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剛建政時，我們全家去館子吃飯，當兵的為了安全，把整個餐館的人趕出去；我上學，大兵叔叔背著我去，我上課時，他扛著槍站在教室外面，我睡懶覺遲到了，老師不敢按時上課，全班同學要等著我。
在中國還不能自動變換紅綠燈時，坐在父親的車裡邊都感到那種特權的厲害，根據我們的行車路線，一個崗樓的警察要立即通知下一個崗樓的警察變換路燈，一路下去，必須都是綠燈。在中南海，毛澤東拉著我的手問東問西，我覺的很平常。上大學填志願，爸爸讓我去哈爾濱軍工大學，我偏偏不喜歡，結果哈軍工校長特意派秘書來北京詢問，為何學生志願書中沒有找到我的表格；......
地位決定著特權，從中共建政以來，我們在各個領域裡享受著特權，這在我沒有覺的有什麼不對，我從來都認為這是爸爸的功勛掙來的，爸爸真偉大。
過去，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說「中國」(中共)的壞話，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說東道西的人，我認為他們是在罵自己的祖宗。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讓我非常憤怒，認為他簡直是胡說八道，「毛主席怎麼可能不刷牙，不洗澡呢？怎麼可能和女人胡搞呢？！」周恩來的私生女艾蓓寫的書《叫父親太沈重》我也看了，更不相信夜以繼日工作的總理會在外面偷情吃腥。
這種現象不止是我一個，70年代，譚震林在家裡說：「周總理也犯過錯誤」。於是他兒子當時怒火衝天，大罵老子說：「你他媽的老糊塗了，周總理還會犯錯誤？！」知道周恩來滅掉顧順章全家16口的譚震林居然被兒子極強的黨性鎮住了，沒敢回嘴。
我為父親感到驕傲的還有一點，他從來都非常清廉，沒有貪污受賄過一分錢，而且對兒女要求很嚴格。誰要是上班時間還在家裡吃早餐，他就要嚴厲斥責；誰要是找一幫子太子黨在家裡小賭，他下令說給派出所打電話，把自己的孩子抓起來。他也從來不讓我們蹭他的專車。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讓我感到「父親是共產黨裡的好人，那些不好的貪官污吏是他們自己不好，而不是共產黨不好」。
有人說，就是因為他是你的爸爸，你才認為他好。我不承認這一點，因為貪官污吏裝像是在外面，他們的醜陋都暴露在家中，我的父親，一個活生生的廉潔的、正直的父親就在我的生活裡，我怎麼可能閉著眼睛說他不好呢？那個時候我把「爸爸」和「共產黨」混為一談，誰一罵共產黨就好像罵的是我爸爸，我就會立刻激動起來，大辯特辯。
看了《九評共產黨》，我清醒了許多，不再認為「中共」是「中國」的代名詞，更不是「爸爸」的代名詞，也明白了中共是舶來貨，是來咱們中國欺壓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也知道了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初期看《九評》時，和別人提起自己家庭在中共裡的特權地位，仍不由自主的沾沾自喜，認為高人一等。把這一切當成炫耀的資本。
再繼續看《九評》，我發現自己雖然嘴上對中共有了認識，但還是懷念在中共體制內得到的諸多好處，為了個人利益抱著中共還不願意放棄。
終於有一天，我在聽《九評》的CD盤時，聽出了更深的內容，當時全身的細胞都膨脹起來，淚水不住的流，我感到中共體制太殘暴了，那天我才真正感覺到中共是絕對不可以留的，它不但害死了無數的炎黃子孫，也用另一種形式毒害著體制內的官員和他們的家人。
過去，總有一個疑問在我的心頭縈繞，我常常問自己，既然爸爸是如此好的一個人，為什麼他在工作中會去聽命做出一些殘忍的事情呢？我常常在心中呼喊：這是為什麼？！這到底是為什麼？！
其中，讓我終生難忘的一件事是，毛為了不讓人知道一個新建造的秘密據點，決定毒死所有知情的相關人員。這次任務不幸攤派給了父親，雖然不是父親親手去執行的，但他無條件的服從，並傳達下去。直到我下筆寫這一段回憶時，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我不能不承認、不能不扼腕、不能不痛心疾首，我一直敬重的父親是那次屠殺無辜的指揮者。
但父親在敘述這個血案時並沒覺的是罪行，他認為那是在「工作」。在家裡和在外面的父親怎麼會像油和水一樣，無論如何也溶不到一起？
對於父親的雙重人格，答案最後還是在《九評》裡找到的：
共產黨員以及共產社會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這是所謂組織路線的全部內容。
在中國，人們瞭解共產黨員普遍的雙重人格特徵。在私下場合，共產黨員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也有普通世人的優點和缺點，他們或許是父親，或許是丈夫，或許是好朋友，但凌駕在這些人性之上的，則是共產黨最為強調的黨性。而黨性，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永遠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當成相對的，可變的，而黨性則是絕對的，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九評之一）
現在我才茅塞頓開，原來在家裡讓我們做個好人的父親，在他為黨效力的時候，是絕對服從的、盲目的、忠心耿耿的，因此黨對有極強黨性的父親一直是非常信任的，並委以重任。
可惜父親在 《九評共產黨》刊出前已經過世，我常常在心裏默念這個系列文章給爸爸聽，我相信他是聽的到的。當退黨大潮洶湧而來時，我幾次夢到了父親，他似乎要向我說什麼，我猜想是要我幫他退出共產黨。於是，當我用他的真名退黨之後，爸爸沒有再出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