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08 21:07:29作者：
我的丈夫黃萬里1911年生於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黃炎培第三子，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1934年赴美，相繼在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伊利諾大學學習，1937年春學成歸國。
黃萬里：原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因反對三門峽工程成為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後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標本。
丁玉雋：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兒，黃萬里的妻子，早年留學日本，後就職於清華大學。
「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1937年黃萬里回國乘坐的輪船經過日本，此時正好是我們放春假的時候。先前我們每次回國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個同學是上海人，她很活躍，她說我們這次回去坐坐美國船，看看美國船的服務怎麼樣。我們就選了從美國經過橫濱的船，而這艘船上正好坐著黃先生。
我們從東京坐火車到橫濱上船。我們一群女孩子，和黃萬里他們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男孩子就這樣相遇了。
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我與黃先生之間相差６歲，我當時就覺得他是年紀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會經驗，但對他沒什麼好的印象。我覺得我比他小那麼多，他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誠懇，感情豐富，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放心。在船上度過兩天一夜，走的時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後來，他從南京下了火車，提著他的小箱子，拿著他的履歷表，就來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記了，我覺得他是挺老成的一個人，但沒有覺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還在唸書，在女子學校也沒有接觸過男孩子，根本沒想過要找一個男朋友。
第一次他來我家時父親沒看見，第二天再來時，父親看見了就問我，怎麼認識的？我說在船上認識的。父親又問我，他是什麼地方的人？我說他是上海人。父親說，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讓他到家裡來。我說，我又不是只給他留了地址，而是給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後互相聯繫。父親親自到客廳對黃萬里說：「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當時南京有一個單位接收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專業技術人才，我姐夫也在這個單位，黃先生就認識了我姐夫，通過我姐夫找到我們家裡來。姐夫和姐姐正籌備結婚，我們大家經常湊在一塊兒玩。父親不同意我們的婚事，黃炎培老先生知道後，找來一個朋友提親。但那個人不敢跟我父親說，怕被父親回絕了，耽擱了幾個月，後來黃老先生又找了我父親的秘書陳希豪來說。陳希豪與黃老先生有交情，挺仗義，父親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後來抗戰爆發，上海打仗了，南京開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沒有地方可唸書。中國在戰亂的時候，有女兒的都要趕快出嫁，免得麻煩。我那個時候無所謂，覺得黃先生挺老實的，比較靠得住。他喜歡比較自然、比較樸實的人。如果按照他當時的情況以及他的關係，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學生，但他沒有這種想法。
他開著破吉普車來結婚
後來國民政府癱瘓了，很多人都往後方撤退，我們家也退到了廬山。當時黃萬里已經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開著他父親的破吉普車來廬山與我結婚。由於是在戰亂，婚禮很簡單。當時黃老先生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從南京遷到武漢。婚禮後，我們也要路過武漢去四川。本來那是一輛破汽車，可黃老先生捨不得，就讓他把車開到武漢。然後他開著車，過了九江，但車開到長沙壞了，沒法再修，就把車丟在了長沙。之後我們從長沙坐火車到武漢。
我在武漢見到了黃老先生，他非常高興，給我們做了很多去四川的準備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幫助我們辦理的。從武漢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沒有船了，我們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翻船。幸運的是，沒走多久就碰到從南京來的家屬逃難大船，我們丟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們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寶貴的8年，我們6個孩子有5個是在四川生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在一個工地上；黃先生在三臺整治涪江航道，我們有個孩子就是在那兒生的。
我們住在江邊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臺被轟炸過，我們住在三臺縣城一個銀行行長的房子裡，當時我和孩子們就在門旁邊。房子對面的街上爆了一個小小的炸彈，幸好沒有傷著人。如果炸彈再多投一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後來，他們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彈留下的殘渣。
在四川期間，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很難靠薪水生活，因此黃先生就組建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美國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去轟炸日本軍。但這個公司在抗戰勝利後就結束了，工程人員各奔前程，黃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門。
水利部門先派他去江西，後來又派到甘肅做水利局長。我們剛到甘肅的時候特別不喜歡那裡，後來住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地方很好，夏天很涼快，沒有蚊子，有各種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兒大幹了一場，把老部下都帶過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黃競武在上海被害後（編輯註：黃競武為黃炎培次子，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的父親。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省主席對他很好，說你趕快走，不走要出問題。他就把我們送到上海。當時上海已經被解放軍圍攻，我們半夜下了飛機出不了機場，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後來我就在上海等他。他從甘肅辭職，去了香港，之後從香港到了上海。
反對「三門峽」工程
1949年，上海剛解放，東北農林部就到上海來招聘建設東北人員，黃萬里去應聘了。我們8月份離開上海，9月18號到達瀋陽。他在東北水利局做了一個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學。
在唐山，黃先生開始嘗到政治運動的滋味。黃的同事瀋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黃先生對他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這話被工人聽到後，黃萬里遭告發，成了被懷疑與批查的對象。
1953 年，全國院系調整，黃萬里調到清華大學。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國水利》卻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們當時開會的情況，包括他在會上的發言，第8期卻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還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麼批判他，他當時在會上怎麼說的，都是歷史事實擺在那裡。
現在，三門峽的問題是已經明擺著的了，各種雜誌、網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見了。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認為他的意見很重要。
1957 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份子的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雖然我沒有直接聽到他說這樣的話，但這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里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黃先生雖然在單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後照樣干他的，看書、洗澡、出去遛達，這些遭遇不妨礙他，不影響他。
他被打為右派之後，先是在密雲水庫工地勞動。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裡，又冷又餓。直到1960年才從工地撤回來。那時正是生活緊張的時候，我們住在清華解放前蓋的新林園平房裡，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裡種玉米、南瓜、各式各樣的豆子，雖然以前沒種過，但種得好極了。甚至到1964年的時候，還剩下幾百斤老玉米，後來都餵雞了。北大有幾個男同學，每個禮拜都來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被趕出來，職工搶進去住了，一所房子住兩家人，院子裡蓋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發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來抄了我們家，沒有抄到什麼。8月24日，我被校醫院叫去開會，開完卻不讓我回家，讓我在辦公室坐著。等我回家一看，黃萬里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是血。後來黃先生自己給周總理寫了一個條子，具體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華打人的事。我把這條子送到國務院接待室去。幾天後，上面派人來清華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們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血吸蟲疫區，後來有些人得了血吸蟲病。我們住在像兵營一樣的大倉庫裡。黃萬里被鬥得精神恍惚，連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還給大女兒寫信，讓大女兒幫助回憶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務。1970年6月的一天，黃萬里中暑了，發高燒，但兩個頭頭折磨他，說，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幹活。1971年，我們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黃萬里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後，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他身體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四人幫」垮臺後，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寫不動還在寫」
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後一個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時他已經退休，實際上應該是離休的。
1949 年10月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算離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參加過招聘團，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那時起就享有供給制，沒有工資。但清華沒有管他這一段歷史，改為退休了。當時小女兒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國。走的時候，我說你一定要知道你應該是離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華還是給他辦了退休手續。我回來說不對，讓他們去調查，他們調查了一年多，沒有結果。
後來當過清華校長、以前在東北農林局管水利的劉達說，你們不要調查了，我知道黃萬里什麼時候到的東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應該算離休。清華才停止調查，給他改為離休。離休是一種政治待遇，還有工資差別，離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費醫療，離休是可以全部報銷的，這一點很重要，要不是離休待遇，後來他五次手術，連工資都不夠。
雖然離休了，但黃先生仍然要上課，要發表他的意見，發表他的論文。沒有別的意圖，不是說他上課，要給他加工資。解放前他就是二級工程師（教授），而他去世的時候還是二級工程師，這些他不計較。但這是資歷的問題，一直是二級工程師，那你這個人幾十年干了什麼？
當時，學校讓他申請帶博士。他說我有資格帶博士，我不用申請，要考慮我的資歷，考慮我的學識，你們認為我能帶博士，那就應該聘請我，而不是我來申請。他不申請，但學校有關方面說，假如你不申請的話，就不能帶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帶博士。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他這種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貫的。
1998 年長江洪水後，黃萬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紅色領帶、戴著黑色領巾。他覺得講課不容易，要穿得整齊，才能提高學生注意力。他堅持站著講課，自己寫板書。
2001年8月20日，清華大學水利系為黃萬里舉行90週歲生日祝賀會。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但19日開始發高燒，沒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趙誠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書寫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黃萬里）他寫東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寫上的。這是他一貫的習慣，也是他父親黃炎培的習慣。
黃萬裡夫婦和孩子們（資料圖）
黃萬里：原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因反對三門峽工程成為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後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標本。
丁玉雋：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兒，黃萬里的妻子，早年留學日本，後就職於清華大學。
「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1937年黃萬里回國乘坐的輪船經過日本，此時正好是我們放春假的時候。先前我們每次回國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個同學是上海人，她很活躍，她說我們這次回去坐坐美國船，看看美國船的服務怎麼樣。我們就選了從美國經過橫濱的船，而這艘船上正好坐著黃先生。
我們從東京坐火車到橫濱上船。我們一群女孩子，和黃萬里他們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男孩子就這樣相遇了。
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我與黃先生之間相差６歲，我當時就覺得他是年紀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會經驗，但對他沒什麼好的印象。我覺得我比他小那麼多，他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誠懇，感情豐富，和他在一起覺得很放心。在船上度過兩天一夜，走的時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後來，他從南京下了火車，提著他的小箱子，拿著他的履歷表，就來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記了，我覺得他是挺老成的一個人，但沒有覺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還在唸書，在女子學校也沒有接觸過男孩子，根本沒想過要找一個男朋友。
第一次他來我家時父親沒看見，第二天再來時，父親看見了就問我，怎麼認識的？我說在船上認識的。父親又問我，他是什麼地方的人？我說他是上海人。父親說，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讓他到家裡來。我說，我又不是只給他留了地址，而是給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後互相聯繫。父親親自到客廳對黃萬里說：「以後請你不要再來了。」
當時南京有一個單位接收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專業技術人才，我姐夫也在這個單位，黃先生就認識了我姐夫，通過我姐夫找到我們家裡來。姐夫和姐姐正籌備結婚，我們大家經常湊在一塊兒玩。父親不同意我們的婚事，黃炎培老先生知道後，找來一個朋友提親。但那個人不敢跟我父親說，怕被父親回絕了，耽擱了幾個月，後來黃老先生又找了我父親的秘書陳希豪來說。陳希豪與黃老先生有交情，挺仗義，父親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後來抗戰爆發，上海打仗了，南京開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沒有地方可唸書。中國在戰亂的時候，有女兒的都要趕快出嫁，免得麻煩。我那個時候無所謂，覺得黃先生挺老實的，比較靠得住。他喜歡比較自然、比較樸實的人。如果按照他當時的情況以及他的關係，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學生，但他沒有這種想法。
他開著破吉普車來結婚
後來國民政府癱瘓了，很多人都往後方撤退，我們家也退到了廬山。當時黃萬里已經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開著他父親的破吉普車來廬山與我結婚。由於是在戰亂，婚禮很簡單。當時黃老先生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從南京遷到武漢。婚禮後，我們也要路過武漢去四川。本來那是一輛破汽車，可黃老先生捨不得，就讓他把車開到武漢。然後他開著車，過了九江，但車開到長沙壞了，沒法再修，就把車丟在了長沙。之後我們從長沙坐火車到武漢。
我在武漢見到了黃老先生，他非常高興，給我們做了很多去四川的準備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幫助我們辦理的。從武漢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沒有船了，我們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翻船。幸運的是，沒走多久就碰到從南京來的家屬逃難大船，我們丟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們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們一生中最寶貴的8年，我們6個孩子有5個是在四川生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在一個工地上；黃先生在三臺整治涪江航道，我們有個孩子就是在那兒生的。
我們住在江邊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臺被轟炸過，我們住在三臺縣城一個銀行行長的房子裡，當時我和孩子們就在門旁邊。房子對面的街上爆了一個小小的炸彈，幸好沒有傷著人。如果炸彈再多投一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後來，他們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彈留下的殘渣。
在四川期間，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很難靠薪水生活，因此黃先生就組建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美國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去轟炸日本軍。但這個公司在抗戰勝利後就結束了，工程人員各奔前程，黃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門。
水利部門先派他去江西，後來又派到甘肅做水利局長。我們剛到甘肅的時候特別不喜歡那裡，後來住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地方很好，夏天很涼快，沒有蚊子，有各種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兒大幹了一場，把老部下都帶過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黃競武在上海被害後（編輯註：黃競武為黃炎培次子，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的父親。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省主席對他很好，說你趕快走，不走要出問題。他就把我們送到上海。當時上海已經被解放軍圍攻，我們半夜下了飛機出不了機場，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後來我就在上海等他。他從甘肅辭職，去了香港，之後從香港到了上海。
反對「三門峽」工程
1949年，上海剛解放，東北農林部就到上海來招聘建設東北人員，黃萬里去應聘了。我們8月份離開上海，9月18號到達瀋陽。他在東北水利局做了一個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學。
在唐山，黃先生開始嘗到政治運動的滋味。黃的同事瀋智揚被扣上「貪污」的罪名，黃先生對他說，「你要是貪污了就必須承認，但你要是沒貪污，也不要瞎說一氣，瞎說也不好。」這話被工人聽到後，黃萬里遭告發，成了被懷疑與批查的對象。
1953 年，全國院系調整，黃萬里調到清華大學。1956年，黃萬里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三門峽」規劃方案，堅決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他在大會上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國水利》卻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們當時開會的情況，包括他在會上的發言，第8期卻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還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麼批判他，他當時在會上怎麼說的，都是歷史事實擺在那裡。
現在，三門峽的問題是已經明擺著的了，各種雜誌、網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見了。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認為他的意見很重要。
1957 年春，黃萬里在清華校刊《新清華》發表短篇小說《花叢小語》，批評「三門峽」工程。清華大學多次開會批判他。校黨委向他宣布劃為右派份子的處分決定時，他說：「伽利略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雖然我沒有直接聽到他說這樣的話，但這樣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師胡家博、李亞莉和當時的學生黨治國、李曉鳳、張錫彩等人，也因為黃萬里辯護而被打為「右派」，特別是黨治國，受了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黃先生雖然在單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後照樣干他的，看書、洗澡、出去遛達，這些遭遇不妨礙他，不影響他。
他被打為右派之後，先是在密雲水庫工地勞動。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裡，又冷又餓。直到1960年才從工地撤回來。那時正是生活緊張的時候，我們住在清華解放前蓋的新林園平房裡，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裡種玉米、南瓜、各式各樣的豆子，雖然以前沒種過，但種得好極了。甚至到1964年的時候，還剩下幾百斤老玉米，後來都餵雞了。北大有幾個男同學，每個禮拜都來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厲害的時候，我們被趕出來，職工搶進去住了，一所房子住兩家人，院子裡蓋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發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來抄了我們家，沒有抄到什麼。8月24日，我被校醫院叫去開會，開完卻不讓我回家，讓我在辦公室坐著。等我回家一看，黃萬里已被紅衛兵打得渾身是血。後來黃先生自己給周總理寫了一個條子，具體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華打人的事。我把這條子送到國務院接待室去。幾天後，上面派人來清華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們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血吸蟲疫區，後來有些人得了血吸蟲病。我們住在像兵營一樣的大倉庫裡。黃萬里被鬥得精神恍惚，連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還給大女兒寫信，讓大女兒幫助回憶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務。1970年6月的一天，黃萬里中暑了，發高燒，但兩個頭頭折磨他，說，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幹活。1971年，我們才從江西回到北京。但黃萬里僅僅在北京呆了半個月後，又被下放到三門峽水庫打掃廁所。他身體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現了血尿。「四人幫」垮臺後，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寫不動還在寫」
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後一個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時他已經退休，實際上應該是離休的。
1949 年10月以前參加革命工作的算離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參加過招聘團，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那時起就享有供給制，沒有工資。但清華沒有管他這一段歷史，改為退休了。當時小女兒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國。走的時候，我說你一定要知道你應該是離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華還是給他辦了退休手續。我回來說不對，讓他們去調查，他們調查了一年多，沒有結果。
後來當過清華校長、以前在東北農林局管水利的劉達說，你們不要調查了，我知道黃萬里什麼時候到的東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應該算離休。清華才停止調查，給他改為離休。離休是一種政治待遇，還有工資差別，離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費醫療，離休是可以全部報銷的，這一點很重要，要不是離休待遇，後來他五次手術，連工資都不夠。
雖然離休了，但黃先生仍然要上課，要發表他的意見，發表他的論文。沒有別的意圖，不是說他上課，要給他加工資。解放前他就是二級工程師（教授），而他去世的時候還是二級工程師，這些他不計較。但這是資歷的問題，一直是二級工程師，那你這個人幾十年干了什麼？
當時，學校讓他申請帶博士。他說我有資格帶博士，我不用申請，要考慮我的資歷，考慮我的學識，你們認為我能帶博士，那就應該聘請我，而不是我來申請。他不申請，但學校有關方面說，假如你不申請的話，就不能帶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帶博士。
80年代上馬三峽工程，他一開始就反對，寫過好多文章，給每一個總理上書，寫他的意見，一直到他寫不動還在寫，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說，我只管寫，聽不聽、採納不採納是領導人的事。
他這種堅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貫的。
1998 年長江洪水後，黃萬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課上有不足，於是向系裡呈上書面申請，列出講義，要求上課。系領導同意了他的請求，為他安排了一堂給研究生班和教師的課。黃先生很高興。那一年他88歲，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紅色領帶、戴著黑色領巾。他覺得講課不容易，要穿得整齊，才能提高學生注意力。他堅持站著講課，自己寫板書。
2001年8月20日，清華大學水利系為黃萬里舉行90週歲生日祝賀會。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輪椅到會上去，但19日開始發高燒，沒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趙誠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這本書寫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黃萬里）他寫東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寫上的。這是他一貫的習慣，也是他父親黃炎培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