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月二十六日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致胡溫的公開信在大紀元網站上發表以後，公開信效應正在廣泛傳播，也引發了後面多封公開信中強烈要求政改，多黨競選的呼聲不斷傳出。
汪兆鈞本人因各界的關注，致使電話以及信息不斷，近期他又發表了《關於我的公開信的說明》，他在信中寫到："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傳家，我那封公開信只是作為一個公民向最高領導和社會陳述自己的觀點"。他還就幾個重要問題在信中作了回答。
因本臺聽眾異常關注公開信效應的進展，本臺記者再次採訪了汪兆鈞先生。他根據中國大陸的民眾對目前中國未來的思考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汪兆鈞針對目前中國的一些年輕人和一些知識界人士認為中國民主還不成熟等理論作了評論，他認為，極權只會對國家，甚至對全世界造成災難。（錄音）
汪兆鈞："我們中國一些年輕人，因為他們可能缺少一些歷史知識和經驗，所以根據他們自己對國情的瞭解觀察，得出結論了，因此他們覺得好像在我們中國目前民主還不成熟，老百姓的素質還低，因此需要權威；甚至提出個學派叫‘威權主義'，覺得只有極權，我們中國才能夠發展、才能夠前進，經濟才能取得成績。
他們非常的幼稚，他們不瞭解歷史，他們不懂；我是從這段路走過來的，我是從這一段路走過來的，我知道威權主義也好，作為一個社會，極權政體在現代社會都是糟糕的。"
汪兆鈞分析了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儘管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經濟是失衡的、傾斜的。他在信中指出，這種極權主義國家處於權力中樞的人，奪取最高權力是無序的，取得最高權力後，行為是無度的。（錄音）
汪兆鈞："二次大戰就非常明顯的看出來，日本、德國當時經濟發展都非常的快，突飛猛進，他們的速度超過了英國，甚至還超過了美國。但是，他們的經濟是傾斜的，是失衡的，是不正常的，是不可持續的。最後他們只有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給全世界帶來了災難。
今天德國、日本當前的經濟是可持續的、是為後代著想的、是跟全世界溶為一體的、是全球化的。因此，他是對全人類、包括不僅對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對全人類是負責任的；他們是民主政體，也只有民主政體、經濟的繁榮昌盛，才是造福於人類和後代的。極權主義的經濟是不正常的。"
汪兆鈞用自己文革中的經歷，通過反省後的再認識，得出了中共的極權統治才會出現六四的災難、法輪功的災難。（錄音）
汪兆鈞："從我們目前中國的情況看就非常的糟糕，儘管他發展的GDP看來很高，但是他已經給社會特別是我們的後代帶來了不僅是隱患，甚至是災難。所以我應當告訴我們中國的年輕人，而且我在年輕的時候也非常崇拜極權，但是通過反省，我就瞭解到這極權對我們中華民族是災難。
我在這說明就是講清楚這個問題，就給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包括三、四十歲的人，應當是很有教育意義。我是他們搞極權的老大哥呀，我充分認識到極權的害處，文化大革命毫無疑慮，我是非常敏感的就知道我們已經上當受騙了，給社會沒有帶來好處，結論是禍國殃民。難道我們不通過這個來反省嗎？來總結嗎？
所謂總結就是應當舉一反三，不僅是一對一的問題，而是要舉一反三。極權主義會造成文化大革命，極權主義你繼續下去，那麼我們今天六四的災難、法輪功的災難；如果我們再繼續下去，後面還會災難。"
人們現在都崇尚搞經濟，但是汪兆鈞強調，用極權的體制是搞不好經濟的。（錄音）
汪兆鈞："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思維轉變過來，從歷代來說，從歷史上來說，那就要從馬背到馬下；從近代來說，從現代社會來說，那麼就是不要再搞所謂的革命了，實際一點、現實一點，為我們老百姓服務，把經濟搞上去。
經濟怎麼才能搞上去呢？你用這種極權的政治體制，是搞不好經濟的。極權的政治體制等於是把老百姓排除在權力範圍之外，老百姓的聲音、老百姓的主張，群眾的智慧，乃至於他出現了我們當前中國社會的現狀。"
最後汪兆鈞通過本臺又再次重申，他不想搞政治，但是大家都不說話，也只好把他逼上樑山，他希望大家都來推動政體改革，這樣才能使人民的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錄音）
汪兆鈞："這個問題稍微複雜一點，我在這裡還不一定能說得清。實話說因為我不想搞政治，所以我不想寫文章，我對政壇的權力沒有任何興趣，那時候我對政治一點野心都沒有，我實在是屬於大家都不說，那怎麼辦啊？那麼我就非我來說不可，我是被逼上樑山的，這個問題要說清楚。
不然，實話說，不是說我汪兆鈞有什麼了不起，我本身經歷過了...我的這個經歷、我的這個反思，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價值的，應當給我們社會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能知道、能懂得。
不要迷信什麼威權主義、在權威領導下，我們的中國才能崛起，不可能的。從當前的情況看，非常易見，恰恰我們中國應當進入到民主憲政這個政治體制下，才能夠群星閃爍，老百姓所有智慧才幹都可以得到發揮。"
汪兆鈞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說明信中預言，危機四伏的政治改革道路，將變成中華民族真正崛起的有力跳板。他再次祝福我們偉大的民族，能順利通過這煉獄般的民主憲政改革之旅。共同創造為子孫後代所稱頌的偉大建樹，迎來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