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9-21 04:46:07作者：
9月19日，那個著名國難日的第二天，北京豐臺"上訪村"最後的訪民們面對的是名副其實的"家"愁。
19日中午是這一帶拆遷的最後期限，恐怕連最具"釘子精神"的訪民也未必能在這裡再支撐多久，估計最遲到年底，這一片曾經居住了成千上萬來自中國各地上訪者的簡易建築將被徹底夷平，代之以跟他們不再相關的高樓大廈、通衢廣場。
幸福路
說起上訪，不少曾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可能記得1970年代末一幅紀實照片"上訪者"，那是天安門廣場旁一名頭戴舊式棉帽、眼睛斜視、表情茫然的男子，肩頭露著棉絮的破襖胸前是三枚碩大的毛主席像章。
如今，手裡激光列印的上訪材料代替了毛主席像章，上訪者們的心態卻未見有什麼變化，千里迢迢來到"天子腳下"，他們寄希望的仍是"青天"與"明君"。
北京"上訪村"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地理原因：北京南站附近聚集著最高人民法院信訪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局、全國人大信訪局。
最高法院信訪站所在的街道有個美麗的名字：幸福路。走在這幸福路上的訪民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80％以上都是工人或者農民；他們95％以上最高只有高中學歷；他們上訪的內容主要是土地、下崗、拆遷、腐敗和司法不公。他們多數沒有經濟來源，吃，靠討要和撿拾菜葉、剩飯；花錢，靠賣瓶罐報紙等廢品；住，很多人不符合進入政府救濟站的條件，即便有錢住小旅館也受不了警察的騷擾，於是"上訪村"幾元人民幣一晚上的民房和私搭棚屋就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畢竟還有大批連這個也支付不起而只能露宿街頭、橋洞和垃圾場的上訪者。
冤情誰與訴
多年之前中國的信訪官員就曾用"四個80％"概括中國的上訪現實：80％上訪內容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80％的上訪是有道理的；80％案件可以由各級黨政部門解決；80％可以在基層得到解決。
然而，"可以"並不意味著"一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半數以上訪民曾因上訪被抄家或者受到打擊報復。正因如此，他們才年復一年，留京上訪，訪民中普遍的信條是：黨和國家的政策是好的，基層官員是壞的，只要"中央"有句話，自己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但是，信訪部門，無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還是國務院的，甚至包括最高法院的，都不是權力部門，他們僅僅是"接待"來信來訪。
上訪者忍飢受凍、歷盡艱辛終於等到接待後，往往發現得到的只是案件成了不同部門之間踢來踢去的皮球。即使拿到一張要求原籍有關部門處理的公函，換來的也不過是地方政府和法院輕蔑的一笑。
於是有了再次、多次上訪，有了信訪部門的"不予接待"名單，有了地方官員和警方的來京"截訪"，有了怒不可遏訪民的"鬧訪"甚至悲憤自殺。
登聞鼓
上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和道義正當性。史載中國周朝就在朝廷外設登聞鼓，使冤情可以直達聖聽。而攔轎喊冤、告御狀更是僅靠戲詞兒就足以深入人心的觀念。
登聞鼓在清末已逐漸淪為形式，民國引入歐洲大陸法系，司法獨立，登堂喊冤式的直訴逐漸走入歷史，而人民共和國肇建之初就設立的來信來訪接待制度倒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迎來了一個高峰。正如前述第一個80％所透露的那樣，上訪者往往是改革的犧牲者，是中國新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底層的底層，邊緣的邊緣。
上訪者進京的主要原因是對地方政府和司法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的根源在於中國政治制度安排自身的弊端。當地方黨政實為一體，當地方法院的法官是"黨管"的幹部且由同級政府任命的時候，誰會相信這樣的法官可以公正裁決針對當地官員的告訴呢？因此，向地區、向省直到向中央上訪就成了沉冤得雪的唯一出路。
不幸的是，2005年推出的新版《信訪條例》提出"屬地管理"原則，為分散對中央機關的信訪壓力，連上訪者也被推回到了那些本身就可能是投訴對象的地方官員權力範圍之內。
何方是去處
北京城的發展終於吞噬了訪民們最後的"家"，北京城的發展明年還將迎來一件大事：奧運會。如果說當政者把"上訪村"看作是城市的瘡疤，非除之而後快的話，今後，特別是明年，他們又如何能容忍得了分散訪民這些"雀斑"呢？當盛世中國的奧運夢想來臨的時候，那些今天被驅離"上訪村"的訪民又將身在何方？
至於上訪制度本身，雖然新版條例強調了對上訪者的保護，但沒有監督的制度最多不過是條文而已；雖然新條例提出讓社會團體，或者翻譯成時髦的話說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來參與信訪，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但我所知道的一位北京著名維權律師僅僅為了瞭解情況就在國家信訪局外挨了一頓莫名其妙的打。
在英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如果遇到類似訪民們的問題，在訴諸法律之外還可以給議員寫信，找仲裁機構，甚至上歐洲人權法庭。
這些制度中國固然可以借鑒，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各自天生的土壤，在英國寫信給地方議員可以解決的問題，在中國寫信給人大代表就未必能夠解決。
雖然，上訪作為一種現象、一種文化、一種中國現存體制的必然結果並不會隨著"上訪村"的消失而消失。"上訪村"的獨特象徵意義及其正值中共十七大到來之前的拆除時機，使人有理由擔心，上訪這一中國社會最後的安全閥正在被壓縮到連自甘邊緣亦不可得的境地。
問題是，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不僅處於信訪案件的高發階段，同時也將難以承受太多的失望與絕望。
19日中午是這一帶拆遷的最後期限，恐怕連最具"釘子精神"的訪民也未必能在這裡再支撐多久，估計最遲到年底，這一片曾經居住了成千上萬來自中國各地上訪者的簡易建築將被徹底夷平，代之以跟他們不再相關的高樓大廈、通衢廣場。
幸福路
說起上訪，不少曾經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可能記得1970年代末一幅紀實照片"上訪者"，那是天安門廣場旁一名頭戴舊式棉帽、眼睛斜視、表情茫然的男子，肩頭露著棉絮的破襖胸前是三枚碩大的毛主席像章。
如今，手裡激光列印的上訪材料代替了毛主席像章，上訪者們的心態卻未見有什麼變化，千里迢迢來到"天子腳下"，他們寄希望的仍是"青天"與"明君"。
北京"上訪村"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地理原因：北京南站附近聚集著最高人民法院信訪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信訪局、全國人大信訪局。
最高法院信訪站所在的街道有個美麗的名字：幸福路。走在這幸福路上的訪民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80％以上都是工人或者農民；他們95％以上最高只有高中學歷；他們上訪的內容主要是土地、下崗、拆遷、腐敗和司法不公。他們多數沒有經濟來源，吃，靠討要和撿拾菜葉、剩飯；花錢，靠賣瓶罐報紙等廢品；住，很多人不符合進入政府救濟站的條件，即便有錢住小旅館也受不了警察的騷擾，於是"上訪村"幾元人民幣一晚上的民房和私搭棚屋就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畢竟還有大批連這個也支付不起而只能露宿街頭、橋洞和垃圾場的上訪者。
冤情誰與訴
多年之前中國的信訪官員就曾用"四個80％"概括中國的上訪現實：80％上訪內容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80％的上訪是有道理的；80％案件可以由各級黨政部門解決；80％可以在基層得到解決。
然而，"可以"並不意味著"一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半數以上訪民曾因上訪被抄家或者受到打擊報復。正因如此，他們才年復一年，留京上訪，訪民中普遍的信條是：黨和國家的政策是好的，基層官員是壞的，只要"中央"有句話，自己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但是，信訪部門，無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還是國務院的，甚至包括最高法院的，都不是權力部門，他們僅僅是"接待"來信來訪。
上訪者忍飢受凍、歷盡艱辛終於等到接待後，往往發現得到的只是案件成了不同部門之間踢來踢去的皮球。即使拿到一張要求原籍有關部門處理的公函，換來的也不過是地方政府和法院輕蔑的一笑。
於是有了再次、多次上訪，有了信訪部門的"不予接待"名單，有了地方官員和警方的來京"截訪"，有了怒不可遏訪民的"鬧訪"甚至悲憤自殺。
登聞鼓
上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和道義正當性。史載中國周朝就在朝廷外設登聞鼓，使冤情可以直達聖聽。而攔轎喊冤、告御狀更是僅靠戲詞兒就足以深入人心的觀念。
登聞鼓在清末已逐漸淪為形式，民國引入歐洲大陸法系，司法獨立，登堂喊冤式的直訴逐漸走入歷史，而人民共和國肇建之初就設立的來信來訪接待制度倒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迎來了一個高峰。正如前述第一個80％所透露的那樣，上訪者往往是改革的犧牲者，是中國新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底層的底層，邊緣的邊緣。
上訪者進京的主要原因是對地方政府和司法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的根源在於中國政治制度安排自身的弊端。當地方黨政實為一體，當地方法院的法官是"黨管"的幹部且由同級政府任命的時候，誰會相信這樣的法官可以公正裁決針對當地官員的告訴呢？因此，向地區、向省直到向中央上訪就成了沉冤得雪的唯一出路。
不幸的是，2005年推出的新版《信訪條例》提出"屬地管理"原則，為分散對中央機關的信訪壓力，連上訪者也被推回到了那些本身就可能是投訴對象的地方官員權力範圍之內。
何方是去處
北京城的發展終於吞噬了訪民們最後的"家"，北京城的發展明年還將迎來一件大事：奧運會。如果說當政者把"上訪村"看作是城市的瘡疤，非除之而後快的話，今後，特別是明年，他們又如何能容忍得了分散訪民這些"雀斑"呢？當盛世中國的奧運夢想來臨的時候，那些今天被驅離"上訪村"的訪民又將身在何方？
至於上訪制度本身，雖然新版條例強調了對上訪者的保護，但沒有監督的制度最多不過是條文而已；雖然新條例提出讓社會團體，或者翻譯成時髦的話說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來參與信訪，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但我所知道的一位北京著名維權律師僅僅為了瞭解情況就在國家信訪局外挨了一頓莫名其妙的打。
在英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如果遇到類似訪民們的問題，在訴諸法律之外還可以給議員寫信，找仲裁機構，甚至上歐洲人權法庭。
這些制度中國固然可以借鑒，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各自天生的土壤，在英國寫信給地方議員可以解決的問題，在中國寫信給人大代表就未必能夠解決。
雖然，上訪作為一種現象、一種文化、一種中國現存體制的必然結果並不會隨著"上訪村"的消失而消失。"上訪村"的獨特象徵意義及其正值中共十七大到來之前的拆除時機，使人有理由擔心，上訪這一中國社會最後的安全閥正在被壓縮到連自甘邊緣亦不可得的境地。
問題是，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不僅處於信訪案件的高發階段，同時也將難以承受太多的失望與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