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二次發動論，被一些人用來為六六年八月北京文革初期的殺人辯護。她們是這樣說法，如果工作組不撤，所謂文革秩序不被破壞，例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長就不會死亡；只是七月份工作組撤銷以後，北京陷入"無序狀態"，學校"權利機構不復存在"，出現"沒人管"的險惡處境，所以，慘劇才能發生。她們援引六六年七月末在人大會堂裡宣布工作組撤銷的會議上，那些工作組派和劉鄧子女們是如何悲淒落淚......以後，她們又如何為毛的突然出臺而歡呼的文字。這樣的看法發表在一個所謂文革研討會的文集裡，現在又出現在網上：署名白芳（葉維麗）。很多為劉鄧辯護者，持有這樣的"工作組好"的看法。其間，她們用偷梁換柱的手法，把毛文革和劉、鄧文革，巧妙地做出切割，且很是藝術地、將這種政治換頭術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延伸到鄧和後鄧時期，中國政治合法性問題上，且在轉了一個大圈子後，和現政權的文革觀，保持一致--也就是說，她們巧妙地為鄧否定文革，做出瞭解釋和為之辯解--她們說，鄧，一開始就站在正確的一方，一直到鄧出臺中央決議否定了文革。事情的政治邏輯，果然如此嗎？
我們現在簡要地予以分析，以便說明打毛擁鄧派人物的荒謬性所在。
一， 有無"二次發動"的實質意義？
沒有什麼"二次發動"--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何以這樣說？因為，毛在六六年中發出文革叫囂，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後，他就好像高深莫名地跑到南方去了，把進行文革的具體工作交給了還在北京的劉鄧。劉鄧的做法和毛本人同意派工作組的做法，好像是王年一等人所言之"第一次發動"。其實，這根本不是第一次發動，而是毛的欲擒故縱手法。毛是一個獨裁者和林彪推上神壇的，一手遮天者，他為什麼要同意劉鄧派出工作組，且採用這樣的方式來開始六六年夏天的文革之第一階段呢？現在看來，十分清楚：這正好是他引蛇出動的第二次實踐--第一次，姑且說是在五七年--而他本人為了作為一個引蛇者，呆在北京，當然不好說話，不好指揮（他根本就不想指揮工作組），所以，他就跑到南方去了。
為什麼毛知道"蛇們"，劉鄧們，勢必會被引出洞，他好就此一舉殲滅呢？這裡就要牽涉到他的獨裁者地位了。在北京這樣的政治結構裡，本來就沒有勢均力敵的，類似法國革命時期的革命和殺戮政治中的任何派別--我們前此在一文章裡說過，法國革命的斷頭臺，是無政府主義斷頭臺，羅伯斯庇爾可以殺死丹東，富歇，可以殺死羅伯斯庇爾，而波旁皇室，可以幹掉富歇（流放他）......--但是，在六六年的中國，只有毛，可以一個個殺人，無人可以殺掉他。這個邏輯，就是毛文革和法國革命致命的區別；甚至可以說，文革，根本不是革命。這樣一來，擺在劉鄧面前的其實只是一條出路：同意派出工作組，或者不同意派出之--反正，都是一樣。事情在六六年七月份已經揭曉:毛，不同意工作組的行為及其準則。但是，人們難道可以和毛辯論，說，你他媽的不是也同意派出工作組嗎？沒有人可以具備這樣的資格和膽識與其辯論。
反之，劉鄧們，在十七年統治中，已經確認了一個簡單的原則：現在，是共產黨統治，不是國民黨統治，所以，文革，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難道"四清"不是這樣進行的嗎？--而毛說，不是，現在的官僚機構，基本上已經是國民黨統治了，所以，共黨統治這個前提已經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就邀集反對各級黨委的人士，來進行"踢開黨委鬧革命"。這個邏輯是不是很不劉鄧呢？這樣一來，工作組就成為劉鄧的專利和罪責，被毛，這個"反對派"給定性、定罪了。事情難道不是匪夷所思嗎？一點也不。毛獨裁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原則，作為交易和妓女，顛來倒去，為他所用。他可以反對各級黨委，也可以支持各級黨委，就看他如何定義之--總之，不可反對他這個最大黨委！於是，劉鄧派出工作組，是死路一條，不派出工作組，也是死路一條--這就成為毛式原則，就是無原則原則--所有企圖"無中生有"者，就都無可如何了！這樣，就出現所謂毛從南方回來，撤銷工作組的事情。重複說，毛，只是玩弄了一個小小的政治伎倆，就把劉鄧推上了政治反對派的地位，而可以除之為快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舞臺或者法庭，可以對此進行辯論，說，毛，你本人對於派出工作組，應該負有什麼責任--他歷來是什麼責任也不負的。這樣一種把共黨統治說成為國民黨統治的說法，周恩來六六年八月初，在清華大學為蒯大富平反的群眾大會上，也被如法炮製：周說，要如反對國民黨時期一樣，運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來進行文革--人們很容易想到，他們在《新華日報》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國價值觀的文章。這樣，劉鄧堅持共黨統治的邏輯前提，被顛覆了。工作組，是施行了一條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就是毛回到北京以後的說法--同樣，對於他這個說法，沒人可以辯論和反對之。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二，工作組文革的另一種血腥
所以，毛的北京前、後時期，是他的戰略組成的有機結構，不可區分成為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謂發動，是一次發動的前因後果，是一個陰謀的前後遞推，是一個意志的階段表達。王年一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停留在工作組時期，且永遠停留在那裡，文革就會產生以下幾種方式：1，叫做文革秩序論。2，叫做權利不真空論。3，叫做文革不失控論。4，當然，就叫做劉鄧文革正面、正確，甚至可以是"不"殺人論。這些個論點，是不是站得住腳？一點也站不住腳。史料，已經把工作組式的文革野蠻和傳統鎮壓方式，解讀得比較清楚了--見徐海量先生的著作。劉少奇等人的"新時期反右運動"，同樣是一種殺戮和鎮壓。這個殺戮的大概人頭預估，也被他們大約計算過，要鎮壓三、四十萬人。很多人，在這個時期，死於非命，於是證據確鑿。但是，這個工作組文革的發動之動力不足，是一個事實。原因是，劉鄧不知道何以要發動文革？三年飢荒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的災難剛剛過去，所謂國家，正在喘息和復甦當中；周恩來的十四國之行和戴高樂，送給中共的法中建交之大禮，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國際國內政治社會常態化進程，得以持續--為甚要在這個階段打亂和毀掉這一切呢？所以，他們不瞭解，"老革命遇上新問題"。這是一個方面。
在另一個方面，劉鄧和毛出身同源，都是黨人。黨人特點之一，就是服從黨魁，毛，是黨的政治和戰爭之神--又被林彪吹捧成為神和天才，"幾千年出來一個"--這樣，本來不想鬧文革的劉鄧，也只好按照他們的傳統思維進行敷衍，派出工作組，進行鎮壓和在黨委領導下鬧革命。但是，只要文革的機器發動起來，有沒有工作組，都是一樣。毛說，工作組是鎮壓機器--這句話，當然不錯--死了人，也是不錯的--只是毛覺得，死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工作組的死人較少，就是正確的。（這甚至和吉倫特派的"溫和主義"策略並不雷同，毛劉，都是雅哥賓派的人物，都並不溫和。）之所以說他們是在同一個革命基本點上考慮問題，計算命運和殺掉人頭，是說，他們對於自身，只是考慮是不是要服從黨魁和黨神。二一點，是他們不可以，也跟本不會想到，要反對毛，追究毛髮動文革的動機，效應和罪責。三一點，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毛，是要你死我活，要整死你劉少奇。
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能證明他們在最後關頭，不想把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他們一以貫之，革命一輩子，養成的習慣；只要革命了，他們就要表現革命態度和施行不溫和主義。這個不溫和主義，終於出現在卞仲耘事變上。卞仲耘事件，是不是工作組撤銷以後，運動失控導致的後果？不是。毛要撤銷工作組，是在六六年七月末。這是一個毛劉權利交錯重疊時期。換言之，劉的文革實力，並未完全消失。這時候，劉鄧，正在運用他們在文革早期，六月份，把持的所謂文革領導權--這個權利表達，就是北京中學的文革率先發動，往往是，校園大字報的率先張貼者，概莫能外，一色的高幹子女--這個跡象，正好是毛的欲擒故縱伎倆之一--等到他看見紅衛兵搞得天下大亂，秩序，黨序，政序一亂，他就可以拋開紅衛兵（中學），任用蒯大富和其他大學打手，直接把矛頭指向劉--這時，六六年八月份，他的戰略步驟，尚未達到這一步。現在，正好是他要劉鄧表現的時候，文革語言，叫做讓其"負隅頑抗"。這個負隅頑抗，又表現何處？就是劉鄧要繼續轉移毛的打倒他們本人的大方向，企圖轉移到打倒"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打倒"四類分子"（卞仲耘就被定位四類分子），而唯獨不提，也不可能提：打倒劉鄧。試問，劉鄧子女會打倒劉鄧嗎？不會--雖然，包含她們本人和其老婆子，還是貼出過打倒揭發之的大字報。他們雖然不知道，抑或不完全知道，毛要打倒，甚至打死他們，但是，處於革命本能--這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他們當然要表現得更加積極地打倒類似卞仲耘這樣的中低級幹部，以應付毛式文革。這就是她們在六六年8月5號之所以大打出手的原因。於是，工作組時期的、好像被抑制的野蠻，女性和孩童的野蠻，在打死校長，這個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不曾出現的野蠻，終於就著工作組殘餘秩序的存在而發生。
三，工作組撤銷以後的權利所屬
這個時期，權利不是真空。劉鄧子女在該校是實際上和形式上雙重領導。何以這樣判斷？1，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的當天傍晚，是鄧氏和宋氏等人，出現在學校隔壁的醫院，鄧還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王學：你對這件事情怎麼看--王學堅韌以答，反正我們不負則任。2，宋氏領導班子（學代會），在知道卞仲耘死去以後，出面會晤吳德。吳德說，死了就死了。這說明她們是一校領導，是繼續存在的"權利機構"。3，她們還在一張紙條上簽名；一共有七個人的名字：劉靜，宋彬彬等人；並且交給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4，雖然，她們為鄧和工作組的失勢哭泣（見葉維麗文章），又為毛的出現，破涕為笑--這說明瞭一個雙重證明：她們知道，毛的突然出現，說明瞭黨在爭取她們--她們的哭泣，又是因為劉鄧失勢在即，卻沒有最後完蛋--她們藉希望於毛、劉雙重實力/勢力。這正是一個犬牙交錯的關鍵時期。從在人大會堂毛接見，到卞仲耘死難，這段時期，鄧宋等人，她們的老子，當時說了什麼，是不是一定要她們制止暴力？沒有任何一種說法。又，如果沒有讓其暴力，那將如何--這，似乎成了國家機密，沒有任何泄漏--但是，她們的行為，說明瞭她們老子的想法。8月5號的事變，成為這個權利機構存在的最有力說明。
工作組撤銷，但是，形勢沒有失控。這個沒有失控，表現在毛劉交替時期，宋氏等人，如上面所言之效忠毛、劉的雙重性表現上。她們既沒有否定劉文革，也沒有否定毛文革，她們的擁護主義，就表現在她們視人命為草芥的8月6號聲明裡，是一個校園廣播--這是她們和毛式加劉式政府機構，商量以後的說法，和吳德商量以後的說法:（人，卞仲耘，"死了就死了"！！！）。云云。所謂失控的全部內涵，本來應該有三種情形呈現，起碼是三種或者三種以上的政治態勢：擁護，反對，中立--中國六六年，從來不會出現這種態勢；沒有任何政治派別，會打出反對毛的旗幟；甚至秉承中立主義態度--我是指公開表態堅持中立立場，這種立場也根本不會出現（逍遙派和林彪成了病殃殃的林妹妹之說法，也是私域選項，不是公開表達的政治態度）--最後，只剩下她們繼支持劉、鄧的行為，同時支持和響應毛。這個"失控"，是不是失控的完全相反選項呢？進而言之，文革，從來都是操縱在毛手中的一個活動玩偶，其面目，從來是猙獰可怖
而沒有任何所謂失控之溫和性的--連林彪事件，也是一種政治伎倆的導演成果，沒有失控--更嚴重講來，就連"四.五"運動，也成為鄧復出的某種雙重政治運動--雖然，並不能完全否認他的反對派態勢--說那是完全的民運，也是不準確的--群眾，只是更換了他們的效忠選項，從毛，變成了周，以後，又是鄧--現在，他們更是更換成為和諧之支持者。一切都是周，鄧的繼續，而已！
於是，這個雙重政治態度，和另一種不失控，有秩序論，在8.18終於露出真相：宋的雙重認可，現在偏向了毛："要武！"--在這個意義上說，宋在8月5號以後說的：要煞煞她們的威風（指向她的卞校長）這樣的語言，又成為一種復調結構了：要煞煞四類分子的威風，煞煞卞仲耘這樣的、黨的中低級幹部的威風--更要煞煞高級幹部，黨內赫魯曉夫的威風了--但是，文革階段論還在演繹：毛，開始讓林彪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橫掃一切"四舊"，破壞一切社會和政府秩序！現在，紅衛兵秉承毛的意志，殺到社會。"八一八"，成為一個血腥的毛式辭藻--這個言說的直接對象，是宋彬彬！這個辭藻和宋氏，和"文革"，和蘇聯的"古拉格"，和中國的"勞改"等等，終將會藏入博物館，載入辭典和史冊，讓人研究，反思和回憶--這是一個標誌，就像那位站在六.四坦克面前的青年，成了六四的標誌一樣--這就是歷史的真是面目；歷史的真實面目，不是工作組和二次發動以前的秩序有嘉，權利真空等，而應該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整體思考和批判。
於是，一切工作組事件，卞仲耘事件，八一八事件，就像革命斷頭臺一樣開動起來，不可收拾，一直殺到殺死劉少奇為止--於是，毛，這個最大的異端，最革命的聖人，最反黨的異議人物，最反對劉鄧--甚至最反對他自己的、六六年的毛，又回到體制中來了。他，開始以國家元首的資格，接見了尼克松，基辛格......
難道，這場殘暴的遊戲，真的那麼不好解釋嗎？
難道，毛的表層發動群眾，打擊黨委，是真正意義上的反黨和革命嗎？
難道，人民不是在他的號召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即死，即滅嗎--這裡，有什麼人民價值，可以預估和再估？就像面對希特勒的萬眾歡呼，人民，難道不是在歡呼聲裡，即來，即去，即死，即亡嗎？那些反對黨委，被解放軍鎮壓的人民，難道不是毛在啟動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嗎？
一切是有秩序，有陰謀，也有陽謀的，不是權利真空，不是失控，也沒有什麼"二次發動"--
一切極權主義的意志，都是同一性的，不是辨正的雙方，形成天、地兩派（嚴格講，毛時代，天、地兩派，也是一派）。
毛自己，就是兩派，他是"人民文革"派，也是"毛文革"派--這就是結論。
在這個意義上，卞仲耘不是被兩個文革殺死的，不是被毛一個人殺死的，她是文革的犧牲--雖然，她本人甚至成為黨的祭壇的祭司一類人物；她成為"直接接班人"的護法者和犧牲者--這個大祭司，也像西方歌劇中的大祭司諾瑪一樣，以命抵運了--成為中國政治命運的犧牲。
這個悲劇的最為深刻的內涵，遠遠沒有被發掘出來。這件事情，恐怕要持之以恆地探究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