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民營企業家和自由業者為主的"新階層"手中掌握龐大的資本和財富,近年來參政議政的呼聲不斷高漲。但是中國國內對於"新階層"的財富來源以及社會地位和責任卻始終存在爭議。
中國全國政協近日舉辦了"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的記者會,邀請5位新階層委員就這個新出現的財富階層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責任舉行座談。
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表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份子組成。中國媒體說,這個階層主要指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從業人員、執業律師、會計師和自由職業知識份子。
官方統計,新階層人士約有7千500萬,他們手中掌握10萬億人民幣的資本。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近日指出,民營企業從無到有,佔據了中國半壁江山,是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過去社會上對這些人的稱呼五花八門,有"個體戶"、"民營企業家"、"財富新貴"等等,現在官方首次提出"新階層"的概念,用以界定改革開放30年中湧現出來的個體工商戶的社會身份。
*參政議政比例不斷上升*
隨著新階層人士經濟力量的壯大,新階層代表也表現出強烈的參政意識。據統計,本屆兩會共有400位人大、政協委員來自新階層,而且新階層代表參政議政比例近年來在不斷上升。
北京建豐集團是由幾家個體建築裝修公司聯合組成的民營企業。這家公司的副總裁熊兆寬對中文部表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民營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聽到它的聲音。他認為,現在中國出現了新階層參政議政的渠道,但是這個渠道還太窄。
他說:"以裝修行業為例,去年它的產值是1萬4千億。在中國,200億叫一個產業,你想1萬4千億是多麼大的一個產業啊。它用的工人是1千1百多萬,也產生了相當一批的億萬富翁。它的經濟貢獻是相當大,但是它的社會地位卻極其低下。舉個例子,這個行業竟然沒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熊兆寬說,新階層參政比例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它"出身"不好,首先是個體企業主不在體制內,輪到他們的機會不多;其次是這些人賴以發家的"第一桶金"大都來路不明,現在頭上始終帶著"原罪"的緊箍咒。這位民營企業家表示,其實"原罪"的說法對於當年的個體個體工商戶來說是挺冤的。
他說:"所謂‘原罪'說,當時的環境,你要想發展,就得違背一些政策,那些東西現在看來都是不合理的,但當時卻都是政策、是規定。你違背了,就說你違法、違規。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多法規是不合理的,在計畫經濟條件下,只要是市場經濟的東西都是非法的。"
*確有許多不光彩因素*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同意應該歷史地看待新階層的"原罪"問題,但是他強調,新階層的發跡確有許多不光彩的因素,民間的所謂"仇富"心態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他說:"中國的這個新階層在全世界相比暴富得最快,但是慈善性捐助和稅收都不高。第一桶金要歷史地看,但是原罪不可以公開赦免。這件事可以不提,以後總要在明晰產權的時候,或者說通過所得稅、遺產稅,或者通過捐贈,使得這些人的一部分財富返還給國家和老百姓。"
有"左派"經濟學家之稱的楊帆教授近年來在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上與官方意見相左。他在接受中文部記者採訪時說,新階層在參政議政方面可能會受到政府的壓制,但是相對於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來說,他們應該滿足了。
他說:"中國的企業家協會多如牛毛,而且行業協會廣泛地參政,兩會代表都不少。再看看輿論,只有網路上才有一些老百姓的聲音,報紙和主流媒體基本沒有,代表也基本沒有。理論家們,除了我們幾個少數之外,大多數理論家都是替他們說話的。他們還嫌不夠。"
楊帆教授和新階層人士都認為"仇富現象"是對社會上貧富矛盾的過分渲染和誇大,實際上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