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將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
國的經濟增長是靠人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不分周中週末地勤勞而掙出來的，是勤勞戰勝制度障礙才有的，來得很辛苦。
試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減少，如果每天為對沖制度障礙而要勤勞的時間能減少幾小時，那麼，中國人的勤勞所能創造的收入會高多少呢？
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眾所周知，去年國家財政收入3.9萬億，佔GDP的19.5%，雖然這百分比只比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佔GDP的16%高出3.5個百分點，但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的73%用於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行政開支只佔10%，而中共政府開支只有25.5%用於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教和科研事業，行政開支卻佔了38%，養著龐大的官僚隊伍。因此，政府機構龐大，加上從北京到鄉一級各層政府的奢侈官方辦公大樓、形象工程，浪費全國公民的財富，而不是把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類行政管制、審批，逼著企業、個體戶、大小單位、個人，甚至大學教授，都去跑關係，"跑部錢進"和事事要審批迫使體制內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幾小時泡飯局，耗費青春，拖延企業發展。
第三是由於對契約權益、對私人產權保護不可靠，執法機構缺乏公信力，要麼使許多創業和交易無法做，要麼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間創業傾向。
為了對付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礙，中國人只好每天多勤勞幾小時，先為制度成本打工，然後才是為自己的收入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在全世界屬最高之列，平均大約為2200小時。其它國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時，巴西人工作1841小時，日本人1758小時，美國人1610小時，英國人1489小時，而荷蘭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時；但是，跟這些國家比，中國的人均收入卻最低。
只要中國人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願意勤勞、更願意幹苦力活，那當然是有沒有民主、法治，中國經濟照樣能利用經濟全球化增長。但是，如果我們想生活質量高一些並有更多時間跟家人在一起，那麼就必須降低制度成本、減少制度障礙。所以，勤勞決定碗裡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機會增多
今天中國也的確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從實際利益看，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於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萬至9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當年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那時候的朝廷的確糟蹋不了什麼東西，充其量幾千萬兩銀子。
可是，雖然現在一年的財政開支4萬億，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欠缺，行政開支、形象工程佔絕大頭，花在國民福利上的錢只佔小頭。為什麼是這樣呢？歸根結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對政府預算的問責機制。在財政預算不透明又沒有公開聽證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當然不會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國人大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對行政權力沒有任何問責。
也有人認為，民主只是中國一部分精英和知識份子的訴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對反腐敗和社會公正有更強烈的訴求，而要達到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麼對老百姓來說，民主有什麼用？
腐敗盛行，社會不公，地區間、城鄉間以及不同群體間收入機會不平等，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民主監督制約，二是通過國有制與行政管制讓政府控制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於腐敗、有利於不平等的溫床。
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而我們同時又通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全國老百姓的錢和前途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你說，他們會先把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分配給誰呢？當然是給那些有權力、有關係的地區和個人，給他們的親戚朋友，哪個地區有更多權力，哪裡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資產投資。
中國連老百姓的金融儲蓄都全掌控在國有銀行的手裡，結果也是誰有權力、誰有關係，誰就能融到資金髮財。土地在國有制的名義下由官員支配，結果也是誰有關係，誰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產開發商。
另一方面，權力關係也決定了誰能、誰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於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如果說中國有以官為本的傳統，那麼，這些年的國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的同時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民主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這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不是市場經濟，更不是烏托邦式的福利經濟。
所以，民主不是什麼抽象的價值訴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眾切身利益的務實選擇，涉及到收入機會是否能平等的問題，一點不抽象。 (作者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
本文原載《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