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報》引述內地專家稱，北京奧運場館的總投資額至今已達到二百八十億元人民幣（約三十八億美元），是Ｏ一年成功申辦奧運時估算的十六點五億美元的二點二倍，而八年前悉尼奧運的相關投資只是十五億美元，四年前雅典奧運則是二十四億美元。由於有小部分場館及設施至今還沒完工，相信北京奧運場館的建設總投資額，一定遠超三十八億美元之數。
造成這種嚴重超支現象，主要還是公共財政預算制度的缺陷，其約束的剛性不足所致。除了極端獨裁的政權，全世界的政府開支，理應要通過議會批准才能落實。在民主國家，議會是人民的"看門狗"，替人民嚴格把關，監管政府的每筆開支；若要追加工程撥款，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甚至比當初申請撥款時還要困難。在此情況下，這些國家的公共工程，嚴重超支的情況並不多見。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的公共工程是絕少不超支的，而且通常是數倍於當初的預算。雖然各級政府的預算也要交給同級人大會議審核，不過眾所周知，人大只是中共的橡皮圖章，其對政府預算的監護及約束能力之低，可說是形同虛設。在此情況下，政府官員在使用公帑時，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在沒有任何外在力量的約束下，那些公共工程，特別是"一把手"指定的政績工程，焉能不超支？超支得愈厲害，愈能顯示其政績之偉大，超支又焉能不嚴重。
北京奧運正是中共領導層的集體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他們必定以傾國之力去籌備，不僅不能有任何閃失，更不能有失中國人的面子。因此，除了場館建設，北京奧運會的其他開支，相信赤字情況也是非常驚人的，而這種超支現象，在國內大大小小的政績工程，已經屢見不鮮，只不過規模遠不及北京奧運而已。
而且超支愈多，意味著主事官員能夠控制的金錢和資源，同樣水漲船高，其手中的權力也會相應地增加。即使他們沒有中飽私囊，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令他們不顧一切的增加工程開支。
另一個原因就是，工程超支不會令主事官員受罰，甚至連一聲譴責也欠奉；如果那個工程有利於當地的經濟，能夠令"一把手"揚名聲、顯父母，成為他們急速陞官的資本，那麼，主事的官員不僅不會受到批評，還會受到表揚，甚至官運亨通。
廣州市地鐵公司前總經理盧光霖透露，當年建造廣州地鐵二號線時，完工時比預算節省了十八億，不僅沒受到讚揚，還被批評不懂編列預算。究其原因，廣州財政部門不滿他沒把錢花光，影響廣州市的ＧＤＰ和經濟發展。
因此，奧運工程開支絕非經濟問題，而是是制度性的政治問題，除非徹底改革目前公共工程開支的審批制度，甚至令全國人大這個最高權力機構能夠真正的負起憲法賦予的監督責任，否則，這個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