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超越政治
高行健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重大的災難，是政治強行干預文學，文學為政治服務。作家不是淪為政治的工具就是政治的犧牲品。當然，不光在中國，蘇聯、東歐等國家也是這樣。
自五四運動以後，意識形態深受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影響，採取激烈的革命態度，高喊打倒傳統。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是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和摧殘。
今天看來，那些所謂的革命文學就是一堆廢紙，毫無文學價值，僅有一點史料價值。相比之下，巴爾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們寫的社會、人、生存困境，要深刻得多。
高行健說：「傳統就在那裡，是很好的參照，也是打不倒的。文學超越政治，文學是人生、人性的見證。文學必須從政治裡拔出來，用清醒的眼光看世界，這是文學的前提。」
高行健的小說和繪畫，具有很強的禪宗色彩。他講，很多人佛經讀多了,就變成一種學問。慧能活在當下，從中解脫出來，把它變成行為和生活方式。道家把人與自然的關係詮釋得那麼好，這是西方所沒有的。我不反對傳統，東西方傳統文化，兼收並蓄。
二．小說也可以引發深層思考
原始小說是講故事，巴爾扎克時代，不僅講故事，而且要刻畫人物複雜的性格。後來發展到怎麼觀察事件和自己，怎麼去敘述。高行健指出，小說也可以是一個人認識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不僅講個人經驗遭遇，而且引人思考。很多哲學的思考可以進入小說，但又不是哲學論文，不是抽象的哲學思辯。小說提供對世界的認識是感性的，也可以很深刻。
《靈山》獨特之處是以「你」、「我」、「他」三個不同的人稱，用不同的章節講述一個人物，沿長江流域漫遊的思考、心路歷程，作者來靜觀不同的自己的對話。
《一個人的聖經》中只有「你」和「他」,但沒有「我」。為什麼呢？
他解釋，「你」——敘述的是現在，香港、紐約、澳洲、北歐……跑遍全世界，從東方到西方。「他」——講的是過去，在中國經歷的困難，對以往的回顧。現實的「你」和過去的「他」對話。
「我」沒有地方放，是因為經歷了無數的政治運動，尤其文革時的中國，真「我」無處存生，人人戴面具，真實的聲音被窒息、被殲滅。
在西方盲目的自戀情況下,「我」也很糟糕。薩特說：「他人即地獄。」但他忽略了一個人自身的問題，對自我的估價。一個人對自我沒有清醒的認識也是地獄。包括政治狂人、暴君，自我膨脹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一定是有病，喪心病狂。
三．自由來之不易
多才多藝的他得益於父母的熏陶，五歲登臺演戲，十歲嘗試寫小說。大學時曾組織劇團，後來因為沒有一個是共青團員，而受到懷疑，被迫解散。文革中下放勞動五年，不得已燒掉一箱子手稿。八十年代，作品屢遭查禁批判，顛沛流離。到法國後才找到安穩，抓緊時間去寫。
「自由來之不易。」 高行健感慨，「時間非常珍貴,又要畫，又要寫，還要上十多個戲，要出書，拍電影……沒有假期，沒有週末，也沒有白天黑夜。我周密地安排一年的工作計畫，排好日程……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感悟到上帝並沒有對我撒手。生命是如此脆弱，那麼可貴，加深了一種宗教情懷。」
四．中國對我很遙遠了
問:流亡法國多年，對中國文壇的亂象，有什麼看法？
高：簡直沒看，沒時間看，做不過來。我對西方、對歐洲更為關注，是對人、對命運的關心，不是政治，雖然政治並不放過我 ……中國對我很遙遠了，甚至翻過幾頁了。
問：是否因為不堪回首的過去？獲獎後，中國政府的態度？
高:心 理上有那麼一點兒，由它去吧！偌大個中國的事，管不了……真實的人是有毛病的，有缺點的，但個人能發出真實的聲音。早在一個世紀前卡夫卡就有這樣的意識， 有限的生命裡只能做有限的事情。我獲獎後，國內官方的反應，找幾個人到瑞典學院抗議，也就聽聽而已，哪去管那麼多閑事！
目前，高行健的作品已譯成世界36國語言，他變成世界公民。去年又榮獲紐約公共圖書館頒發的「雄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