娘，白天要工作，下班要做家務，照顧9歲的女兒楊子湘和6歲的兒子楊子建，還要經常為丈夫奔走呼號。每天深夜獨自飲泣後，翌晨必須強作歡顏，裝作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送兒女上學。有段時間，子建總吵著要給爸爸打電話，傅湘只好說：「爸爸住的那個旅館很落後，沒有電話。」小子建就會把嘴一撇說什麼supid旅館，連個電話也沒有……。
高樹猶唱大風歌
楊建利最難熬的是坐牢的前半年，對外界的事情一無所知。他惦念高堂父母及稚齡子女，擔心父母的身體健康，憂心子女的教育，更心痛妻子獨力撐起這個家。他越想越憂心，想到疏於身為人子、人父、人夫的責任，非常自責內疚，內心一度非常焦急。幸而身為虔誠基督徒，最終依靠宗教信仰讓自己平靜下來，覺得可能這是「上帝的旨意」。
問他在冒險犯難前，有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他說，儘管事前曾跟妻子作過長談，有過一些心理準備，但直到身陷囹圄後才發現，一旦命運完全掌控在別人手中，所有的準備都是不充分的，原先的估計都是不足的。
他說，最難忘的是入獄不久，獄方暗示妻兒都被掌控在他們手中，這位公認的「模範丈夫」和「模範父親」，一下子被擊中要害。他想，自己受苦受罪不要緊，但連累無辜的妻兒，怎麼辦？他全身無力地靠在囚室的牆上，雙腿發軟，整天無精打彩。
他在獄中曾中過一次風，那是2004年夏，他跟獄方抗爭厲害，獄方不讓他放風，不准他買副食品補充營養，還打他，罰戴手銬兩星期。2004年7月31日中午，他覺得胸悶，腳趾頭伸不直，午睡時輾轉反側。獄警在門孔中窺見，問他為何不睡覺，他說睡不著。獄警發現他嘴巴有點歪，馬上召來醫生，醫生發現他有中風跡象，立即送院治療，後來才逐漸康復。
自從這次生病後，他產生了一些想法，「我有點緊張，如果一旦因為中風癱瘓了，以後出獄就不能工作了，如何能施展抱負？」
他一度發現記憶力嚴重衰退，有些英文單詞怎麼也想不起來。他意識到不能任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如果記憶力完蛋了，那麼一切也就完了。」他決心增強腦力和體力勞動。他在獄中作詩，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以鍛練和訓練自己的記憶力。
最初，沒有紙和筆，創作的詩只能反覆吟誦記在腦中。後來，因他被起訴，獄方發給他紙筆寫辯護書。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將詩詞抄下來。
書法根基和國學根底基礎紮實的楊建利，有些「獄中詩」作得頗有才情，展現了他的抱負。讀他的詩，一個獨特和真實的楊建利在字裡行間躍然而出。如《北京沙塵暴》：
大風起兮黃滿闕，清明蒙塵城欲斜。
風折沙埋猛士劍，高樹猶唱大風歌。
（作於2003年清明）
「楊建利是真正愛國的」
楊建利在五年繫獄期間，有四次提前獲釋機會，但都因突發情況出現反覆。最後一次是2006年9月3日，在美國國會及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以他曾經中風為理由，將他押送北京機場提前遣送出境。
由於他的父親2005年12月12日病逝山東濟南，至死未能達成見兒子最後一面的心願。楊建利堅持要回山東老家拜祭亡父，堅決不肯上飛機，最後只好又將他送回監獄。當初他在自辯書中曾表示，無論刑期多長，都不接受任何違反個人意願、強行遣返的安排，「決心把這條路走通」。
楊建利說，此舉曾造成有關部門的被動，但有關人員反而佩服他的勇氣，沒有怪罪埋怨他。最後他們的結論是「楊建利是真正愛國的」。
今年4月27日，楊建利終於刑滿獲釋。當局最初以他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理由，不肯給他發護照，他乾脆申請在北京落戶，並在臨時住處買了計算機和計算機桌，作好「長期抗戰」的打算。當局一看他來真的，倒真害怕他不走，成為「不安定因素」，「史無前例」給他發放有效期10年的中國護照，8月18日讓他重返美國波士頓與家人團聚。
他分析，放他回美國是幾個原因促成，一來是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二來給美國一個人情；三來北京當局不願意他在大陸待下去「製造麻煩」。
臺灣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楊建利繫獄期間，多次表示楊建利是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同學，他很關心他在大陸的待遇，一直堅信楊建利是無罪的。馬英九在會見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時還表示：「建利出獄後，請轉告他：我歡迎他來臺北玩！」
楊建利刑滿出獄後，終於如願回到老家山東，與30多名家人一起祭奠過世的父親。他為未能在父親生前盡孝、沒能為父親送終而終生遺憾。
楊建利的大姐楊建華說，去年9月3日，中國政府提前釋放建利並遣送他，建利決定不接受提前釋放重返監獄時，日夜祈盼他自由的家人萬分傷心，也不能理解他，甚至有許多抱怨。但是，這次楊建利獲釋後，她陪伴他兩個星期經歷的一切，「使我漸漸理解了弟弟的心志。建利終於回老家了，他終於在祖國自由了，雖然他回國的路總共走了五年，他本人以及家人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我並不像以前那樣認為是沒有意義的了。」
她指出，這次出獄後，建利時時處處盡力去體會一個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逛街買菜，與路人聊天，擠公共汽車，逛書店，重訪歷史古蹟，排長隊買火車票，擠火車……「我發現建利依然寬容、樂觀、用心，仍然和以前一樣執著於自己的理想。……」
楊建華指出，「我們全家都覺得，建利能獲得正常釋放，並能在祖國與其它中國人一樣正常行動，結束了『要回祖國就要進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慣例，是良性互動的結果，是中國政府進步的一個事例，我們並由此看到更大更全面進步的希望。」
楊建利說，他與家人為這五年牢獄生涯付出巨大代價，成果來之不易，他今後也不打算加入美國籍，將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促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和平演變。
奔騰的馬自由的靈魂
在獲釋到成功返美這四個月，楊建利足跡遍及山東老家、陝西、內蒙古、四川、河北、天津等地，最愜意的是在內蒙古草原騎馬。馬是楊建利最喜歡的動物之一，他愛「馬的奔騰」，「所以他身上總有一種奔騰的激情和力量伴隨他對人生的追求」。即使在他失去自由期間，與他交情甚篤的同學蕭君仍相信，「如果他的身軀被困住了，他的思路和心智仍在飛翔，任何人為的阻隔都不會困住一顆自由的靈魂。」
如今楊建利自由了，但他還要為許許多多仍在獄中為理想承受苦難的政治犯呼籲，包括雙目失明的維權律師陳光誠等。他希望那些曾經救援過他的人，也一起來聲援其它政治犯，「從我如今重獲自由的例子可以看到，外界的呼籲還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他正在收集有關政治犯的名單，「這是我的一個執著，也義不容辭。」
傅湘也呼籲社會各界繼續關心中國所有的良心犯，「讓每一個無辜受監禁的丈夫早日回到妻子身邊，讓每一個父親早日擁抱他所思念的兒子，讓每一顆自由的心連同他應有的自由身軀一起跨出監牢，回到愛護他，牽掛他的所有親人朋友們中間」。
楊建利、傅湘夫婦希望透過世界週刊，感謝社會各界對楊建利繫獄期間的深切關懷和多方聲援。「您們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一顆愛心，每一個簽字都是勇氣的象徵，每一封呼籲書都為楊建利的獲釋和他所奉獻的中國民主化事業增添一份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人性善良和正義的光輝。」
□ 原載北美世界日報《世界週刊》2007/09/02
大風起兮黃滿闕，清明蒙塵城欲斜。
風折沙埋猛士劍，高樹猶唱大風歌。
楊建利的「獄中詩」展現了他的抱負。他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運，以致惹上五年牢獄之災。如今，這位集儒風俠骨於一身的民運實踐者，終以自身磨難完成心靈自贖。
「生為自由需風雨，心有豪情敢換天。」
楊建利，一個出身中共老紅軍家庭、「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一個獲得美國兩家名校博士學位的留美學人，由於自幼目睹中國農民的苦難，過早感受民間疾苦；1989年六四事件又親歷血腥屠殺一幕。他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運，並不惜冒險犯難，秉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闖關回國考察大陸工運，以致惹上五年牢獄之災。
首開先例打破模式
如今，這位集儒風俠骨於一身的名校雙博士、民運實踐者求仁得仁，終以自身磨難完成心靈自贖，「修成正果」，打破民運人士「要回國就被投入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模式，他一直堅持不入美國籍，成功獲發夢寐以求的中國護照重返美國與妻兒團聚。在矢志繼續推動民運的同時，他不忘中國國內還有許許多多為理想承受苦難的同道中人，力爭他們早日獲釋。
楊建利獲釋歸來接受《世界週刊》專訪，講述他如何度過五年鐵窗生涯、當日回國動機、成長經歷及心路等。
楊建利原籍山東，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1986年留學美國，1989年5月以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的身份，攜帶捐款回北京聲援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親身經歷和見證了「六四」屠殺，從此立志投身中國民主運動。
1991年，楊建利以全優成績取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為了系統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民主社會政黨運作和現代政府管理經驗，為中國社會未來的良性轉型作準備，在最大限度內實踐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決定棄理從文，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政治經濟學，2001年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研究員。
與此同時，他積極參與海外民運的具體運作，曾當選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並創辦網路雜誌《議報》，以及設立、擔任總部在波士頓的中國智庫「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
由於楊建利積極參與民運，被中國當局列為拒絕入境的黑名單，1996、1999年先後兩次申請回國都被拒絕。他早已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但堅持保留中國籍，以便用「自家人」身份為促進中國民主化克盡言責，中國駐美領事館卻拒絕發放他有效護照。
2002年4月18日，為考察中國東北工潮情況，實踐「海外民運不能等待」的倡言，楊建利使用他人護照回國，於4月27日在雲南昆明被捕。其後當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間諜罪」判處他五年徒刑。
革命吞掉老紅軍之子
在海外民運隊伍中，楊建利被公認「是一個有留學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僅是一個投身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實踐者，而且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的不懈探索者」。
令人好奇的是，這位出身「紅五類」的革命後代，顯然有別於一般出身「黑五類」、「苦大仇深」的民運人士，為何卻背叛了他的父輩為之流血犧牲的紅色政權，走上一條追求民主的不歸路？
追溯楊建利的思想根源，要回到十二、三歲時。他的父親楊鳳山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中共忠實黨員，曾任游擊隊隊長，解放後任職山東濟南水利廳。楊建利是最小的兒子，從小就會讀書，也很孝順，楊鳳山一向以建利為榮。知道兒子被捕後，他很氣憤，一直吵著要回中國，找以前的「老關係」幫忙。他十多歲就參加革命，無論如何也搞不懂為什麼「革命吞掉兒子」。
2004年，94歲的楊鳳山不顧年事已高，決定回國營救心愛的老么。但在2005年11月，他突然中風，導致左半身癱瘓，臨終前曾經昏迷，醒過來時說想建利，三天後去世。而在楊鳳山中風後住院期間，楊建利的妻子傅湘曾寫信給北京監獄，希望能通融讓父子見最後一面，但未如願。
1963年出生的楊建利現年44歲，由於在革命幹部聚居的大院長大，比外人更有機會「看到共產黨腐敗殘酷的一面」。文革期間作為一個中學生，他曾下鄉為農民抗洪救災，有機會耳聞目睹農民的慘況。「中國農民之苦，苦得令人無法相信。我親眼看到他們每天只能吃一頓，每頓只能半飽。在地裡幹活，累得一頭紮進草堆裡就睡著了。房子四處漏風，隆冬時節滴水成冰，卻沒有鋪蓋……」
楊建利看到農民冬天也只能睡在冰涼的涼席上，心裏非常難過。回家後，他撤掉被褥，嘗試睡在涼席上的滋味。睡了幾天，晚晚凍得睡不著覺。母親氣得罵他「不知搞什麼名堂」。
楊建利還看到農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收成的莊稼大部分繳交公糧。「還要裝著歡天喜地、敲鑼打鼓將自己的血汗收成送給公家，自己卻吃不飽，穿不暖，缺醫少藥。不死不看病，死到臨頭才看病。」中國的農民為何過得這麼苦？「共產黨天天做壞事，講一套，做一套，沒有一個官員真正關心老百姓的死活和民間疾苦。」他開始思考中國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知道得越多，煩惱就越多。當時楊建利許多問題都得不到解答，但悲天憫人的情懷卻根植心間。他的父親生前表示：「建利從小就是非常善良的孩子，看見別人有困難就要去幫助，是個很好的人。」
心地善良富正義感
楊建利與妻子傅湘是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同學，兩人相知相愛。傅湘在楊建利被捕後，腦海中常常「浮現一個心地善良和富有正義感的少年形象」。那是在文革時，楊建利是縣城小學的紅小兵。當時全國都在反資本主義，他的老師也經常派紅小兵們去街頭打擊搞「投機倒把」的小商販。可是，每當楊建利看到在街頭賣水果蔬菜的小販，總是悄悄地讓他們跑掉，以免被其它人抓到。
楊建利說：「這些農民的生活多麼不容易，他們不過是想換一點買鹽的錢，怎麼忍心難為他們。」他寧願自己受責備，也不忍心看到他們一旦被抓到，不但挨打還要沒收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果實。
楊建利做人不但有同情心，還熱心助人。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同學蕭君回憶：「建利之所以朋友多，最重要的是他樂於助人，因而有很強的親和力和感召力。記得還在北京時，一次我要回老家探親，買完火車票後只剩下三塊錢。他知道後硬是塞給我他手中的一半兒2元。他說出門在外要以防萬一，他自己留在北京總有辦法。……」
「後來，我的父母來美國探親路過舊金山，我擔心他們第一次出遠門又不懂英語會出意外，而我又一時找不到別的在舊金山灣區的同學，所以雖然知道他很忙，我還是試著問他是否能幫個忙，他立即一口答應下來。我想他也許會請他的太太或別的人，但他還是自己去了。去晚了點兒還一再道歉。……」
正是人緣好，見人總是笑嘻嘻的，楊建利回國「出事」後，「得道多助」，他所有在美國的同學，都聯署簽名呼籲中國政府妥善對待楊建利。
六四事件改變了楊建利的人生軌跡，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海外民運。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在北京六部口親睹中共軍隊坦克輾死11名學生的血腥一幕。在火光衝天的現場，他雙手握拳發誓不忘六四死難者。
記者第一次認識楊建利，便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校園內，從北京歷劫歸來的楊建利聲淚俱下講述那血淋淋的見聞，聽者無不動容，乃至悲憤填膺。
楊建利說，在六四事件前，他一直希望從事的是社會工作。他在學生時代一直非常活躍，長期擔任學生幹部，對社會工作有興趣，不過遲遲未下決心放棄他的數學專長。六四事件是個契機，他對中共政權徹底失望，但並不想對立，只希望促進中國憲政改革和平演變，最終目的是讓中國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從1986年出國留學到2002年春天回國前，差不多16年間，楊建利只在1989年回國一次，學成回國的念頭一直埋在他的心底。他在1990年紀念六四一週年的文章《輕飄著的沈重》中寫到：「三年前，我的確是帶著失望走的，到自由世界去闖蕩。誰知，與牛頓的萬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國對我來說，離得越遠吸引力越大。」
海外民運不能等待
由於深感「海外民運不能再等待」，厭倦了「只說不練」的楊建利認為，中國大陸正在變革中，他要成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與其在海外「隔岸觀火」，不如冒險犯難，實地考察瞭解大陸情況。經過深思熟慮及周密策劃，楊建利於2002年4月18日從美國飛抵北京，持他人護照順利入關，先後前往撫順、遼陽、大慶、瀋陽、哈爾濱等地考察工潮，26日在雲南昆明機場搭飛機欲取道西雙版納出境時，被海關人員識破所持護照有問題扣查，以致暴露身份。
楊建利被指控「間諜」罪是他原來估計不到的，「我以為他們頂多指控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或顛覆罪」。後來他才發現，當時在海外回大陸被捕的民運人士，幾乎都「同一模式」被指控為「間諜」、危害國家安全，包括大陸留美學人宋永毅、李少民等；而在大陸從事民運的人，則大多被指控陰謀推翻、顛覆國家政權罪。
楊建利被捕前任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經費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臺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等組織。他分析，他被中國指為臺灣「間諜」，是中國不願得罪美國，而臺灣當局是「弱者」，「抹黑術」是北京方面打擊異議人士一貫的手法。「假如中共指控我做了大量民運工作，反而等於為我歌功頌德，因此，只能找一個難聽的罪名強加在我頭上。」
楊建利還發現，中共蒐集黑材料功夫一流，他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發表的言論及行蹤等，中共均瞭如指掌。他以前曾用基金會的名義，寄錢資助大陸一些民運朋友的失學子女，也成了提供「特務經費」的罪狀之一。
他強調，「中共指控我是臺灣間諜完全牽強附會，最後我兩罪並列被判五年，如果我真的是間諜，被判五年算是最輕的。」
問他被捕前是否有坐牢的心理準備？楊建利說，曾經做過最壞打算，但沒想到刑期這麼長，既然事已至此，他當時下決心打破這種「要回國就要進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民運人士回國模式，不惜把牢底坐穿。
傅湘說，當楊建利決定使用他人護照到中國的時候，她本能地意識到他不能去。「我擔心他這一去，我將再也見不到他；我們的孩子，那時分別為6歲和9歲，也將在沒有父親呵護的情況下長大。想到僅僅是由我一人撫養兩個孩子，還要不停地為爭取我丈夫從遙遠的中國出獄而奔走，這一念頭讓我頭暈目眩。我覺得這擔子會重得讓我承受不了。然而，儘管我們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我從未絲毫懷疑我的丈夫，他是在做對得起良心的事情。」
她同時也遇到一個障礙，就是當楊建利被捕後，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有人對楊建利持他人護照回國不以為然，認為既然用他人護照進入中國，就是違反了法律，就應該接受懲罰。「不是說要建立一個法制國家嗎？為什麼知法犯法呢？」
傅湘說：「這種想法始終給我留下陰影，相悖於我對公平的認知。我想，這些人恐怕並不知道事實的全部吧。」
她說，1989年，中國政府把軍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那時楊建利還是柏克萊加大的學生。「對於建利來說，僅僅是憤怒是不夠的。他必須行動起來。他先把學校裡的同學組織起來，然後代表這些同學飛到北京，公開表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支持。他在那裡一直堅持到了6月4日中國政府鎮壓的那一天。這就是他所謂『違法』的第一步。中國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機槍屠殺了無辜的市民，然後把那些公開反對其暴力鎮壓的中國公民放在黑名單上，讓他們永遠不能返回中國。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個黑名單上。」
她說，楊建利本來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裡的，也許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數學教授。可是，1989年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他為了他所熱愛的祖國能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美好未來，選擇了走現在的道路，奉獻著自己的人生。」
「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我的擔憂可能會讓我不同意他去中國。但作為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人，我堅決地支持他認定是正確的選擇。他的行動不是為了與法律對抗，而是為了爭回他所失去的應有的權利，在這一點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說的再清楚不過：『人的不服從是一個公民與生具有的權利。他寧死不會放棄。』」
為什麼楊建利要使用他人護照呢？他表示，雖然去國多年，他一直保留中國國籍，但他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止入境的49人之一，他的中國護照被中國駐美大使館多次拒絕延期，雖然他曾多次努力提出歸還回國權利，均遭拒絕。為了履行回國的正當權利，他不得已採取非常手段。
一場不公平的遊戲
2003年8月4日，楊建利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中，寫下《不多餘的話》。他指出，他的律師莫少平已經依據中國現行法律的有關條文，就供詞、證詞和其它證據的細節為他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辯護。但令人遺憾的事實是，「中國的現行法律、政府的政策需要以及某些執法傳統和惡習，使我們雙方正在進行著一場極不公平的遊戲。即使按照中國的法律，截止到這一時刻，我也只是一個『被告人』，在法庭宣判我『有罪』之前尚不能做『犯罪人』論處。」
然而，此前楊建利已經被關押了一年三個月零九天 (464天)，「其中，一年兩個月零十天與外界完全隔絕，七個月零六天不允許放風，一年兩個月零十六天不允許接觸任何文字的東西。警方和檢方用了464天的時間為指控我有罪做供詞、證詞等所謂證據上的準備，而我只和我的律師見過三次面，僅用了大約四個小時的時間，在警官的監視下為我做無罪辯護準備。這怎麼可能是一個公平的遊戲呢？」
楊建利悲憤地說，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他長達13年被中國政府堵在國門之外，不允許踏到自己祖國的土地上。這次他終於回到祖國，令人悲哀的是，他只有10天是自由的。經過這段時間的監獄生活，「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在我們中國的法律殿堂上質問一句，政府是依據哪一條法律而剝奪一個公民的回國權的？」
傅湘回憶，楊建利闖關回國後，每天都從中國至少給她打一個電話。當他告訴她，他「正在北京的大街上騎自行車」時，兩人都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我多麼的羨慕他，又多麼希望此時此刻就在他的身邊，像往日一樣騎過長安街，騎過天安門廣場……以後他又告訴我要坐火車去東北。他說那裡天氣很冷，多虧我讓他帶了件毛衣。他還說在國內很開心，回來以後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講給我聽。可是，自從2002年4月27日星期六的上午10點鐘左右，也就是他在昆明的當天晚上，我就再沒有機會跟他通上話。……」
在楊建利缺席的五年，傅湘既當爹又當娘，白天要工作，下班要做家務，照顧9歲的女兒楊子湘和6歲的兒子楊子建，還要經常為丈夫奔走呼號。每天深夜獨自飲泣後，翌晨必須強作歡顏，裝作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送兒女上學。有段時間，子建總吵著要給爸爸打電話，傅湘只好說：「爸爸住的那個旅館很落後，沒有電話。」小子建就會把嘴一撇說什麼supid旅館，連個電話也沒有……。
高樹猶唱大風歌
楊建利最難熬的是坐牢的前半年，對外界的事情一無所知。他惦念高堂父母及稚齡子女，擔心父母的身體健康，憂心子女的教育，更心痛妻子獨力撐起這個家。他越想越憂心，想到疏於身為人子、人父、人夫的責任，非常自責內疚，內心一度非常焦急。幸而身為虔誠基督徒，最終依靠宗教信仰讓自己平靜下來，覺得可能這是「上帝的旨意」。
問他在冒險犯難前，有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他說，儘管事前曾跟妻子作過長談，有過一些心理準備，但直到身陷囹圄後才發現，一旦命運完全掌控在別人手中，所有的準備都是不充分的，原先的估計都是不足的。
他說，最難忘的是入獄不久，獄方暗示妻兒都被掌控在他們手中，這位公認的「模範丈夫」和「模範父親」，一下子被擊中要害。他想，自己受苦受罪不要緊，但連累無辜的妻兒，怎麼辦？他全身無力地靠在囚室的牆上，雙腿發軟，整天無精打彩。
他在獄中曾中過一次風，那是2004年夏，他跟獄方抗爭厲害，獄方不讓他放風，不准他買副食品補充營養，還打他，罰戴手銬兩星期。2004年7月31日中午，他覺得胸悶，腳趾頭伸不直，午睡時輾轉反側。獄警在門孔中窺見，問他為何不睡覺，他說睡不著。獄警發現他嘴巴有點歪，馬上召來醫生，醫生發現他有中風跡象，立即送院治療，後來才逐漸康復。
自從這次生病後，他產生了一些想法，「我有點緊張，如果一旦因為中風癱瘓了，以後出獄就不能工作了，如何能施展抱負？」
他一度發現記憶力嚴重衰退，有些英文單詞怎麼也想不起來。他意識到不能任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如果記憶力完蛋了，那麼一切也就完了。」他決心增強腦力和體力勞動。他在獄中作詩，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以鍛練和訓練自己的記憶力。
最初，沒有紙和筆，創作的詩只能反覆吟誦記在腦中。後來，因他被起訴，獄方發給他紙筆寫辯護書。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將詩詞抄下來。
書法根基和國學根底基礎紮實的楊建利，有些「獄中詩」作得頗有才情，展現了他的抱負。讀他的詩，一個獨特和真實的楊建利在字裡行間躍然而出。如《北京沙塵暴》：
大風起兮黃滿闕，清明蒙塵城欲斜。
風折沙埋猛士劍，高樹猶唱大風歌。
（作於2003年清明）
「楊建利是真正愛國的」
楊建利在五年繫獄期間，有四次提前獲釋機會，但都因突發情況出現反覆。最後一次是2006年9月3日，在美國國會及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當局以他曾經中風為理由，將他押送北京機場提前遣送出境。
由於他的父親2005年12月12日病逝山東濟南，至死未能達成見兒子最後一面的心願。楊建利堅持要回山東老家拜祭亡父，堅決不肯上飛機，最後只好又將他送回監獄。當初他在自辯書中曾表示，無論刑期多長，都不接受任何違反個人意願、強行遣返的安排，「決心把這條路走通」。
楊建利說，此舉曾造成有關部門的被動，但有關人員反而佩服他的勇氣，沒有怪罪埋怨他。最後他們的結論是「楊建利是真正愛國的」。
今年4月27日，楊建利終於刑滿獲釋。當局最初以他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理由，不肯給他發護照，他乾脆申請在北京落戶，並在臨時住處買了計算機和計算機桌，作好「長期抗戰」的打算。當局一看他來真的，倒真害怕他不走，成為「不安定因素」，「史無前例」給他發放有效期10年的中國護照，8月18日讓他重返美國波士頓與家人團聚。
他分析，放他回美國是幾個原因促成，一來是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二來給美國一個人情；三來北京當局不願意他在大陸待下去「製造麻煩」。
臺灣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楊建利繫獄期間，多次表示楊建利是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同學，他很關心他在大陸的待遇，一直堅信楊建利是無罪的。馬英九在會見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時還表示：「建利出獄後，請轉告他：我歡迎他來臺北玩！」
楊建利刑滿出獄後，終於如願回到老家山東，與30多名家人一起祭奠過世的父親。他為未能在父親生前盡孝、沒能為父親送終而終生遺憾。
楊建利的大姐楊建華說，去年9月3日，中國政府提前釋放建利並遣送他，建利決定不接受提前釋放重返監獄時，日夜祈盼他自由的家人萬分傷心，也不能理解他，甚至有許多抱怨。但是，這次楊建利獲釋後，她陪伴他兩個星期經歷的一切，「使我漸漸理解了弟弟的心志。建利終於回老家了，他終於在祖國自由了，雖然他回國的路總共走了五年，他本人以及家人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我並不像以前那樣認為是沒有意義的了。」
她指出，這次出獄後，建利時時處處盡力去體會一個中國人的正常生活，逛街買菜，與路人聊天，擠公共汽車，逛書店，重訪歷史古蹟，排長隊買火車票，擠火車……「我發現建利依然寬容、樂觀、用心，仍然和以前一樣執著於自己的理想。……」
楊建華指出，「我們全家都覺得，建利能獲得正常釋放，並能在祖國與其它中國人一樣正常行動，結束了『要回祖國就要進監獄，要離開監獄就要離開祖國』的慣例，是良性互動的結果，是中國政府進步的一個事例，我們並由此看到更大更全面進步的希望。」
楊建利說，他與家人為這五年牢獄生涯付出巨大代價，成果來之不易，他今後也不打算加入美國籍，將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促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和平演變。
奔騰的馬自由的靈魂
在獲釋到成功返美這四個月，楊建利足跡遍及山東老家、陝西、內蒙古、四川、河北、天津等地，最愜意的是在內蒙古草原騎馬。馬是楊建利最喜歡的動物之一，他愛「馬的奔騰」，「所以他身上總有一種奔騰的激情和力量伴隨他對人生的追求」。即使在他失去自由期間，與他交情甚篤的同學蕭君仍相信，「如果他的身軀被困住了，他的思路和心智仍在飛翔，任何人為的阻隔都不會困住一顆自由的靈魂。」
如今楊建利自由了，但他還要為許許多多仍在獄中為理想承受苦難的政治犯呼籲，包括雙目失明的維權律師陳光誠等。他希望那些曾經救援過他的人，也一起來聲援其它政治犯，「從我如今重獲自由的例子可以看到，外界的呼籲還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他正在收集有關政治犯的名單，「這是我的一個執著，也義不容辭。」
傅湘也呼籲社會各界繼續關心中國所有的良心犯，「讓每一個無辜受監禁的丈夫早日回到妻子身邊，讓每一個父親早日擁抱他所思念的兒子，讓每一顆自由的心連同他應有的自由身軀一起跨出監牢，回到愛護他，牽掛他的所有親人朋友們中間」。
楊建利、傅湘夫婦希望透過世界週刊，感謝社會各界對楊建利繫獄期間的深切關懷和多方聲援。「您們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一顆愛心，每一個簽字都是勇氣的象徵，每一封呼籲書都為楊建利的獲釋和他所奉獻的中國民主化事業增添一份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人性善良和正義的光輝。」
□ 原載北美世界日報《世界週刊》2007/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