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牧場，通常是用電網把場地圈起來，在某處留個缺口裝上欄柵門供主人開啟進出，牛群羊群就規規矩矩圈住了。
有個養牛的農場，由於某種原因，需要留兩個進出口讓車輛和人群隨時通過，欄柵門不適用。主人頗費思索想出了個兩全之計，他在出口處做了兩個旱橋，橋面木欄柵的間距大於牛的腳蹄，車輛人群可以自由來去，牛的腳一踏上去走不了幾步，蹄子就會陷進木欄柵，笨重的身體使他們根本無法自拔，常常痛得嗷嗷叫，要好一陣才有人來解救。皮肉挂彩算小事，腳給蹩斷也時有發生。
起初，這隻牛試了那隻牛試，還是不斷有牛想鑽旱橋的空子投奔自由。結果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每當這種事發生，受傷牛恐怖的慘叫聲，傳得很遠，所有的牛都能聽到。
一段時間之後，沒有一隻牛膽敢走上那座旱橋了。
牛的問題解決了，人的問題出來了。小孩的腳和女人的高跟鞋被旱橋無情地蹩進去，也會受傷，如果不小心掉下東西，揀起來也不容易。
想出了個更聰明的辦法。他們把橋拆除，把地填平，畫了座旱橋在上面，一根一根畫的木欄柵以假亂真。
牛群甩著尾巴站在遠處觀望，不敢越"旱橋"一步。非但如此，連生下來的小牛也一樣，他們站在父母身邊，一步不敢向前跨越。
牛們一定有牛語：孩子啊，別！
動物的恐怖可以傳染，往往通過痛苦恐怖的慘叫，上一代傳給下一代，代代相傳。
畫的旱橋一直起著真旱橋的威懾作用。
人難道不是一樣？
回憶我的恐怖，最早是五一年初鎮壓反革命，經常槍斃人，殺人的大田灣廣場就在我家不遠。聽見一連串槍響，第二天報上就看到照片，一大排人身子往前撲倒，雙手捆綁在背後，少的二三十人，多的八九十個。晚上走過大田灣就想起被殺死的人就想起鬼，恐怖得直往人群裡鑽。那時我十歲。
不久，重慶鐵路局打虎隊三男一女，每天來學校逼迫我交待父親的"貪污"罪行。幾個星期下來，我對這四個大人已經恐怖得談虎色變。
在《自由神的眼淚》裡有一段記錄：
"五二年初的一個夜晚，謝媽媽把我喊到後院天井，當時正值隆冬，我穿得很多，外面還套了一件黑色的狗皮大衣，相當暖和。謝媽媽輕聲告訴我：‘家貞，今天晚上七點半，鐵路局那六個人要來看你。'這一生中，我只見過一個人被嚇成這副樣子，那就是我自己。我一聽，嚇得魂不附體，週身頓時發冷，劇烈地顫抖不停，兩排牙齒狠命地咯咯咯打架，好像上足了發條，怎麼也停不下來。"
我的恐懼就是從孩童時期開始的。後來的恐懼其實很多很多，但是因為恐懼得"皮厚了"，恐懼得產生了"抗藥性"，以至於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自己在恐懼了。
八七年我來到澳洲，環境不可同日而語了，我發現，我還在恐懼，它始終在那裡。
九一年，父親讀了報上登的消息，他從美國洛杉磯寫信來，告訴我他想去美國國會當證人，他知道四川省二監和新生勞動工廠都出口勞改產品。
我一聽，嚇得半死，寫信嫌太慢，我馬上打電話。氣急敗壞地質問："難道你認為我們一家人，特別是幾個弟弟還被你、被我整得不夠慘嗎？難道你想把他們的下一代再同樣地整一遍嗎？我們再不小心，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父親放棄。
其實，這是父親和我的共識，我們出國前就對自己作好了規定。
父親忍辱負重、苟且偷生三十五年，千方百計出了國。本以為就可以對深惡痛絕的黨說"不"了。可是出國十四年，直到他逝世，父親一直保持沉默，不敢有所作為，恐懼始終盤據在他心裏。七十五歲的父親，只捨得花一、兩元錢買二手衣鞋穿，他甚至揀垃圾桶裡的麵包吃，"六•四"血案後，他捐了不少錢給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只敢陰悄悄進行，一大包帳單收據，是他逝世後我清理遺物時發現的。
自由世界裡還是不自由，因為恐懼。
我在澳洲，躲在"防空洞"裡十幾年，不願意結交朋友，不願意別人知道我曾經坐過牢。懼怕黨整不了我，去整我的弟弟。
六四一週年的某上午，我悄悄去墨市禮堂聽萬潤南、吾爾開希紀念六四的報告，還遞了個詢問天安門屠殺人數的條子。當晚，分租房子的室友從她房間裡跑出來，齊家貞，我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你了。我大吃一驚，我怎麼沒發現有人錄像！再一想，她是新加坡人，不會檢舉我，才放下心來。第二天上班，一個同事說，Helen，你當明星上電視了。我倒抽半口氣才想起他是澳洲人，不怕。
九二年，我帶著女兒一起去聽吳弘達作報告。他先提了個問題：在座的人裡有沒有勞改過的，或者有親人勞改過？有，請舉手。
我轉過頭望會場，看看有沒有別的人和我一樣勞改過。轉回頭，卻發現我十二歲的女兒出賣了我，她舉手望著我好生奇怪，為什麼媽媽不。
九九年去美國參加了吳弘達主辦的"勞改研討會"，我圖痛快劈劈啪啪發了個言。跑回墨爾本假裝沒事，一字不提，還但願領事館對此一無所知。
第二年，香港出版了我的《自由神的眼淚》，我既希望此書廣為人知，又不想墨爾本人發現此地有個齊家貞。
兩千零五年初，我參加了大紀元報舉辦的九評研討會。走在路上我還在猶豫，去還是不去？ 去！ 發言還是不發言？ 不！
我沒管住自己，發了言，不是小發，而是大發。要發就發個痛快，發個徹底！講的題目就是"我還生活在恐懼之中"。當時，我有一種完蛋就完蛋的衝動，豁出去拉倒。懼怕了半個世紀，我還有多少年好活，難道要懼怕到死？不行，我懶得怕了。
恐懼的程度在慢慢減輕。但是，別以為，我就一點不恐懼了。
不是的，它依然還在。
反動面目大暴露後，我開始心虛，不敢再去墨爾本領事館辦簽證，怕那些官員認出了我，給我看他們惡狠狠的面孔，這會使我想起我二十歲時的審訊員王文德，還怕他們把我的護照從窗口扔出來......
奇怪的是，像牛們的恐懼一樣，它也傳染給周圍的人，哪怕他們不曾恐懼過。我特別要說的是我的老公，一個土生土長神經正常的澳洲人。
他叫伊恩，我們從認識到結婚已經十三年，我內裡的恐懼是怎樣一點一滴傳染給他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只知道我毫不隱瞞我個人、我父母親和四個弟弟的一切。他是我《自由神的眼淚》英譯本（由我女兒翻譯）的第一個讀者，讀完了整本書。
想不到，這些，竟然使他的恐懼症比我更嚴重。
兩千零四年六月四號，我建議伊恩和我一起去墨爾本領事館前，參加晚上七點半在那裡舉行的天安門屠殺十五週年燭光紀念會。剛把加油站賣掉，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參加這樣的集會，以為伊恩會很樂意前往。豈知他說，噢，我才不去，他們要錄像。你們去的全是中國人，他們一眼就把我這個大鼻子認出來了。我問，認出來了，又能把你怎麼樣？他說，我還想去中國旅遊，他們不給我簽證。
嫁給他以後，只要我離開澳洲，他就開始不放心。早幾年，我回過幾次中國，他每晚一個電話，弄實在齊家貞沒給communism(共產主義）抓走。有時候去了別的國家，不方便打電話，沒聽到我的聲音，他就開始緊張，就覺得預後不良。一次，我去香港參加書展，有的事想確定後才電話給他，他等不及了，請我朋友打電話到香港明報出版社打聽我的下落。這邊講國語，那邊講廣東話，誰也聽不懂誰，他急死了。
怎麼勸解他，齊家貞是smallpotato(小土豆，小人物），他們的注意力遠遠輪不到我身上，伊恩就是不信，就是停止不了恐懼，"好像上足了發條，怎麼也停不下來"。
今年七月上旬，我去非洲塞內加爾達卡參加國際筆會年會，開會、路途、在倫敦的耽擱，總共十二天沒給伊恩電話。當我打給他時，滿以為這麼多天才收到電話，他一定非常興奮快樂，沒想到傳進耳朵的是一個病人的聲音──伊恩緊張焦急得幾乎相信，我已經給中共綁架了，差一點去警察局報警。
至於平時，電腦有細菌出問題，他相信是共黨在搞鬼；車停在加油站前人留在車裡寫東西、有人拍我們店的照片，他懷疑是特務在蒐集資料......
難為這個"皮還沒練厚"、尚未產生"抗藥性"的澳洲人，一個被我戲稱為"大象"的巨人，染上了恐懼症，恐懼得比我這個小女子還厲害。而且，他或許和我一樣，也將恐懼一輩子。
在中國的恐懼，來自於真的"旱橋"。
在澳洲的恐懼，來自於畫的"旱橋"。
真的"旱橋"畫的"旱橋"拆除了，腦子裡還有想像的"旱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