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2-20 07:13:00作者：劉曉波
一九五七年反右，是中國知識份子永遠的傷痕和恥辱，知識的獨立被當作垃圾，知識份子的尊嚴被踩在腳下，政治恐懼深入民族的骨髓，臭老九的地位和犬儒化人格由此奠定。對此，章詒和女士在《淚祭羅隆基》中痛切地說：「一位中共黨員身份丶曾任政府要職的人對我說：『瞧你們民主黨派的那些領導人，比共產黨還差勁。人簡直就像是沒了骨頭。』」
的確，直到今天，作為知識人安身立命的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人格，仍然是中國知識界的奢侈品。
為父輩冤魂立傳還原反右細節
作為當年「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女士與父親一起承擔了荒謬而野蠻的時代的重負。章伯鈞一九六九年去世，喪父之痛還未減緩，她本人就在一九七 ○年鋃鐺入獄，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丶四川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秋天被判無罪釋放並回北京。在長達十年的勞改生涯中，她曾被迫從事掩埋死囚屍體的可怕工作。她自述說，有一次，在風雨交加的荒野，她差一點扑到死去難友的墓穴裡，以死來終結邪惡勢力強加於她的一切凌辱。但她沒有自我了斷，而是堅韌地活下來了，她要完成父親臨終前的囑託：希望女兒成為時代和歷史的見證人，把那個時代的光榮與恥辱都記錄下來。
章詒和女士以《往事並不如煙》（以下簡稱《如煙》）而聞名，但《如煙》出版不久，就在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下變成了禁書。她的第二本書《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在香港出版。章女士的第三本書《伶人往事》經過刪節後在大陸出版，但就是這個「潔本」，也不為意識形態衙門所容，再次被列入禁書單。章女士忍無可忍，拍案而起，連續發表公開信，使「禁書事件」變成備受海內外關注的公共話題。這不僅是章女士個人的反抗，也是民間知識界對意識形態衙門的反抗。為父輩的冤魂立傳和還原反右歷史的細節，是章女士寫作的主要動力。
史書性寫作，不隱諱對父親深愛
整整五十年了，暴君腳下的上百萬右派，如今還在人世的倖存者，已經越來越少；還能活出尊嚴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更可悲的是，記錄父輩的慘痛遭遇的右派子女，也是寥若星辰。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國頭號右派的女兒，章詒和女士的歷史人物系列是罕見的見證，她關注災難中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大時代中的個體遭遇，大悲劇中的靈魂掙扎。她的見證，不僅是記錄歷史，為那些至今仍然難以瞑目的冤魂立傳，而且是直面今天，抗議持續至今的野蠻政治。
在章女士看來，當代中國有四大禁區：反右丶大飢荒丶文革丶六四。而反右運動「正是解開這四大死扣的一個關節點」。為此，章女士不僅自己寫書，還策劃了紀念反右五十年的系列叢書，第一批四本已在香港出版：邵燕祥先生的《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一九四五-一九五八》丶錢理群先生的《拒絕遺忘--「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丶她本人的《順長江，水流殘月》（以上三本由香港牛津出版社二○○七年出版），她編著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收錄了瀋志華丶章立凡丶徐慶全丶謝泳的研究成果。
《順長江，水流殘月》（以下簡稱《順長江》）是章女士的第四本書。該書第一部分是寫一九五六年，可以視為鳴放和反右的政治背景；第二部分從一九五七年二月寫起，記錄她父親章伯鈞的鳴放言行和民主黨派反右運動的情況；第三部分寫的是一九五八年，記錄了毛澤東為所有大右派蓋棺論定後民主黨派的屈從和章伯鈞的心態；第四部分寫了章詒和眼中的章伯鈞與羅隆基的分歧及在反右中的共同命運。
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而言，在章女士目前的四本書中，我最看重這本《順長江》。如果說，前三部是個人記憶的復活，記錄了毛時代丶特別是反右風潮中的社會名流們的個人際遇，帶有比較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那麽，《順長江》就是史書性寫作，雖然也有個人記憶，但主要依據是當年的史料，並把第一手史料作為附錄收入書中。換言之，章女士以第一手的史料和親身經歷，畫出了毛澤東的政治流氓相和反右運動中的民主黨派眾生相。在《順長江》中，章詒和也毫不隱諱她對父親的深愛，開篇就講到她對父親的刻骨銘心之愛。
畫出父親章伯鈞的政治真面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她並未為如此深的父女情所困，而是客觀地記錄父親的言行，表達出另一種父女情深：超越呻吟丶控訴和怨恨，也超越為尊者親者諱的「避諱」傳統，不虛美丶不忌諱，畫出她父親章伯鈞的政治真面。在章詒和筆下，鳴放時期的章伯鈞陷於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幻覺之中，他以為毛澤東及中共無法渡過統治危機，民主黨派迎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所以，他一直處在亢奮狀態，「八方遊說，四處煽風，搞思想發動，搞組織發展」；而反右風暴一來，在一九四九年前歷盡滄桑和風險而不失豪氣和堅韌的父親，卻在毛澤東的打擊下陷入從未有過的消沉丶惶恐之中。在羅隆基堅持抗辯之時，章伯鈞卻早早地就低下高貴的頭。她敘述章丶羅之爭時指出，儘管羅隆基的性格中有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在事關民主黨派對中共的獨立性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章伯鈞的雙面丶機會主義和羅隆基的清醒丶堅持底線，對毛澤東欽定的「章羅聯盟」，羅隆基堅決否認這項莫須有的指控，並與已經認罪的章伯鈞發生激烈爭執。
戲劇性的是，章詒和眼中的她父親的政治性格，居然與中共統戰部對章伯鈞的評價基本相同。她坦承父親有政治野心，在自己一手創建的農工民主黨內一個人說了算，竭盡全力地發展民主黨派的黨員，與各地民主黨派有著密切的聯繫。她說：「父親有著很突出的兩面性，江湖作風和政客色彩。這與他長期搞第三黨，在夾縫中求生丶在夾縫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統戰部那裡，他的話都是跟進丶擁護中共的。回到民盟和農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對面。」
一個深愛父親的女兒，記憶被毛澤東欽定為頭號右派的父親，如果缺乏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缺乏透視歷史的睿智和理性，即便有勇氣面對父親的弱點，也會因情感的作用而喪失準確的判斷力，很難達到超越血緣的客觀。而章詒和之所以能夠超然於父女關係之上，需要的不僅是誠實面對歷史的勇氣，更要有自由思想和理性洞察力的支撐。這種「不為親者諱」的實錄，是這本書的最大亮點：既是對歷史對未來負責，也是章女士所表達的最深沉的女兒對父親的愛。
2007年12月5日於北京家中
的確，直到今天，作為知識人安身立命的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人格，仍然是中國知識界的奢侈品。
為父輩冤魂立傳還原反右細節
作為當年「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女士與父親一起承擔了荒謬而野蠻的時代的重負。章伯鈞一九六九年去世，喪父之痛還未減緩，她本人就在一九七 ○年鋃鐺入獄，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丶四川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秋天被判無罪釋放並回北京。在長達十年的勞改生涯中，她曾被迫從事掩埋死囚屍體的可怕工作。她自述說，有一次，在風雨交加的荒野，她差一點扑到死去難友的墓穴裡，以死來終結邪惡勢力強加於她的一切凌辱。但她沒有自我了斷，而是堅韌地活下來了，她要完成父親臨終前的囑託：希望女兒成為時代和歷史的見證人，把那個時代的光榮與恥辱都記錄下來。
章詒和女士以《往事並不如煙》（以下簡稱《如煙》）而聞名，但《如煙》出版不久，就在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下變成了禁書。她的第二本書《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在香港出版。章女士的第三本書《伶人往事》經過刪節後在大陸出版，但就是這個「潔本」，也不為意識形態衙門所容，再次被列入禁書單。章女士忍無可忍，拍案而起，連續發表公開信，使「禁書事件」變成備受海內外關注的公共話題。這不僅是章女士個人的反抗，也是民間知識界對意識形態衙門的反抗。為父輩的冤魂立傳和還原反右歷史的細節，是章女士寫作的主要動力。
史書性寫作，不隱諱對父親深愛
整整五十年了，暴君腳下的上百萬右派，如今還在人世的倖存者，已經越來越少；還能活出尊嚴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更可悲的是，記錄父輩的慘痛遭遇的右派子女，也是寥若星辰。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國頭號右派的女兒，章詒和女士的歷史人物系列是罕見的見證，她關注災難中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大時代中的個體遭遇，大悲劇中的靈魂掙扎。她的見證，不僅是記錄歷史，為那些至今仍然難以瞑目的冤魂立傳，而且是直面今天，抗議持續至今的野蠻政治。
在章女士看來，當代中國有四大禁區：反右丶大飢荒丶文革丶六四。而反右運動「正是解開這四大死扣的一個關節點」。為此，章女士不僅自己寫書，還策劃了紀念反右五十年的系列叢書，第一批四本已在香港出版：邵燕祥先生的《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一九四五-一九五八》丶錢理群先生的《拒絕遺忘--「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丶她本人的《順長江，水流殘月》（以上三本由香港牛津出版社二○○七年出版），她編著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收錄了瀋志華丶章立凡丶徐慶全丶謝泳的研究成果。
《順長江，水流殘月》（以下簡稱《順長江》）是章女士的第四本書。該書第一部分是寫一九五六年，可以視為鳴放和反右的政治背景；第二部分從一九五七年二月寫起，記錄她父親章伯鈞的鳴放言行和民主黨派反右運動的情況；第三部分寫的是一九五八年，記錄了毛澤東為所有大右派蓋棺論定後民主黨派的屈從和章伯鈞的心態；第四部分寫了章詒和眼中的章伯鈞與羅隆基的分歧及在反右中的共同命運。
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而言，在章女士目前的四本書中，我最看重這本《順長江》。如果說，前三部是個人記憶的復活，記錄了毛時代丶特別是反右風潮中的社會名流們的個人際遇，帶有比較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那麽，《順長江》就是史書性寫作，雖然也有個人記憶，但主要依據是當年的史料，並把第一手史料作為附錄收入書中。換言之，章女士以第一手的史料和親身經歷，畫出了毛澤東的政治流氓相和反右運動中的民主黨派眾生相。在《順長江》中，章詒和也毫不隱諱她對父親的深愛，開篇就講到她對父親的刻骨銘心之愛。
畫出父親章伯鈞的政治真面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她並未為如此深的父女情所困，而是客觀地記錄父親的言行，表達出另一種父女情深：超越呻吟丶控訴和怨恨，也超越為尊者親者諱的「避諱」傳統，不虛美丶不忌諱，畫出她父親章伯鈞的政治真面。在章詒和筆下，鳴放時期的章伯鈞陷於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幻覺之中，他以為毛澤東及中共無法渡過統治危機，民主黨派迎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所以，他一直處在亢奮狀態，「八方遊說，四處煽風，搞思想發動，搞組織發展」；而反右風暴一來，在一九四九年前歷盡滄桑和風險而不失豪氣和堅韌的父親，卻在毛澤東的打擊下陷入從未有過的消沉丶惶恐之中。在羅隆基堅持抗辯之時，章伯鈞卻早早地就低下高貴的頭。她敘述章丶羅之爭時指出，儘管羅隆基的性格中有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在事關民主黨派對中共的獨立性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章伯鈞的雙面丶機會主義和羅隆基的清醒丶堅持底線，對毛澤東欽定的「章羅聯盟」，羅隆基堅決否認這項莫須有的指控，並與已經認罪的章伯鈞發生激烈爭執。
戲劇性的是，章詒和眼中的她父親的政治性格，居然與中共統戰部對章伯鈞的評價基本相同。她坦承父親有政治野心，在自己一手創建的農工民主黨內一個人說了算，竭盡全力地發展民主黨派的黨員，與各地民主黨派有著密切的聯繫。她說：「父親有著很突出的兩面性，江湖作風和政客色彩。這與他長期搞第三黨，在夾縫中求生丶在夾縫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統戰部那裡，他的話都是跟進丶擁護中共的。回到民盟和農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對面。」
一個深愛父親的女兒，記憶被毛澤東欽定為頭號右派的父親，如果缺乏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缺乏透視歷史的睿智和理性，即便有勇氣面對父親的弱點，也會因情感的作用而喪失準確的判斷力，很難達到超越血緣的客觀。而章詒和之所以能夠超然於父女關係之上，需要的不僅是誠實面對歷史的勇氣，更要有自由思想和理性洞察力的支撐。這種「不為親者諱」的實錄，是這本書的最大亮點：既是對歷史對未來負責，也是章女士所表達的最深沉的女兒對父親的愛。
2007年12月5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