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四年過去。雖然我不負使命，曾以私下託人轉告和公開報導的方式，傳達了達賴喇嘛對王力雄的邀請，但我心裏並不存有太多的指望。因為在中國政府眼裡，支持西藏等少數民族的中國人，比單純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更要罪加一等。因此，儘管近年來中國的"西藏熱"越來越升溫，研究藏學的學者數以千計，但如果不是跟著中國政府謾罵詆毀的話，少有人敢鬥膽提起西藏人心中的保護神－－達賴喇嘛的名字。
沒想到，達賴喇嘛後來還真的找機會和王力雄見了面，並且不止一次地真誠對話。在對西藏問題噤若寒蟬的國內知識份子中，這簡直是一個異數。不過這個異數可不是太好當，在跨越太平洋飛回中國的旅途中，王力雄是做好被定為"叛國罪"的心理準備的。好在坐牢對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於不怕坐牢的人，中國政府也只能睜隻眼閉隻眼。
由於近年來參入漢藏協會和國際支持西藏運動的活動，對流亡藏人的瞭解逐步加深，筆者在看了王力雄的《我與達賴喇嘛的四次見面》後，多少有點遺憾。我想，如果王力雄和達賴喇嘛的會見不是在美國，而是在印度流亡藏人的居住地，那麼他對這一問題可能更有感性、具體的認識。
然而，作為四十餘年來，國內第一個勇於會見達賴喇嘛的漢族知識份子，王力雄的貢獻不小。
第一，通過近距離的觀察，他告訴一直被矇蔽的中國人，達賴喇嘛走"中間道路"確是深具誠意，從而反駁了把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描繪成"陰謀"的說法。
第二，他提出了一些很有智慧的見解，如，把達賴喇嘛這樣在西方深具威望的人放在敵對位置，就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眾的對立面。這一見解值得中國政府深思。
第三，他坦率地指出了海外西藏人活動的侷限："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沒有注意把中國普通民眾與共產黨執政集團分化開來。"並告訴他們這樣一個真實："最終解決西藏問題，根本上只能取決於中國"，"不解決中國問題而單獨解決西藏問題沒有可能。"對於一些不重視與漢人打交道的西藏民族主義者，這些話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記得2000年藏歷新年時，筆者曾在巴黎支持西藏會議上，講過類似的意思，當場引起一些熱愛西藏的法國人驚奇和不滿，只有寥寥幾個漢學家和藏學家出面支持筆者。與筆者相似，曹長青也曾在不少場合，呼籲流亡藏人重視與普通漢人的接觸。
但是，在談到海外支持西藏的漢人時，王力雄卻表現了他觀察認識問題的欠缺。他說："那種支持有點像西方人的態度，不太像漢人，"這話有點一概而論。例如我們"漢藏協會"，幾乎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問統獨只談溝通交流"，就在國際支持西藏運動中顯出了"漢人"特色。和國內的朋友一樣，我們瞭解西藏問題的複雜性，因此不輕言"獨立"。即使是那些激烈支持西藏獨立的漢人，不少人也是出於正義感，他們也還是像漢人的。漢人有著各色光譜，不能簡單斷定誰像誰不像。例如在瑞典，當年支持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的人（如大作家斯特林堡），至今被認為是最優秀的瑞典人。
王力雄筆下描繪的達賴喇嘛那"一副面對天方夜譚的笑"，筆者不僅熟悉，而且理解其中的含意。儘管王力雄視達賴喇嘛為"寶貴的領袖人物"，說"未來不僅需要達賴喇嘛拯救西藏，而且還可能需要他拯救中國。"但自認只是一介僧人的達賴喇嘛，並不具"問鼎中原"的雄心。對於今天處於轉型期的巨大中國，隅居印度山區多年的達賴喇嘛，是否有相當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也是一個問題。
雖然達賴喇嘛不可能像王力雄說的，"把自己放在中國領袖的位置上"，但王力雄這一構想大膽,新穎,極具創意。不少中國人長期被官方宣傳所欺騙，至今仍然以為達賴喇嘛是"奴隸販子"，是"披著羊皮的狼"，對於他們，王力雄這一提議顯然是振聾發聵的。
筆者認為，最應該被我們中國人所重視的，是達賴喇嘛所傳播的和平、寬容的佛教哲學、愛與和諧的東方精神。這些珍貴的精神財富不只是屬於西藏，更屬於中國。王力雄的好主意是：寫一本書，給漢人同胞介紹一下達賴喇嘛到底是什麼人。筆者早在幾年前就慫恿過朋友寫這樣的書，因為海外生計不易給耽擱了。現在王力雄有這樣想法，我們翹首等著他的新作。
以關註解決西藏問題為己任，王力雄的思考是深沉活躍的，其文章中表達的心情是急切的，他的無奈和挫折感也是真實的。在他的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拳拳之心。他不僅用其研究成果，而且用會見達賴喇嘛這種勇敢的行動，承擔起一己之責。中國需要更多的王力雄式的知識份子，才能共同承擔實現人類普遍價值、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才能以一個大民族的胸懷，去聆聽弱小民族的呼喊，在不再是鐵板一塊的中國，開闢出一塊自由討論西藏問題的空間。
（《與達賴喇嘛對話》一書，最近由美國人間出版公司（Green ValleyPublishing）出版，在香港、臺灣和海外發行）
2002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