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28 14:44:05作者：陳奎德
——十七大觀察
描繪中共十七大，我願用三個關鍵詞：王儲、選帝侯、黑廳政治。
不確定的王儲
中共的政治傳統之一，是最高權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確性：老王欽定王儲，王可立之，亦可廢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劉，後廢之；立林，再廢之；臨終倉促立華，則後王速黜之。
鄧立胡，廢之；立趙，再廢之；繼而乾脆一石二鳥，同時欽定王儲江及王儲之王儲胡，凸顯其迴光返照之老王威風。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權萎縮，其威不足以加四海，點石成金強勢欽定單一王儲，已難孚眾望，必需求助諸「選帝侯」認可了。如此，最高權力傳承方式的變革，勢在必然。
王儲人選遂成為中原之鹿。
習近平、李克強這一對在十七大突兀誕生的雙頭王儲，最終誰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這就浮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高層權力結構：王儲二元化。
於是，出現了王儲的不確定性與競爭性，也誕生了某種歷史的契機。
雖然，這一契機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權力結構中的兩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極度傾斜，則立即板蕩回潮，重回老王欽定單一王儲的老路。
不確定性與競爭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結民心、積累政績、服務公眾的驅動槓桿，也是解開政治死結的可能契機。這一結構是一種削弱皇權的結構，是一種弱型制衡結構。有鑒於此，人們沒有理由對之憂心忡忡。
「選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層權力結構，不由使筆者想起在歐洲特別是德國歷史上曾有過所謂「選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稱為「選帝侯」（Kurfurst，複數 Kurfursten）的諸侯們，有權選舉皇帝（主要指選舉德意志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該制度恰是皇權萎縮之後產生的政治格局。
盧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為使其子作為王儲最後繼位獲得認可，1356年在紐倫堡制訂了著名的憲章「金璽詔書」，正式確立大封建諸侯選舉皇帝的合法性。詔書確立了帝國的七個選帝侯。他們分別是三個教會選帝侯：美因茲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爾大主教，和四個世俗選帝侯：薩克森公爵，勃蘭登堡藩侯，普法爾茨伯爵（或稱巴拉提那伯爵、萊茵行宮伯爵），波希米亞國王。七位選帝侯選舉出來的人稱「德意志國王」，只有經過進軍羅馬，並由教皇加冕後的「德意志國王」，才能獲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嗣後，選帝侯的各諸侯名稱及人數，因應於歐洲的政治、領土等變動，經歷了一些變遷，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則無大變化。直至1806年拿破崙勒令解散神聖羅馬帝國後，這一選帝侯制度才喪失其實質意義，演變成一種榮譽爵位形式了。
我們不難注意到，十七大後的中共高層，已經形成一種類似「選帝侯」的格局：鑒於最高王權衰微，無人能單獨欽點自己的王位繼承人，不得不訴諸最高諸侯群體（政治局常委及相當於該地位的元老），諸侯之間反覆磋商妥協，派別之間，討價還價，艱難磨合，才能遴選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儲，乃至國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層—— 政治局九常委，由於雙頭王儲的不確定性，他們對於未來的王者，更加相似於一個「選帝侯團」。基本上，團外之人是無權置喙的。如果剔除兩位準王儲，正是七位 「選帝侯」。胡錦濤雖然貴為王者，位高一籌，但其威仍不足以籠罩全局，畢竟，每位「選帝侯」都是有投票權的。
雖然相似，但中共的「選帝侯」 們，其權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遠不及德國歷史上的選帝侯。因為後者或挾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挾其尊崇的貴族身份以及由傳統、領地等加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會地位都相當高，故而他們遴選出的皇帝，認受性較強，因此該制度能夠在歷史上存在相當長一段時期。
反觀中共的「選帝侯」，不僅道德威信不足，權力根基淺薄，更重要的，是他們身處之世，是王權衰微，「人民主權」天經地義的時代。當此之世，由幾位「選帝侯」在密室裡選出最高領袖，總是擺脫不了 「合法性焦慮」的。有鑒於此，中共上層的這一「選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當然，作為最高權威遞減之後演變出的一種過渡性格局，它可以緩解其內部因強人缺位導致的權力鬥爭，鬆弛其間的張力，可能承擔某種階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卻無法保證其權力傳承的長治久安。
這是中共十七大後出現「選帝侯」的基本態勢。其格局是頗為狹窄的，仍屬「黑箱政治」的範疇。
從「黑箱政治」到「黑廳政治」——從「選帝侯」到「選選帝侯」
然而，有一則動向似乎提示了「選帝侯」範圍擴展的趨勢。它意味著在中共內部，已經出現了兩個層次的「選帝侯」制度嘗試。
筆者注意到了《人民日報》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經有試驗，由四百中共高幹投票選政治局。基本內容，就是中共設立了一個由四百多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的准推薦名單。整個過程分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選舉會投票，產生一張「可新提名為政治局委員預備人選的推薦名單」，或稱為「准推薦名單」；
二、現屆政治局常委參考推薦名單，以及黨組織對可能人選的考察、各人廉潔程度、班子結構需要等，擬定新一屆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機構的「人選建議名單」；
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這份名單；
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選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會按「人選建議名單」，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我把這一步稱之為：選「選帝侯」制度，稱這四百人為「選選帝侯」，或「選帝侯的選帝侯」。
它的目標是，在四百人範圍內，選出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即，選出「選帝侯」團。很顯然，這四百人是「選帝侯的選帝侯」。他們雖然無權直接選「皇帝」，但是可以選「選皇帝的人」，即，可以選「選帝侯」；也即，可以間接選皇帝。顯然，這是在更大範圍內的選帝侯制度試驗。
然而很遺憾，該「選選帝侯」僅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縱的一次試驗。試驗結果，也僅僅是「推薦」給胡錦濤們「參考參考」，並無法定意義。也就是說，它並未進入真正的政治過程。
正如筆者與陳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對談中指出的，倘若北京當局敢於公開地、正式地把上述「選選帝侯」付諸政治過程，把試驗變成正式實踐，則中國政治就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純粹是掛在口頭上的喋喋不休的囈語了。因為公開化，就意味著透明的遊戲規則出現；因為範圍擴大，也就意味著合法性基地的擴大。倘如此，人們是有理由對中國政治前景抱持某種謹慎的樂觀期待的。
然而封閉性、神秘性，作為中共政治運作的基本特點，在上述試驗中一仍其舊。這是令人沮喪的。然而，即使如此，鑒於「選選帝侯」達四百之眾，其規模比較「選帝侯」大為擴張。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閉鎖，倘若「選帝侯」制仍難逃「黑箱政治」之譏的話，則「選選帝侯」制就可命名為「黑廳政治」了。
雖然同被黑幕籠罩，但是，其中空間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對控制者言，他可以製造「黑箱」，他可以製造「黑廳」，甚至，他可以製造黑市……,但是， 他製出「黑省政治」「黑國政治」嗎？廣袤空間，「制黑」已經力不能及了。
顯然，規模、範圍之大小是極其重要的。
近來人們常談論中國已進入寡頭政治時代。其實，寡頭政治已存在中國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頭政治轉變為變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實上，當 9個寡頭，變為400個寡頭，再擴展到更多「寡頭」時；當中國政治，從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廳政治」，在走向幾千人的「黑街政治」 時……，當上述「選帝侯」制度試驗的範圍與人數不斷拓寬，當千千萬萬人都獲得了與「選帝侯」同等的權利，而「政治寡頭」已經泛化到「尋常百姓」頭上時， 「寡頭政治」也就名存實亡了。
那就是那個日子——大寫的日子。
描繪中共十七大，我願用三個關鍵詞：王儲、選帝侯、黑廳政治。
不確定的王儲
中共的政治傳統之一，是最高權力接班人的唯一性和明確性：老王欽定王儲，王可立之，亦可廢之，一言九鼎，不容他人置喙。
毛立劉，後廢之；立林，再廢之；臨終倉促立華，則後王速黜之。
鄧立胡，廢之；立趙，再廢之；繼而乾脆一石二鳥，同時欽定王儲江及王儲之王儲胡，凸顯其迴光返照之老王威風。
然至十七大，老王已死。皇權萎縮，其威不足以加四海，點石成金強勢欽定單一王儲，已難孚眾望，必需求助諸「選帝侯」認可了。如此，最高權力傳承方式的變革，勢在必然。
王儲人選遂成為中原之鹿。
習近平、李克強這一對在十七大突兀誕生的雙頭王儲，最終誰能修成正果，尚在未定之天。這就浮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高層權力結構：王儲二元化。
於是，出現了王儲的不確定性與競爭性，也誕生了某種歷史的契機。
雖然，這一契機脆弱和微妙，稍有不慎，倘若權力結構中的兩派乃至三派的有限平衡，向某一派極度傾斜，則立即板蕩回潮，重回老王欽定單一王儲的老路。
不確定性與競爭性是逼迫政客改善形象、邀結民心、積累政績、服務公眾的驅動槓桿，也是解開政治死結的可能契機。這一結構是一種削弱皇權的結構，是一種弱型制衡結構。有鑒於此，人們沒有理由對之憂心忡忡。
「選帝侯」格局
目前的中南海高層權力結構，不由使筆者想起在歐洲特別是德國歷史上曾有過所謂「選帝侯制度」。它指某些被稱為「選帝侯」（Kurfurst，複數 Kurfursten）的諸侯們，有權選舉皇帝（主要指選舉德意志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該制度恰是皇權萎縮之後產生的政治格局。
盧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為使其子作為王儲最後繼位獲得認可，1356年在紐倫堡制訂了著名的憲章「金璽詔書」，正式確立大封建諸侯選舉皇帝的合法性。詔書確立了帝國的七個選帝侯。他們分別是三個教會選帝侯：美因茲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爾大主教，和四個世俗選帝侯：薩克森公爵，勃蘭登堡藩侯，普法爾茨伯爵（或稱巴拉提那伯爵、萊茵行宮伯爵），波希米亞國王。七位選帝侯選舉出來的人稱「德意志國王」，只有經過進軍羅馬，並由教皇加冕後的「德意志國王」，才能獲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嗣後，選帝侯的各諸侯名稱及人數，因應於歐洲的政治、領土等變動，經歷了一些變遷，但其制度的基本格局則無大變化。直至1806年拿破崙勒令解散神聖羅馬帝國後，這一選帝侯制度才喪失其實質意義，演變成一種榮譽爵位形式了。
我們不難注意到，十七大後的中共高層，已經形成一種類似「選帝侯」的格局：鑒於最高王權衰微，無人能單獨欽點自己的王位繼承人，不得不訴諸最高諸侯群體（政治局常委及相當於該地位的元老），諸侯之間反覆磋商妥協，派別之間，討價還價，艱難磨合，才能遴選出大家均可接受的王儲，乃至國王。目前的中共最高層—— 政治局九常委，由於雙頭王儲的不確定性，他們對於未來的王者，更加相似於一個「選帝侯團」。基本上，團外之人是無權置喙的。如果剔除兩位準王儲，正是七位 「選帝侯」。胡錦濤雖然貴為王者，位高一籌，但其威仍不足以籠罩全局，畢竟，每位「選帝侯」都是有投票權的。
雖然相似，但中共的「選帝侯」 們，其權力的根基及其威望都遠不及德國歷史上的選帝侯。因為後者或挾其崇高的宗教地位，或挾其尊崇的貴族身份以及由傳統、領地等加諸的光圈，其道德威信和社會地位都相當高，故而他們遴選出的皇帝，認受性較強，因此該制度能夠在歷史上存在相當長一段時期。
反觀中共的「選帝侯」，不僅道德威信不足，權力根基淺薄，更重要的，是他們身處之世，是王權衰微，「人民主權」天經地義的時代。當此之世，由幾位「選帝侯」在密室裡選出最高領袖，總是擺脫不了 「合法性焦慮」的。有鑒於此，中共上層的這一「選帝侯」格局，只能是一種暫時性的安排。當然，作為最高權威遞減之後演變出的一種過渡性格局，它可以緩解其內部因強人缺位導致的權力鬥爭，鬆弛其間的張力，可能承擔某種階段性政治功能。但是，卻無法保證其權力傳承的長治久安。
這是中共十七大後出現「選帝侯」的基本態勢。其格局是頗為狹窄的，仍屬「黑箱政治」的範疇。
從「黑箱政治」到「黑廳政治」——從「選帝侯」到「選選帝侯」
然而，有一則動向似乎提示了「選帝侯」範圍擴展的趨勢。它意味著在中共內部，已經出現了兩個層次的「選帝侯」制度嘗試。
筆者注意到了《人民日報》披露，十七大前，中共曾經有試驗，由四百中共高幹投票選政治局。基本內容，就是中共設立了一個由四百多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人的准推薦名單。整個過程分為五步曲：
一、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四百人的選舉會投票，產生一張「可新提名為政治局委員預備人選的推薦名單」，或稱為「准推薦名單」；
二、現屆政治局常委參考推薦名單，以及黨組織對可能人選的考察、各人廉潔程度、班子結構需要等，擬定新一屆政治局及其它中央機構的「人選建議名單」；
三、十月八日，也就是十七大前一星期，政治局同意這份名單；
四、十月二十一日，十七大選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五、十月二十二日，一中全會按「人選建議名單」，選出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我把這一步稱之為：選「選帝侯」制度，稱這四百人為「選選帝侯」，或「選帝侯的選帝侯」。
它的目標是，在四百人範圍內，選出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即，選出「選帝侯」團。很顯然，這四百人是「選帝侯的選帝侯」。他們雖然無權直接選「皇帝」，但是可以選「選皇帝的人」，即，可以選「選帝侯」；也即，可以間接選皇帝。顯然，這是在更大範圍內的選帝侯制度試驗。
然而很遺憾，該「選選帝侯」僅僅是高度保密、被高度操縱的一次試驗。試驗結果，也僅僅是「推薦」給胡錦濤們「參考參考」，並無法定意義。也就是說，它並未進入真正的政治過程。
正如筆者與陳子明先生在最近一次對談中指出的，倘若北京當局敢於公開地、正式地把上述「選選帝侯」付諸政治過程，把試驗變成正式實踐，則中國政治就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民主云云，就不再純粹是掛在口頭上的喋喋不休的囈語了。因為公開化，就意味著透明的遊戲規則出現；因為範圍擴大，也就意味著合法性基地的擴大。倘如此，人們是有理由對中國政治前景抱持某種謹慎的樂觀期待的。
然而封閉性、神秘性，作為中共政治運作的基本特點，在上述試驗中一仍其舊。這是令人沮喪的。然而，即使如此，鑒於「選選帝侯」達四百之眾，其規模比較「選帝侯」大為擴張。因此，即便仍然黑暗、閉鎖，倘若「選帝侯」制仍難逃「黑箱政治」之譏的話，則「選選帝侯」制就可命名為「黑廳政治」了。
雖然同被黑幕籠罩，但是，其中空間大小仍是非常重要的。對控制者言，他可以製造「黑箱」，他可以製造「黑廳」，甚至，他可以製造黑市……,但是， 他製出「黑省政治」「黑國政治」嗎？廣袤空間，「制黑」已經力不能及了。
顯然，規模、範圍之大小是極其重要的。
近來人們常談論中國已進入寡頭政治時代。其實，寡頭政治已存在中國多年。而史家也常常注意到寡頭政治轉變為變革工具的可能性。事實上，當 9個寡頭，變為400個寡頭，再擴展到更多「寡頭」時；當中國政治，從九人的「黑箱政治」，走到四百人的「黑廳政治」，在走向幾千人的「黑街政治」 時……，當上述「選帝侯」制度試驗的範圍與人數不斷拓寬，當千千萬萬人都獲得了與「選帝侯」同等的權利，而「政治寡頭」已經泛化到「尋常百姓」頭上時， 「寡頭政治」也就名存實亡了。
那就是那個日子——大寫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