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邁阿密的"小哈瓦那"，來自古巴的流亡人士們都在關注著卡斯特羅的退位，這讓BBC記者凱文·康納利不禁想起了十多年前，那些從蘇聯時代流亡到國外的人，看到共產主義陣營解體時的情景。
流亡到邁阿密的古巴人慶祝卡斯特羅離任
正值中午時分，對有些邁阿密的古巴人來說，正是再抽上一支大雪茄，衝下一杯苦澀刺激的濃咖啡的時間。
繚繞的雪茄煙霧優雅地瀰漫在我們周圍清澈的空氣裡。如果天氣更濕潤的話，就會凝結在建築物外面了。
在邁阿密的小哈瓦那區，胡同小巷圍繞第八街蜿蜒密佈，就好像是電爐上的導線。
與流亡者聊天
邁阿密的古巴流亡人士聚集在一起，議論卡斯特羅將權力交給他76歲的弟弟勞爾的消息。在我身旁，兩位老人正在爭論不休，一個人希望卡斯特羅立刻就死，而另一位則希望看到他在絕望中掙扎個至少兩到三年。
其中的一個說，"卡斯特羅的死，就如同古巴共產主義的滅亡--你知道這遲早會發生，但不知道何時會發生。"
在不遠處，一位老者手持匆忙潦草寫就的標語牌，朝著電視臺工作人員和路過的車輛們揮舞著。
晚禮服和踢踏舞鞋
古巴的老流浪者們等待共產黨政權垮臺
我聽兩位年輕的美國記者在討論，"街頭起舞"是否是合法的表達方式，因為實際上，跳舞的只有一個人。
從那位男子的穿著方式--白色晚禮服和踢踏舞鞋看，他就是愛跳舞，並不需要發生什麼大事才想跳，但我沒有參加兩名記者有關編輯倫理的辯論。
因為我腦子裡想到的是過去相同的經歷，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年邁的流浪者喝酒，看著他們等待共產黨政權垮臺，並懷疑自己這輩子究竟能否等到那一天。
當年我在莫斯科常駐的時候，認識一位老太太。她出生的年份，只比十月革命晚幾年，她曾在我家不遠處的小攤兒上賣蘑菇。她對共產主義制度充滿無邊的仇恨，特別是對一位名叫拉扎爾·卡岡諾維奇的男子，這個兇惡變態的傢伙是斯大林最親信的黨羽中仍然還活著的一位。老太太當然想活著看到共產主義制度垮臺，但她矢志不移地要想比老拉扎爾活得長。
死前遺願
勞爾·卡斯特羅成為古巴新領導人
1991年8月中旬，蘇聯最終解體。我們告別了這樣一種制度：有能力按要求把通信衛星送上地球軌道，但卻要提前通知20年，才能給你家安上住宅電話。
最後，卡岡諾維奇和賣蘑菇的老太太都各得其所。 卡岡諾維奇死於1991年7月，蘇聯解體前的1個月，在蘇聯的體制下，卡岡諾維奇殺害了那麼多他的同胞。老太太則在同年9月去世。他沒有活著看到共產主義最為屈辱的一刻；而她，既看到了共產制度的垮臺，也不必經歷解體後持續多年令人失望的混亂。
我離開那群爭論不休的古巴人，暫別雪茄煙霧和猜測，拐進一家專賣老哈瓦那黑白照片的小畫廊。照片上彌滿著一種遙不可及的浪漫。記錄的，是個整潔的城市，林蔭大道上美國房車的電鍍散熱器格柵明媚耀眼，公寓樓閃閃發亮的窗戶高聳入雲，這是個窮人難以觸及的世界。
前途未卜
我正準備再次踏上悶熱嘈雜的大街，卻發現那些古巴流亡人士，還坐在同樣的位置，爭論著同樣的問題。人人都認為卡斯特羅已經來日無多，但並非人人都相信這會很快發生。
他們仍在擔心。他們所知道的那個老古巴，那個革命前喝著杜松子雞尾酒、黑幫橫行、有著貧困鄉村的老古巴，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們擔心古巴會變成什麼樣子，會給他們什麼位置。
當然，像以往那些來自共產黨國家的流亡人士一樣，像俄羅斯人、波蘭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那樣，他們也滿懷對未知的希望，計算著再過多少年，自己的祖國才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而他們自己，還能活上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