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並決定反右之後，毛卻密令各級黨組織加大動員鳴放的力度，讓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充分表演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甚至在反右正式開始的前兩天的6月6日，章伯均還在興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開會，討論高等院校的學潮和教育體制問題，為平息學潮而出謀劃策。但6月8日，風雲突變，一場疾風暴雨百花殘的反右運動在全國展開。
毛一聲令下，中共各級組織和民主黨派聞風而動。中共統戰部、各民主黨派、特別是章伯鈞所在民盟和農工民主黨連續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以章、羅為首的右派反黨聯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開第十七次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對右派份子的處理決定，僅民盟一個組織裡，中央一級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澤東欽定的章伯鈞和羅隆基成了頭號、二號大右派。即便像黃炎培這樣備受毛澤東關照的座上賓，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定為右派。
我對《順長江》中記錄的大小會議做過統計，從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統戰部與民主黨派共召開過大小會議64次，其中，章伯均、羅隆基所在的民盟開會次數最多，僅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召開的會議就有23次。每一次會議的參與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參加鳴放、幫黨整風的名流們。6月8日後，這些人分成截然對立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揭發批判者，佔大多數；一部分是被批判者，佔少數。作為大右派的章、羅等人，不得不面對一次次口誅筆伐，兩人參加會議的全部意義只有一個，認罪再認罪，檢討再檢討，悔過再悔過。
民主黨派內的自我整肅結束後，心滿意足的毛澤東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澤東出席了在頤年堂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已經變成爛泥的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悉數到場，他們參加會議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表達對毛及中共的忠誠。會議最後，照例是毛的總結髮言，他對民主黨派作了五點指示，並給章、羅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職務和物質待遇，以示其寬宏大量。但是，整肅並沒有就此結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運動，逼迫民主黨派必須人人過關。這就是毛澤東不同於斯大林的殘忍之處：斯大林以消滅反對派的肉體為目標，而毛澤東不僅要消滅肉體，更要改造人的靈魂，也就是對被整肅者進行人格羞辱和尊嚴踐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黨派共同作出進一步整風的決定；3月2日，民盟中央會議推出一份《自我改造決心書》，以號召全盟和其他民主黨派向黨交心，103位民盟大腕在"決心書"上簽名。最為驚心動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場，堪稱反右運動中中國各界名流集體表演的最華麗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統戰部的組織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名流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召開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並舉行了效忠毛澤東的大遊行。與此同時，許多積極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黨派大人物被婉拒後，居然滿心愧痛。
接著，全國政協給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集中學習改造，其他民主黨派的名流們則參加轉變立場的整風運動，分為大鳴大放、大辯論、梳辮子（自我檢查）和向黨交心四個階段。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是每個人必須以書面形式向黨交心。在這場聲勢浩大的交心運動中，無論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羅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學習改造中，"他們一共交出8840條。平均每人170條。交代最多有黃紹竑、顧執中，一人300條以上。中等的有羅隆基、儲安平，一人200多條。父親交代最少，30條。"在參加整風運動的人中，"左派裡，交心最少的是吳晗，8條。交心最多的是鄧初民，206條。右派裡，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掄51條。交心最多的是費孝通，282條"特別是那些積極向上爬的左派們，主動要求自我檢查，帶頭的是胡俞之、史良、吳晗、千家駒等（《順長江》P85－86）。
統戰部在評價"交心運動"時總結說："各民主黨派在交心運動中，貼了大量的大字報，通過自我揭發和相互揭發，深刻地揭露了中間派同社會主義相矛盾的陰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間派不符合六條政治標準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言行。各民主黨派在一般整風中，又對成員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種問題，作了分類排隊，進行'梳辮子'，大辯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幫助成員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根本問題上，進一步劃清界限，提高認識。總起來說，交心運動是民主黨派成員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的一次總暴露，當然，從他們交出的問題看，表明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基本上沒有拋棄資產階級立場，這正是他們在右派進攻中向右搖擺、同情、附和右派反動言論的階級根源。"（《無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變臉面前，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聯盟瞬間瓦解，太多的自貶檢討，太多的口誅筆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態，曾經亢奮異常的名流們旋即變成一灘爛泥。甚至於，像瀋鈞儒這樣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不僅在所有會議上公開表示效忠，而且他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錯誤，居然在衣袋裡放一紙條，上書："你是不是聽黨的話？你是不是聽毛主席的話？你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你對人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順長江》P89）怪不得章伯鈞發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嘆。其實，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幾個人沒有"下跪"呢！區別只在於表態的早晚、積極與消極。正如章詒和所言："如果章伯鈞不是右派，他也得簽名，也得遊行。"（P84）是的，在全國共討之的輿論狂潮面前，在人人過關的威逼面前，雖然名流們的交代未必是出於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並無實質性區別。
曾幾何時，在章詒和眼中的父親總是生氣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緣、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見過大世面，經過大風浪，不懼大危險，在挫折面前從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過中共，後來脫黨變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一直不錯。章早年加入過中共，後因脫黨變成著名民主人士，且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一直不錯。抗日戰爭時期，在陪都重慶，章與周恩來的來往很頻繁。抗戰後期，國共衝突加劇，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名存實亡。在國共之間斡旋的主要是美國人和民主黨派。為了調節國共衝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的參政會，民主黨派的六位代表於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員（其他有黃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當時對章的評價是："數年來，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不屈不撓，可謂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步分子。"（《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聞黎明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P340）1949年後，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鈞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壇上也足夠風光，既是交通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農工黨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