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十七大時的習近平。（Getty Images）
中共十七大，胡溫勢力雖迫使曾慶紅下臺，但終未能壓倒江曾勢力，胡、曾、江最後達成妥協，一致推舉習近平為首席新一代接班人、與屬於胡的團派嫡系李克強雙接班。十七大之後，胡溫與江曾的惡鬥仍在繼續，從以往長期較量的實力來看，胡溫欲全面扳到江曾尚欠火候。未來局勢的發展，以及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推行和最終共產黨能否向民主政黨轉型，習近平擺放位置成為關鍵，太子黨出身的習能否靠向胡溫，與江曾一派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成為中共高層各方勢力拉攏、爭奪、分化、重組的焦點。
習近平究竟屬於哪一派？
外界大部分輿論認為，今年54歲的習近平與曾慶紅同屬太子黨，十七大前調到上海處理陳良宇案善後數月，對江曾頗為尊重，因此受到江曾大力推薦成為政治局常委和第一接班人，當歸屬於江曾派系，至少與之關係更為親密，而另一部分看法卻不同。
獨立中文筆會的北京作家余傑在《爭鳴》最新一期12月號刊登的"九個政治矮人統治中國"的文章中認為，"對於政客來說，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他指出，"至於習、李二人‘雙接班制'的出現，也很難說是江的勝利和胡的失敗。習近平與江系人馬並無特別深厚的關係。其父親習仲勛是黨內名聲較好的溫和派元老，八十年代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關係較為密切，胡耀邦下臺的時候，習是惟一為胡耀邦叫屈的元老。九十年代，習仲勛與江的關係比較疏遠，習近平也未獲江的青睞。"
他分析說，"習近平在任職福建期間，也未與江系要角、主政福建的賈慶林產生超出工作範疇的裙帶關係。陳良宇案發之後，胡溫將習從浙江調到上海處理善後事宜，這一決定顯然獲得了江的認可，但胡溫的這一選擇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對習相當看重和信任。倘若習是江的嫡系，胡溫又怎麼會讓他 ‘空降'上海呢？"
余傑指出，"此次習、李雙雙出線，表明胡的威望不足以確定單一的接班人，只能在取得黨內各種力量的平衡之後，選擇一個接班人群體。"
紐約時報的分析也大致如此：推出習近平作為中共2012年十八大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則是胡錦濤、江澤民和曾慶紅三人達成的一致選擇。
應當承認，余傑的分析頗為客觀中肯，類似的看法不止他一人。余傑並舉例習近平與薄熙來，說明"太子黨"的劃分概念模糊、難以分辨是非，不宜戴著有色眼鏡觀察他們隸屬於哪個派系，也不能過度依賴它們來透視中共的內部分歧。
余傑說，"習仲勛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被毛澤東清洗，習近平遂淪為社會底層，在困厄中度過少年和青年時代。薄一波是後來隨著劉少奇一起垮臺的，文革初期薄熙來還是紅衛兵激進組織‘聯動'的骨幹，參與了若干打砸搶活動。習仲勛復出之後，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是毛時代的元老當中少有的開明派，這也不能不影響到習近平。而薄一波復出之後，仍然保持了反覆無常的小人本性，先後對胡、趙落井下石，通過力挺江澤民換取兒子的仕途，這些作為，在黨內外頗為有識之士所不齒。"
中共還有政改可能性嗎？
在中共高層權力惡鬥的同時，北京當局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共政權面臨嚴重的執政危機。《九評共產黨》引發的退黨大潮已促使近三千萬人退出中共組織，日益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無法控制的官員貪污腐敗、超過警戒線的貧富差距、民怒人怨的社會不公等等，如蠢蠢欲動的火山，不知道哪一天會爆發。在此時局之下，黨內外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促使共產黨向民主政黨轉型的呼聲日益高漲。
《爭鳴》12月號同時刊登了自由作家楊光的文章"中共還有政改的可能性嗎？"指出，"中共政改的基本前提是早就具備了的。這個前提就是：中國需要政改，民眾盼望政改，時代呼喚政改。而且，幾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共權貴自己--都知道：不政改是死路一條。"
然而，十七大的政治報告讓海內外對政改普遍失望。正如楊光所說的，"中共權貴一日放不下特權利益，也就一日不可能開啟實質性政改之門。"
楊光指出，"當然，總會有那麼一天，到了權貴階層生死存亡之際，中共當局終將痛改前非、立即政改，就如武昌起義後的滿清政府一樣。不過，真要到了那一天，曾經奇貨可居的政治改革，也就多此一舉、一錢不值了。"
迄今不到8個月的2008年8月北京奧運是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大一關。據通曉天象的修煉界大師級人物預測：中共很難過去這一關。有消息說，中共在後悔主辦奧運，因為它引來全世界對它踐踏人權的關注與譴責。
十七大剛結束，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民盟成員郭泉等人接連發表多封給胡溫和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信，呼籲推行政改、平反法輪功、軍隊國家化等，引起黨內外高度關注。顯然，這股上書潮的時機絕非偶然，對於瀕臨崩潰的中共政權來說，這無異於上天恩賜的最後一個機會。
若北京當局能抓住這個機會，現在立馬開始利用媒體大造輿論，然後在明年3月政協人大兩會上提到議事日程進行討論，形成政改決議，接著在兩會後大張旗鼓地進行政改，這樣無論黨心、民心、海內外輿論都會皆大歡喜，無形中化解了中國社會種種矛盾危機，同時逐步促成共產黨和平轉型成為民主政黨、專制體制和平轉型成為民主體制。
然而就在前幾日，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因上書12月6日被校黨委撤銷教務，調任資料員，7日又被當局抄家並刑訊。中共當局正在錯失這樣一個和平轉型的天賜良機。
那麼繼續糾纏於黨內阻力而錯失良機，結果將會怎樣呢？可以說，汪兆鈞公開信中所設想的葉利欽式人物誕生過程只是一種理想狀況，現實中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目前，由分布世界各地的350多名政要、宗教領袖、律師、人權活動家等組成的"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發起的奧運人權聖火，經過了4個多月，已經傳遞了歐洲20多個國家和澳洲數十個城市，在國際上引起廣泛強烈的反響。明年8月北京奧運開始前，將會橫跨全球五大洲35個國家超過130個城市，最後一站抵達由習近平管轄的香港。
若明年奧運能如願舉行，海內外運動員、記者、奧運工作人員、觀眾當中，出現法輪功和人權支持者在會場上拉橫幅抗議的事件在所難免，防不勝防，而中共實施鎮壓的現場實況轉播不僅在海外，甚至有可能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
更危險的是，奧運前夕和期間海內外媒體聚集，每天都在發生的各地衝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有可能引發成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和解若不解決問題，軍警鎮壓則非常危險。與平常時期不同的是，奧運首次在中國舉行，整個社會和全體民眾的狀態都極為亢奮，一旦演變成民眾與政府的衝突對抗，像六四事件中共動用軍隊成功的將抗議鎮壓下去，是絕對不會在中國重演的。
之所以絕對不會重演，且不論在軍隊國家化的呼聲之下軍隊對黨政的影響已日趨弱化，這一點從新的 9名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中沒有軍人席位可見，而是因為中國社會有一顆巨大無比的不定時"原子彈"，那就是股市和銀行。一旦衝突規模升級，首先受衝擊的將會是股市，股市一垮立即會引發銀行擠兌狂潮。
2006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披露：一旦出現金融危機或政治動盪因素，金融機構僅能應付大中城市儲戶5%至7%的提取，也就是說95%以上的儲戶已經無法提取現金。其實，溫家寶今年11月緊急喊停"港股直通車"並限制深圳銀行提款額，就已經在擔心引發擠兌了。
若全國性的擠兌狂潮一旦發生，豈是軍隊能夠鎮壓下去的？！因為軍人自身也將會不顧性命的參與擠兌潮，那時中共政權就只剩下垮臺這一條出路了，而且甚至會發生在一夜之間。
其實，這樣的場景隨時都可能發生，只是明年奧運前夕或期間發生的可能性更大，這一點胡溫和中央高層都十分清楚。這就是為什麼楊光說，"人們也普遍認為，如果中共始終推搪永不政改，這將是所有選擇中最壞的選擇。"
許多人不知中共的底細和中國的現狀，還以為中共動不動抓人打人，貌似很強大、很了不得，其實真是比毛澤東所形容的"紙老虎"還不如。而汪兆鈞、郭泉等人的上書潮，可以說是給中共當局最後一個機會，是在救中共整體，如果認識不到就只有等著崩潰的份了。
因此，郭泉因上書遭打壓，北京當局正在錯失良機，這對中共政權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若北京當局能及時醒悟，首先就應立即糾正郭泉遭打壓事件，並著手開始利用上書潮這一天賜良機，切實認真推行大幅度政改，而且要抓住奧運前的兩會時機，不是做給外界看，因為欺騙別人其實就是在欺騙自己，最終仍然逃脫不了全盤皆輸的命運。
習近平應何時擺放位置？
若北京當局真的開始推行政改，最大的阻力來自何方呢？眾所周知，當然來自於江曾一派。正如楊光所指出的，"政改必然要觸及權貴與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和未來收益，必將造成權力與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翻轉。"而江曾一派是近十幾年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二人現在又不在位，勢必會利用在中央和軍中勢力竭力阻擋，實際上江曾勢力早已一直在幹這樣的事情。同時江曾擔心一旦政改，平反法輪功勢在必行，而且黨內和民間都會要求討還血債，江曾更是提心吊膽。
與六四有牽連的官員一族絕大倒數目前都不在高位，而且已事過18年之久，若北京當局能真正推行政改，並真心悔過，贏得民心，想要得到全國人民的諒解也並非難事，特別是在有欠法輪功血債的相比之下，以及關係到中共政權的生死存亡，六四一族高層對於政改顯然不會比江曾一派阻力大。
那麼，在目前胡溫的實力還不足以扳倒江曾一派的局勢之下，儘管胡溫十七大前已在黨刊上放出民主政改的輿論，但真要想推行顯然是不可能的，而錯失政改良機卻又只有死路一條。其實，江曾之所以敢肆無忌憚的鎮壓迫害法輪功，就是抱著這樣一個心態："要死大家一起死"。
在目前危急的形勢之下，正應是習近平擺放位置的時候，也是唯一和最後的機會！
習近平本人沒有欠法輪功血債的後顧之憂，又在黨內擁有廣泛的人緣，並由江曾推舉成為政治局常委及首席新接班人，接替曾慶紅原來的職務，預計還將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江曾一派人馬必定紛紛拉攏投靠，若習此時靠向胡溫，與江曾漸行漸遠，將會使倒江曾的勢力如虎添翼，協同胡所繼承的胡耀邦團派勢力、溫所繼承的趙紫陽勢力，以及高層同情趙胡的開明派和自由派人士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田紀雲、楊白冰等人脈勢力，就不愁扳不倒江曾一派。
其實，江曾一派勢力已大不如前了，黃菊暴亡，陳良宇入獄，吳邦國等人也如劉曉波所說的"上海幫色彩較淡"，江曾派系中倒戈的人也越來越多。新的9名政治局常委之中，與江曾鐵桿的只剩下週永康、賈慶林，而且名聲極差，並與江曾一樣在海內外身負酷刑罪、貪污罪等訴訟案。
另據《動向》11月號引述北京高層智囊人物透露，汪兆鈞上書得到官場上的好評，在北京權力核心層引發"炸鍋效應"，習近平與李克強表示，"這是政治改革滯後的一種必然反應。"言外之意，習本人並不反對、甚至是贊同推行政改的。
若習繼續奉行在官場上培養出來的圓滑作風，依然保持對江曾的曖昧態度，以及身居高位而無所作為，甚至成為胡溫的阻力，勢必讓胡溫時刻防範，互相牽制，既使雙方贊同政改也無法推行，只能眼看著郭泉遭打壓、政改的良機錯失，結果習與各派倒是可以"和平"相處，但那是在中國社會的"原子彈"爆發之前。
若習依然故我，任憑胡溫與江曾惡鬥難分高下，結局將會等不到成為新一代接班人就位，這顆"原子彈"早已爆發，中共早已垮臺，到那時習既使再想有所作為，已悔之晚矣。
當然，若習靠向胡溫，江曾也面臨倒臺，政改仍未能推行，正像余傑所說的，"習近平的竄升又成為某種為胡溫的‘不政改'作辯護的最佳理由。"那就是中共當局集體的罪責，而不在習一人身上，也就只好"要死大家一起死"了。
誠然，習的城府很深與圓滑作風在政權平穩時期，可以在凶險的官場上明哲保身，可以在權力與利益分配中獲利，可以在各方爭鬥相持不下時突穎而出。但在中共政權垮臺之時，權力與利益已不再重要，而是各自保命逃命要緊，到那時人人都想與欠法輪功血債撇清，習再想與江曾劃清界限為時已晚，而且迫害法輪功在習任內仍在繼續，習作為政治局常委之一，將不能不為此擔負起應有的責任。
可以說，習靠向胡溫是北京當局能否有所作為的前提，能否把握住這一稍縱即逝的良機，政改能否推行與共產黨能否成功轉型，都維繫在習一人身上，這是歷史賦予習的重大責任和唯一機會。
若習此時能把握住這一天賜良機，他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最大功臣之一，正如汪兆鈞在11月22日的信中說的，在新一代黨內有智慧的改革家的帶領下，危機四伏的政治改革道路，將變成中華民族真正崛起的有力跳板。"可以成功推動中國共產黨的整體轉型，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與現代民主憲政相適應的團結、穩定的政治力量，把7000萬中共黨員引入光明的政治坦途，為中華民族開闢千年盛世。"
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如何抉擇，全在習近平一念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