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那兩個商人缺乏知識、缺少思考能力，肯定是錯誤的。他們經歷過八九民運，在西方受過教育，有一位還在美國名校拿到學位；他們賺錢有術，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他們真的覺得我們說的是錯誤的東西？恐怕不會。我們討論的和他們1989年所爭取的沒有什麼差別。是無用的和無聊的東西？有過西方生活經驗的人恐怕不會認為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權是與己無關的、可有可無的東西。或許他們認為自由民主雖然是好的，但是因為遙不可及而沒有必要現在討論？或許他們曾經在追求自由時遇到了巨大的失敗從而導致了失望、絕望乃至玩世不恭？或許他們嘗到了金錢的樂趣和權錢勾結的好處？不管怎樣，捲入人權或政治制度問題的討論對於一個體制內的有錢人來說，的確是有風險的。在他們鄙夷和犬儒的背後，隱藏著其實是恐懼；不管他們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
這其實就是當下中國普遍的道德危機和精神疾病的一個例子。這種病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裡有不同的表現。
1、缺少對真實的尊重。"不明真相"只是外表或者藉口；人們不願意去瞭解或面對真相。人們寧願接受官方的說法，這樣既簡單又穩妥，無需思考，毫無風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三個代表"、"法輪功是邪教"、"主權高於人權"、 "三年自然災害"、"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等等，不經過腦子就全盤接受下來。人們不想探究真相，只用一套現成的說法來代替現實，用同一個公式來解決所有的疑問：凡是官方的，都是正確的。像新聞聯播播音員一樣，把語言的真實性、情感和美感從話語本身剝離出去；又像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一樣，成為"雙重思想"的活學活用者，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東西，既指鹿為馬，又要清楚地知道鹿就是鹿。對於多數人來說，面對真實，面對歷史，就意味著自己長期以來賴以生活的基礎原來是空的、假的、惡的，意味著將自己置於渺小可憐又可笑的地位；與其接受，不如假裝不知道。雖然共產政權洗腦有術，但洗腦的最高境界乃是這種自我淨化機制：將真實自動地隔離在意識之外、隔離在可觸的範圍之外。"不要告訴我酷刑有多普遍，人權狀況有多糟糕，我沒看見。""那些報導都是別有用心的，編造出來的。""毛澤東是殺人犯？怎麼可能？你去看看毛澤東紀念堂那些排隊的人！""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我不知道。你別跟我說，我也不想知道。"洗腦術的社會化、體制化，帶來就是這種效果：凡是和官方宣傳不一致的東西都似乎會帶來厄運，都讓人聽了就不舒服，讓人下意識的去逃避和拒絕。
2、缺少對超越價值的尊重。中國人並不僅僅缺乏宗教信仰，也缺乏世俗的對人性的信仰。"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殺一個夠本兒，殺倆賺一個。""死刑可以解決人口太多的問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這種在精神上一無所賴的狀況被摩羅成為"無賴"。由於缺乏信仰，作起惡來就沒有顧忌，沒有底線。除了現實的各種好處，別無它求；而除了可看見或可預見的各種現世的懲罰，也別無畏懼。他們以為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覺得那些虔誠信仰、堅守人性的人們像是怪物，覺得自由、人權、博愛、生命意義、歷史責任、人類尊嚴這些東西是毫無意義的矯情或毫無用處的垃圾。
3、道德冷漠、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中國似乎從毛時代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高調轉到了"毫不利人、專門利己"或者"損人利己"的道德虛無主義。一些號稱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批判極權主義道德觀的時候矯枉過正，過於迷信制度決定論，貶低人性和道德的作用，看不到價值觀在推動歷史進程中的角色，忽略了人性和制度的相互作用；瞭解了一點後現代理論皮毛的學者也大肆鼓吹道德相對主義，忘記或者故意掩蓋了中國和西方極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語境。對明顯違反人性和道德底線的暴行，人們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冷漠和麻木，人血饅頭的故事其實每天都在發生。人們對腐敗分子的羨慕遠遠超過了憤怒，腐敗而未受到懲處，被看作有能耐的表現。誠實成了愚蠢，正義感被當作動機不純，出淤泥而不染就不是人間煙火，廉潔被視作對官場潛規則和腐敗行徑的威脅。
4、政治冷漠、明哲保身、逃避責任。六四屠殺之後，政治熱情受到沈重打擊，一些人把責任推給了走上街頭的、流血犧牲的學生和市民，而不是下令開槍者。政治被看作骯髒的東西，參與政治或者討論政治被當作杞人憂天或別有用心。從恐懼到冷漠，從犬儒到顛倒是非。明哲保身，成為普遍的處世哲學，而勇氣、責任和理想，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人們迴避敏感的政治話題，拒絕對官方的任何結論提出質疑，拒絕對自己的選擇做出任何反思。從毛時代的政治狂熱到現今的政治麻木，其實只有一紙之隔，連通它們的就是盲目，是思想和道德上的懶惰。普遍的自我欺騙，與官方的瞞和騙配合得嚴絲合縫。人們缺乏現實感也缺乏歷史感，拒絕承擔個體的社會責任；安於做奴隸或臣民，而不願意做一個獨立判斷、有良知和負責任的現代公民。
躲避崇高、嘲笑真誠、蔑視理想、詆毀英雄，解構道德、質疑人性，意義虛無、信仰真空，這構成了後極權中國的精神基調。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逆來順受、盲信盲從，成為普遍的處世哲學。在精神光譜的另一端，是暴力的瀰散化、是匪氣、霸氣、痞氣，是暴虐的無底線。這實際上既是政治恐怖的結果，也是恐怖政治的需要，是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的精神溫床。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毛時代的精神遺產，另一方面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後極權制度所營造的精神氛圍。
1959年，面對思想改造對人性的無情摧殘，顧准在日記中寫道，"後一個歷史時期，為了消除這些惡毒的影響，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質的補償。"恢復被破壞的道德和心靈秩序，比恢復經濟秩序要艱難不知多少倍。直到今天，人們的表達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思想方式，都受到毛時代政治恐懼的影響。（瘸腿的）改革開放以後，政治上的實利主義、經濟發展的掠奪性和腐敗性、法制的缺失、教育的愚民主義，加上鎮壓六四與鎮壓法輪功的恐怖，又進一步矮化了民眾的道德倫理水準。意識形態符號捉襟見肘，胡蘿蔔加大棒的新政策是絕大多數民眾和知識份子甘願被收買或者被迫表示順服，"共產黨在裝模作樣的統治，老百姓在裝模作樣的服從"（胡平），說謊者和聽謊者雙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遊戲"（徐賁），高官、精英和底層民眾，實際上共享著同樣的奴性人格。在這種自欺欺人式的統治模式下，任何反抗似乎都沒有回應，失去意義。
1977年冬天，聽到死刑判決的李九蓮拒絕上訴，滿腔悲憤地寫道："我就是像一隻杜鵑一樣啼出血來，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牆壁喊一聲，還會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三十年過去了，能記得起李九蓮和她的呼喊的人，仍然少得可憐。崔健曾經的一句歌詞比較準確地表達了這種精神狀態--"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毛時代的極權主義恐怖，是"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想沉默而不可得；而當下中國的後極權主義恐怖，則是"一面架機槍，可以走三方"，在槍口面前沉默，基本上可以保證安全。胡平在《犬儒病》一文中已經明白地指出，"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後極權的統治更為精巧，用更少的暴力達到了沉默、冷漠和順服的效果--對於犯罪者來說，還有什麼讓受害人和證人保持沉默更令他們滿意的？何況在做假證能夠得到好處的情況下，有那麼多願意做假證的人？
在一個正常和健康的社會裏，公民精神對於維繫和優化自由的制度和法治的精神，極為重要。沒有一個制度能夠離開行動者而自動運轉。假如一個自由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公民一下子全都放棄思考、放棄參與精神、放棄公民美德、放棄捍衛自由的責任，那麼這個社會的自由精神必將逐漸萎縮，最後自由政體也將被反自由的政體所取代。
極權-後極權制度同樣離不開人們的參與和默許。在結束捷克共產政權起到精神領袖作用的哈維爾在1990年新年致辭中談到，每個人都變得習慣於極權制度，將它視為不可改變的事實，結果反而助長了極權制度的持續存在；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要為極權體制的運行負責，沒有人只是犧牲品，所有人也都是共謀者。
問題是，在自由體制（或者正常的政治制度）下，和在極權-後極權政治體制下，道德冷漠、政治冷漠具有非常不同的意涵。就像保持沉默對於一場球賽的觀眾和一個犯罪現場的目擊證人一樣，具有不同的意義。
自由只有在人與人發生關聯時才能得到理解；一個人的意義只有在他/她所生活的歷史-社會情境中才能得到理解。（雖然一般而言，一個人無法選擇他所生活的歷史-社會情境。）大致而言，對於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人們來說，一個人有機會按照他的興趣和能力去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己生命的最高價值；他可以自由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教育，他可以自由地表達思想、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自由地選擇政府官員；他必須遵守法律，但這些法律為了自由和人權而存在、而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和人權而存在，在不同程度上，他可以參與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廢除的過程；他也完全可以放棄自由制度帶來的種種優越性而選擇遁世隱居。但是對於生活在非自由制度下（在目前的語境下，主要是極權-後極權制度），一個人無法自由地獲得信息，歷史和現實的形象都受到歪曲，他的周圍充斥著謊言，學校教育也很難使他獲得獨立思考能力，他無法真正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無法選擇政府官員、也無法參與立法和各種影響自身利益的種種政策，他不能自由地表達、自由地行動，他不能違背法律，而很多法律是為了壓抑人性、限制人權和自由而存在；即使他選擇深山隱居，他也無法完全逃脫極權政治對他的監視、剝奪、污染和戕害。
上個世紀以來，很多學者深入地研究了極權體制的運作邏輯，但我們對極權政治的理解和反思還遠遠不能結束。從外在表現來說，極權-後極權體制實際上是一種犯罪體制。以政府的名義、以共產理想的名義、以人民和歷史的名義，進行一輪又一輪的殺人、搶劫、盜竊和剝奪自由。極權體制下的優秀分子，往往遭到殺戮、監禁和侮辱，而身居高位者往往作惡多端。說真話的記者和作家，被以煽動顛覆政府、泄露國家秘密或其它藉口投進監獄，官場的規則實際上是道德上的優汰劣勝，善良正直的人不是出局就是被壓制。為了生活進入政治體制的人們時常面臨道德兩難：要麼失去工作或晉升機會，要麼默許犯罪甚至參與犯罪。不用追溯反右、文革、六四和鎮壓法輪功，看看汕尾血案、定州血案、孫志剛案、陝北石油案、太石村事件、聶樹斌案、滕興善案、魏文華案、臨沂及博白計畫生育案，看看尚在獄中的良心犯，看看各地的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圈地拆遷，不難發現這種體制的犯罪性質。
如果一個觀眾看了一場球賽，他當然可以不告訴任何人他看到了什麼，既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也沒有道德倫理上的義務要求他這麼做。但是一個人恰好目擊了一場凶殺案，情況就不一樣了。從法律上來說，他有作證的法律義務，多數國家都有類似的規定。從倫理上來說，他有作證的倫理義務。生活在極權體制下的人們，往往是連續的犯罪的目擊者，一個人生活在這裡的事實，就決定了他無法像看了一場球賽之後那麼輕鬆。他得作證。
如何作證？記憶、記錄、說出真相。拒絕謊言、拒絕遺忘。當然作證的義務還要求他不被犯罪者收買、利誘，不參與銷毀證據、不作假證，更不能與犯罪者一起進行新的犯罪。
向誰作證？向歷史。歷史的法庭會審查一切證據。沒有追溯實效。沒有結案期限。
為什麼作證？記憶苦難和罪惡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救贖，也是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一個民族無法在遺忘和虛假的歷史地基上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園。
誰來保護證人？似乎沒有任何"證人保護計畫"，作證的風險太高。說真話的作家、律師、記者和公民往往面臨失去工作或入獄的危險，甚至遭來殺身之禍。能夠起到一些保護作用的也許有法律、道義、輿論以及作證的"技術"；但是沒有一個能夠絕對保證安全。
法律不能要求人們做風險太高之事。不過，我曾在《面對暴力的思考與記憶》一文中提到，人們往往在想像中誇大了說真話的危險，從而為自己的沉默甚至說謊找到心安理得的藉口。雖然我用"極權-後極權體制"說法意在強調兩者在性質上並無根本差別，但是在說真話的風險上有很大的不同。社會的空間、法制的進步、意識形態的退縮、統治策略的變化，等等，使得"生活在真實之中"成為可能的追求，說出真相的風險已經大大減少。而且，與前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不同的是，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在向後極權主義過渡後不久，世界飛速地進入了網際網路時代和全球化時代；網際網路技術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閱讀習慣、新聞模式乃至人際交往方式。封鎖信息、禁錮思想的企圖不能順利實現，而對異議人士進行囚禁和迫害也更容易為外界所知曉。反抗的可能方式大大增多，而反抗的成本也在大大降低。在平庸的後極權時代，拒絕謊言、堅守信仰、反思、寬容精神、公共參與精神、慈善、維權意識、社會責任感，成為極其珍貴的公民美德。沒有這些公民美德，向自由民主的轉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治結構實現了"民主化"，也會因為缺少精神支柱和公民社會基礎而極不可靠。
退一步說，雖然說真話有不同程度的風險，但這並不能免除人們作證的倫理責任。我們（不幸）生活在這種體制之下，就必須承擔這種倫理責任。大屠殺的倖存者承擔著記憶苦難與邪惡的倫理責任，文革、大飢荒與八九的倖存者也是一樣。這種責任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後極權體制下的人們需要進行不斷的自我救贖：追求真相、捍衛尊嚴，同遺忘、謊言和異化進行持續的鬥爭。
人們常說，林昭挽回了那一代知識份子的集體聲譽。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林昭以超乎常人的方式捍衛了人性的尊嚴和思想的獨立，但其他的墮落者、幫凶、同流合污者、不思悔改者，並不會因為林昭的努力而得到救贖。也許根本就沒有所謂知識份子的"集體名譽"或一代人的"集體名譽"；在救贖的問題上沒有便車可搭。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聯盟突破精英聯盟》中論述到，政治變革應該由一個國家的政權、資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擔。 "願意把權力用於結束專制統治的當政者是政權超越者；願意把財富用於改造社會的企業家是資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謀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條。"而我以為，政權超越者、資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應該是道德實踐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於極權社會中的道德實踐不斷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斷進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淪落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隸。阿倫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論述過無思考性導致的"平庸的惡"所帶來的巨大的極權災難。放棄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惡行或共謀，而道德反思則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