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凡人必須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活過幾十年，那麼，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啟超
宋代大儒朱熹認為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至於道、據於德、依於人、游於藝」中，
「游於藝」，就是「玩物適情」。由此可知，最遲在宋代，「遊藝」一詞已經具有玩物消遣，遊戲取樂的含義。
古人對於玩樂與消遣，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也正是因為 這種熱情，才使得有關玩樂的發明層出不窮。從大類來分，主要包括節日遊藝、兒童遊戲、博奕、博戲、益智遊藝、文字遊戲、酒令、禽戲等。要是見一個說一個， 那估計說上一整天也說不完。許多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玩法，填補著我們祖先們的業餘時光。
弄蟲蟻：古人的寵物世界
蟲蟻者，飛禽走獸昆蟲鱗介也。古人弄蟲蟻，與今人之養寵物相類，然而，卻比今人多出許多花樣來。
宋代佚名《東南紀聞》記錄：「艮岳」初建之時，官僚們 未被宏偉的土木建築難倒，而只為四方貢獻來的飛禽不能盡數調教而發愁。這時，有一專門弄蟲蟻的市民薛翁，主動請求教練這些鳥兒。薛翁學著飛禽的鳴叫，召喚 著飛禽，待飛禽來，用肉炙粱米，讓它們吃飽了隨意翱翔。教了一月有餘，「艮岳」中的飛禽，不用薛翁呼喚便飛來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間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駕 臨「艮岳」，他的儀仗一出，周圍的飛禽「聞清道聲望而群翔」，多達數萬隻，薛翁奏道「萬歲山瑞禽迎駕」。這種形式別開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對薛翁賞賜 加爵。
由於這種「弄蟲蟻」可以為宏大、莊嚴的場面烘托氣氛， 所以，歷代政府都很重視。清代宮廷中，為歡迎西方人而舉行的宴會上，就用經過訓練的老鼠表演：兩隻用細鏈條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鏈子纏結起來， 然後解開。這種「特技老鼠」的確出乎人的意料，使觀看的俄國人伊臺斯勃蘭德由衷讚嘆：「這些卑微的動物的表演是我看過的表演中最驚人的。」
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記有一隻大青蛙教八隻小青蛙學唸書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語》中又記述了一乞丐所調教的這種「蛤蟆戲」：
場上設一小木椅，大蛤蟆從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躍出， 坐在小木椅上，接著八隻小蛤蟆從口袋中躍出落地，環對著大蛤蟆，寂然無聲。乞丐喝道：「教書！」大蛤蟆便閣閣叫，八隻小蛤蟆都跟著大蛤蟆閣閣叫，大蛤蟆叫 幾聲，小蛤蟆就叫幾聲，如同先生教學生。乞丐突然說：「止！」這「蝦蟆教書」當即絕聲……
清代的另一本筆記小說《聞見偶錄》，也有這樣一則《蛙 教書》。看來，清代中後期，此類「弄蟲蟻」是很多的。至清光緒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橋還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隻青蛙作的這種「老師給 學生上課」的表演。更為奇絕的是，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曾記述過：
北京市上有人攜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細杖敲蛙首，蛙則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調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見聞錄·奇技》又記：
又見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撾鼓，蝦墓聲應拍不亂。
這樣的表演多了之後，便加入了競賽的味道，於是，漸次發展到賭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動物就是雞、鵪鶉、蟋蟀。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描寫貧困的王成，見人斗鵪鶉，一 賭數千，便訓養了一隻鵪鶉，走上街頭賭酒食，每次都贏，半年便積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戰勝了「玉鶉」，大秦王要買下他的鵪鶉，王成出價千金，大秦 王認為不值，王成卻說：「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金如之？」最後王成以六百金與大秦王成交，他憑靠賣鵪鶉的金 子，治田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孫佩《蘇州織造局志》對鬥蟋蟀形容得有聲有色：
吳俗每歲交秋，聚鬥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擇曠僻之所，搭廠排臺，糾眾合鬥，名曰「秋興」。無賴之徒及無知子弟，各懷銀錢賭賽，設櫃抽頭。鄰省別屬，罔不輻輳，每日不下數千人，喧聲震動閭閈。
正因鬥雞、斗鵪鶉、斗 蟋蟀有厚利可獲，所以人們無不精心飼養調教雞、鵪鶉、蟋蟀，由此產生了一門研究鵪鶉、蟋蟀的學問。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書立說，譬如清人程石鄰所著《鵪鶉 譜》。此書條理分明地講述了斗鵪鶉的「相法」、「養法」、「洗法」、「養飼各法」、「把法」、「籠法」、「雜法」「養斗宜忌」等等，堪稱斗鵪鶉的權威之 作。相形之下，鬥蟋蟀的書則顯得異常豐富，宋代賈似道著有《促織經》，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織志》，清代陳淏子著有《蟋蟀篇》、夢桂著有《蟋蟀譜》等等。這 些著作將蟋蟀在各種環境下的各種反應和表現一一詳解，加之文藝家的潤色之筆，如今看來，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讀物。
邊吃邊玩
古語云：吃不言，睡不語。吃飯的時候有太多的言語怕是要因噎廢食的；睡覺時說話，定是心情不順暢所致，是不祥和。
這樣一來，吃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應該成了一種最索然無味的工作。頗有想像力的達官貴人們豈能甘於這種平淡？後來的飲宴中，慢慢就有了文化娛樂活動的上演，如聽音樂、行酒令、觀看歌舞表演等。這樣一來，不光可以不違古訓，還可以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悅，增添飲食的樂趣。
唐時，玄宗與后妃經常在興慶宮內的龍池舉行宴會招待諸王。席間樂聲歡奏，其中明皇喜愛的樂器羯鼓，聲音最為高亢，而其他樂音相比之下則有些黯然失色。為此，詩人李商隱寫道：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
一般說來，為了迎合皇帝的好大喜功，宮廷中的侑食之 樂，大多是些歌功頌德之作。這一方面是皇帝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溜須拍馬的臣子們為了謀求一己之私所致。如朱元璋就規定進俎時奏《頤和曲》，撤饌時奏《雍和 曲》，到嘉靖年間，有文臣向朱厚熜進獻《迎膳曲》、《進膳曲》、《進湯曲》等，得到恩准，後人得此曲譜，鼓而奏之，發現語調平緩、填詞諂媚並無新奇之處。 讓人對這位明皇的審美趣味有了一個貼切的認識。
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在一次慶會宴席上曾經導演 了一場最為生動有趣的歌舞表演，演員是宮內的娃娃劇團，成員全系皇室子孫，最小的年齡只有4歲。5歲的衛王李範表演了一出《蘭陵王》；6歲的楚王李隆基表 演了一曲《長命女》；12歲的宋王李成器演出歌舞戲《安公主》；代國公主與壽昌公主對舞了一出《西涼》……娃娃們的精彩表演，使盛大的宴會呈現出空前歡樂 活躍的氣氛。
曲水流觴：文人的消遣
曲水流觴是文人飲酒時的一種遊戲活動。活動規則非常簡單：參與者坐於彎曲的流水兩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載體上，隨水漂流，漂到誰的面前，誰就必須取杯飲酒並賦詩一首。
這種文人發明又大肆在文人間推廣的遊戲頗有市場。歷史上許多有名的文人都有過玩這種遊戲的經歷。
公元353年，書法家王羲之邀約親友在紹興蘭亭修禊 時，共41人參加，一觴一詠，暢敘幽情。此次活動頗有點兒像今天的筆會，活動結束後得詩37首，匯為一冊名《蘭亭集》；由王羲之作序並書，這就是名揚千古 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王羲之後來無數次仿寫這篇序言，但無論如何都無法超越當時所寫。可見，曲水流觴所營造的氛圍之佳，決非言語可以表達。
與此相類似的，酒會上傳花，在民間也很盛行，據說是北 宋大文學家歐陽修所創。歐陽修在江蘇揚州任太守時，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攜帶賓朋到此宴飲，並專門差人從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 座。遊戲開始時，便命官伎作樂並以花傳客，當樂聲戛然而止時，花在誰的手上，誰就認罰，必飲酒作詩。
相傳李清照與趙明誠兩口子閑來無事，還會仿這種形式開家庭筆會。想來也是別有趣味。
飲酒賦詩的形式也經常被打破，改為行酒令。行酒令時多作對聯，出聯後如對不上或對得不工穩，則算輸，進而罰之以酒。這從內容上比起詩歌來自然是簡單了許多，參與者也就隨之多了起來。《紅樓夢》第四十回中，就描寫了鴛鴦三宣牙牌令的趣事。這次酒會不僅太
太、小姐、丫環們參加了，連大字不識的劉姥姥也對出了大火燒了毛毛蟲、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等諧句俚語，引得眾人哄堂大笑。
四個中國人，麻將一場
20世紀初的上海灘，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
傳說浦東有個土地廟對賭徒來說比較靈驗，如果年輕女子 前去寄宿的話，神靈會在夢中給予指示，轉天去賭的話，按照這個指示投注的八九不離十都能贏。信以為真的丈夫於是便極力鼓動妻子前去試一試。妻子雖然找到了 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廟，但是卻在留宿的時候遭到兵痞的強姦。當她狼狽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後，丈夫首先不是安撫受到傷害的妻子之情緒，更沒有想方設法去懲 罰作惡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問神靈給了她什麼指示。傷心萬分的妻子悲憤地罵了一句：「你這個烏龜頭!」丈夫大喜，以為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靈暗示，竟然 真的跑去買了個烏龜注。賭博賭到如此境界，也確實不易。有道是：一個中國人，悶得發慌；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三個中國人，做不成事；四個中國人，麻將一 場。
說來，這麻將的歷史也著實不短了。麻將牌也作麻雀牌， 是由紙牌衍變而成的中國民間傳統遊戲玩具，並結合了唐代葉子牌、宋代轎夫牌、唐字牌、明代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點，一直到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萌芽產生 前，才最終成為現代麻將的範本及模板。整套麻將牌由外盒、牌塊、骰子、籌碼、位置牌等五部分組成，全副牌共有144張，按照牌面圖案和標記，分為紋樣序 數、方位、季節、文字、植物等五類符號組團，由一筒至九筒36張筒牌、一條至九條36張索牌、一萬至九萬36張萬牌、東南西北16張風牌、中發白12張劍 牌、春夏秋冬梅蘭竹菊32張花牌組成。在競賽的時候，採取隨機抽取的方式，參加的4個人分坐在東西南北4個方位，集中抓取17張基本牌後，按照吃、碰、 岔、槓和自行替換的方式，以各類牌型的收集程度作為單局輸贏依據，以和牌數量的總數和規模的大小決出勝負。
在民間的傳說和野史中，麻將牌上標識的每一個細節都各 有出處。譬如說，最早麻將牌面上有「公、侯、將、相、文、武、百」等七個字，為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們所忌，大有下謀犯上、玩弄長官的意思，因此曾經有很長一 段時間被視為禁忌遊戲。道光年間浙江舟山有位叫陳漁門的普通群眾，私下裡將「公、侯、將、相」改為「東、西、南、北」，將「文、武、百」改為「中、發、 白」，這種大膽的革新使瀕臨滅絕的麻將重獲新生。而骰子本來是單獨的一個遊戲品種，被吸收加入以後，更以其投擲概率上的隨機特點強化了麻將牌遊戲的公平 性。它最初是橄欖型的，到了三國時期，曹植將其改做立方體，並在六個面上分別鐫刻上一點到六點的標注。現在的骰子有兩種顏色的點數，即一點和四點為紅色， 而其餘的都是黑色，其顏色的變化與唐明皇有關。傳說唐明皇和楊貴妃都酷愛骰子遊戲，一次該輪到唐明皇擲骰子的時候，惟有兩粒骰子均為四點的時候，才能夠贏 了楊貴妃，唐明皇在轉動的時候就不停地喊「雙四」，待骰子停下來的時候果然出現了兩個四點。唐明皇見此情形以為吉兆，遂令太監高力士將所有骰子的四點都塗 飾成朱紅色，後來又將與四點對應一面的一點也塗成了紅色，此說引發民間仿效並一直流傳至今。
進入晚清，一些達官顯貴、王公大夫終日把玩麻將當作第 一要務，沉醉於這種被他們認為是高雅的「娛樂」之中。在北京，「京師麻雀之賭，大半侶行於仕祿之家」。僅僅數年間，麻雀「盛行於北方，上而貴官顯爵，下而 鉅賈富賈，無不趨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擲巨萬，廢時失業，為害不可勝言」。參賭者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與眾不同，賭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過千元。
20世紀初的北京、天津等許多地區，玩麻將竟然也成為 一種時尚。《大公報》報導，「廿世紀之新中國，新機勃興，南風北競，首先溥遍於所謂上等社會者，厥維麻雀牌，每見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廢寢……且嗜之 者，非維新學子，即政界闊官。」具體到天津等地，在眾多賭博中，麻將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對於賭徒來說，「雀牌，不但趨時，而且可以聯絡朋友」。
有識之士在報紙公開發表文章，把麻將稱為「亡國奴戲」，痛陳麻將誤國殃民之諸多罪狀。不過，很顯然，這並非是麻將的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