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時代的思考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週歲的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殺。兩天後，上海公安局人員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判決她無罪。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40年後，面對林昭的犧牲，世人不僅佩服她的勇氣、壯烈和決絕，更驚訝她的思想。在整個民族幾乎都停止了獨立思考、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思考，哪怕鐐銬加身，乃至沒有紙和筆，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在紅色的牢獄中寫下了大量血書。現在，我們只能看到極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觀點，她對時代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無在不在的瀰漫著火藥味的鬥爭話語，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方式，用自己的語言概括那個時代。更為難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她的同伴黃政回憶，1962年她在談到廣大農村餓死人時，就說人民公社不合國情、不合情理，應當及早解散，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對於「割資本主義尾巴」，她提出應該允許私人開業經營，主張私人辦廠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說要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繫，包括引進外資，借外債加速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她還提出了地方自治、聯邦制等設想。這些今天看起來尋常、而且有些已變成現實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卻無疑是一種空谷足音。
雖然她表示，作為一種權利，「那麼天賦人權世人都擁有自己所應有的一份！誰也不比誰少即誰也不誰多！而是神聖的自衛權力本身便要求神聖的復仇權利！」但在她用血書寫的那些傳世文字中，她最終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人思維??
「……我們反對什麼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麼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著它去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國家裡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鉅！……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至還必需以暴力去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
她在觀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對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認識。她說：「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
她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她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步步走過來的，她也有過輕信、迷狂和個人崇拜，甚至不惜與家庭決裂。直到1957年之後，她才開始反省，開始追問，開始尋找，最終回歸了良心，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當右派同學劉發清痛苦得吃不下飯時，她開導說，自己一開始也是吃不下、睡不著，還自殺，現在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少了個右派？全國有多少？」「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她吞安眠藥自殺獲救後，又想到北海公園投湖自盡，「躺在一張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許多道理。」 在1957年5月在北大鳴放時，她並無右派言論，只是在張元勛他們遭到圍攻時，挺身說了幾句公道話，與此同時，她參加了學生刊物《紅樓》開除張元勛的簽名。最後，她未能倖免右派的命運。她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她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飢荒、大量餓死人的悲劇憂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辦了油印刊物《星火》，堅持說出真相，並給領導人寫信提建議，力圖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因此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開始。
二、做一個人，不做一張牌
自從1960年入獄之後，林昭對自己的處境並不是缺乏清醒的認識，她在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長信中：「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制度下意味著什麼，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制度下又將遇到些什麼？」對於自己的結局，她早有預感，做好了心理準備。她在1963年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民間本在傳說死刑犯受槍彈費自己出錢，而一顆子彈價值一毛幾分，我就自費購買了也沒關係，只要給人一個死法……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眾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點點一滴滴灑在無人看見的陰暗角落裡的！」1966年，她對前來探監的張元勛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 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後一次被送進監獄醫院時，那個對她暗中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她則輕聲答以： 「寧為玉碎。」
她熱愛生，但她只能做為一個人活著，她有個說法，祖先已從猴子變成人，「我這不肖子孫無論如何斷難再從人變為猴子」。她不願意任人擺佈而苟全，也就是不願意變成人家手裡的一張牌。她曾對審訊者說過在獄中做的一個怪夢：「一個變戲法的魔術家跳上跳下，不斷對我揮舞著魔棍，並指著一個木框子叫道：‘進去，進去！變我的一張牌??我正缺一張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響：‘我是個人，知道吧？不是誰手裡的一張牌！黑桃皇后！你讓我當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 「我是個人」，這是她的底線，不容突破，不可妥協。她在忍無可忍、多少鐐銬加身的情況下，對獄警發出的最嚴厲的責問也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作為一個女性，尤其天性即有著愛美之心的女性，一個有著強烈的求真渴望又才華勃發的女性，她的思想掘進之路，自我反思之路，在許多方面是藉助直覺，藉助感知的，正如她在1957年5月22日那個晚上站出來為受圍攻的北大同學辯護，不是什麼理性計算的結果。她反省自己少年時代的政治追求，「其出發點也只是熱烈的感性而並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或者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
她在獄中說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東西，但她同時說：「我不曾理性地去考慮和制訂它們：這與其說是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寧說是由於青春代剛毅熱烈的氣質！雖然這二者也許不可分開。過去對著人們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認：這個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諸般戰鬥行動大都源於直覺??感性，而不是源於理性。理性在我只不過是或用以檢驗、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決定罷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絕對無法代替感性！」
「我只憑感性與直覺行事：是非之間無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大義所在不惜身命，頭顱可拋、熱血可灑，他何足計？！是故從也不去跟作遊戲似地橫擬一種方案，豎排一個可能??只知為公大義，不知機會主義！」
這幾段自白十分重要，對於我們理解林昭最後的道路和抉擇簡直就是一把鑰匙。她從來無意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種政治家。她被秘密槍殺前，曾幾次在獄中自殺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藥皂求死，急救過來，獄方責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沒有點政治家風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來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無奈撞進這灘不是人下的渾水，初志仍不過是憑著書生本色的一領青衫一腔熱血。……要作個有‘風度’的‘政治家’或者乾脆地說：作個專門玩兒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認不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無培養前途！」
1962年，她保釋在外，右派同學羊華榮前來看她，同游蘇州拙政園，她表示面對當時餓死那麼多人的局面，決心為自由民主而鬥爭。羊勸說她：「你具有詩人的氣質，不具有政治家的氣質，詩人講真情，政治家講假意，你太真，不宜搞政治，否則必然會吃虧。」我感到，這番話是知人之論。確實，她只是一個詩人，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思想者，在本質的意義上，她並不想搞政治，她只想做一個真正的人。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認錯，多位同學都提到，「反右以後，她死不認錯，她是北大惟一不認錯的」。入獄之後，「有人對她說：你只要承認一句自己錯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她母親勸她「孩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他回答：「我怎麼能認錯！認錯就是投降，認錯就是叛變，我沒有錯！」
她自述：「……林昭這份難移的該死的本性就是這樣！??遇到外來的侵犯鎮壓之類，首先想著的永遠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麼！」「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只是一顆反抗的種子！」獄中人們都說她「有那麼股子勁兒」，她自稱這不過是「一股子書生氣」，也就是她自己說的「感性」，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是也是一個人身上最可寶貴的東西之一。對她來說，與生活本身的感受相比，一切理論、學說、主義都是次要的。監獄方面越是想制服她這個 「黃毛丫頭」，她就越是不服，她稱之為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這成為她致死的直接原因。對於「那麼一股子勁兒」，她曾這樣評說：「更正確地說或許應該稱之為鬥爭性罷？想當初這個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時代人??戰友們說過：猶如‘與打擊者以打擊’這著名的口號一樣，我們的行動準則應該是：與鬥爭者以鬥爭！只要鬥爭尚在繼續，只要我們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認為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點：氣可鼓而不可泄，只要這股子‘勁兒’存在，不論是處在看來如何優劣懸殊眾寡不敵、乃至幾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們也仍舊可以找到進行鬥爭的各種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
這大致上可以解釋她在獄中為什麼不肯低頭。
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林昭譴責獄方先是想通過酷刑等手段想使她「失志」，而她堅持「匹夫不能奪志」。此計不成，又企圖使她「失節」，她為此痛切地慨嘆「天意弄人」??「這個大義所在一往無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個女子！……已不幸青衫熱血誤此身，更不幸天教生為女兒身」。
因為這個「女兒身」，她的反抗就顯得更為悲壯，更為慘烈。她並不是不知道這是雞蛋碰石頭，在當時的環境下尤其如此，1958年到1959年，和她相戀的甘粹勸她：「雞蛋碰石頭，會粉身碎骨的。」她的回答是：「寧願粉身碎骨我也要堅持鬥爭，如果上千萬個雞蛋去碰撞這個石頭，始終會在這塊石頭上碰撞出一個坑。」
1962年，她在保外期間為什麼要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她在獄中為什麼要一而再地給上海市長、給《人民日報》寫信，哪怕沒有筆她也要用自己的血來寫？不是因為她幻想會有什麼結果，她解釋說：「我確知我的呼喊不會有任何回聲……然而林昭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包括語言負責！有了這封給北大校長的信介於其中，將來編起文集來，從‘思想日記’到‘我們是無罪的！’，再到‘我呼籲，我控訴！’，這其間的一貫脈絡就極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這年青人完全佔著個‘理’ 字！……沒理都是你們的！有理都是林昭的。這個年青反抗者不僅處在有利於佔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佔理！理直則氣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有理且能打得太公，況其餘乎！」她引用了許多與「理」有關的諺語：「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須講道理。」「有理沒理，出在眾人嘴裡！」
她明知對方不會和她講理，但她還是要把理講出來，不斷地講理，到最後還是講理。她不是簡單地用雞蛋去碰石頭，她要在石頭上留下自己的痕跡。
她對審訊者說：「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斷難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對論。唯是與非斷斷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間絕無任何調和折衷的餘地」。所以她只能選擇向死而生。她驕傲地宣稱自己作為反抗者所持的態度「相當光明磊落、甚至允稱俯仰無愧！??可對世人，可質天日！」
她一次次地說自己集「堅定與幼稚」於一身，「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還只是堅定」，自稱這是她「固有的政治特徵」，她的堅定和幼稚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這裡，幼稚只是相對於世故、成熟的世故而言，她永遠也不可能走到那一步，這不僅是她的性格所決定，也是她的認識所決定的。她的自我評價還有一點就是多次提及的「堅決和誠懇」，「我的誠懇不容誤解，因為我的堅決不容懷疑……在我說來：堅決是產生誠懇的前提。」
「作為反抗者的林昭有一點是自謂可告俯仰無愧的！‘凌霜勁節千鈞義’，迷惑、挫折至於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戰友決不能背離，猶如戰鬥決不能背棄。假若不是因為執著於這一點，則我是也大可坐在一邊，甚至根本無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誠如人們所言??我也承認：即使自從反右以來，對於林昭，為人的門儘管關閉，為狗的門卻一直是敞開著的！」
但她接著說：「然而我不能！」她的抉擇已不是單純的「節」和「義」所能解釋，而只能在她的觀念上尋找答案，如她自己說的，「政治思想的堅定一面也就是根源於此：靠觀念。」她曾
自述所有的判斷源自「個人對於祖國政治現實之比較清醒、冷靜、客觀而且公正的估價」，以及「對於人類世界文明公義的確定的認識與深切的信任」。
四、回歸人性
在一個個人崇拜甚囂塵上的造神時代，她卻借用「同時代中的一位闖將」的話說：「生殖器崇拜的圖騰時代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早已成為陳蹟了！我們不承認世間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神聖’的腦袋即如不承認有任何與眾不同的神聖的卵袋！」這句話即使今天讀來也很經典。在 1957年以後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能在觀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遠，甚至把同時代其他人都甩在了後面，關鍵還是因為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的一面從來沒有磨滅，並在嚴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她嚮往人的生活的願望決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從，也就是她所說的寧可玉碎，不願瓦全。加上她天性中對自由的追求和她認死理的氣質，這些合在一起決定了她的命運。
她幾次說：「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作為林昭的個人悲劇那是也只好歸咎於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歸根結底，可以說都根源於她的人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她的生活、詩和她的基督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不瞭解這一切，就無法理解她的寧為玉碎，她這樣選擇不是因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視生活、太珍愛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於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只是一條天人共許的鐵則：「被踐踏的公義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 她憎惡與人的生活相對立的一切，她在送給一位同學的照片背面題了8個字：「什麼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個空洞的不著邊際的名詞，而是有著美好而充實的內容，在她的同學、友人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懂得生活並且會享受生活的人，一個有著豐富情感的人，她愛喝酒，愛吃，在獄中她給母親的信中還能一口氣開出幾十種不同吃法的食物來，她喜歡跳舞，會隨便採摘野花戴在頭上，她會自己動手裁剪衣服……她對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覺。她在獄中送給張元勛的小禮物是用糖紙做的帆船。獄警說她用糖紙編了許多藝術品，種類很多，全監獄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胡傑《尋找林昭的靈魂》記錄片的特寫鏡頭中被放大，成為一個美麗而傷心的象徵。它表示，即使在鐐銬加身，高牆重圍，隨時面臨被虐殺的日夜裡，林昭的心靈依然那麼純淨，她對人間的愛，她對生活的嚮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五、思想源頭
從林昭的家世、成長歷程來看，她深受母親許憲民的影響，而她母親又深受她大舅許金元??一位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被殺的早期共產黨人影響，她妹妹說她身上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講到自己幼受庭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從來不怕擔負自己應負之責。她在讀中學時就參加了左傾的「大眾讀書會」和「大地圖書館」，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讀過馬列的書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過三天地下黨員，只是因為對秘密工作原則缺乏認識，失去了組織關係，為此懊悔多年。她滿懷希望地迎來1949年，一心上進，為此不要上大學，不惜跳窗從家裡出逃，還曾無中生有地揭發過母親。
那麼，最終使她超越那個時代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頭又在哪裡？
她讀過《揚州十日記》，深刻地覺察到民族的悲劇「仍不過是歷史之一貫性的延續」，「幾名清兵就可以趕著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殺，??像趕豬羊似地驅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齊跪下，聽待人家拿著刀從前排逐一殺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沒有一個敢動！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當讀著辛亥革命先驅者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秋瑾的遺詩以及林覺民《與妻書》等時，這個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熱淚如注、縱橫狂流沾濕篇幅！」她由衷地景仰這些近代史上的這些殺身成仁的先行者，並自覺地接續她們的精神脈絡，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但僅有這種資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這個時候，她身上另一種秋瑾等前驅所沒有的新因素就被激活了，那是她早年就讀的教會學校給她的基督教滋養，她在那裡受洗進教。基督教給了她內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卻不想以血還血，而只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守護她深愛的一切。即使對於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沒有產生你死我活的念頭。她一再地提到良心這個概念，按良心行事，她說自己做的一切只是為了「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1949年，她從景海女中畢業後，曾離開基督的懷抱。成為右派後，她開始逐漸回歸，右派同學羊華榮回憶，「有次談到基督教時，她說：你不要貶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勞動時，每個星期天，她幾乎都要帶戀人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禮拜，給毫無宗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故事。甘粹認為：「她從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她為了這個不公平，她出來替他們說話。她在大辯論的時候，站起來替右派說話。」 她自稱是「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她在獄中追思被刺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時寫道；「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各人誠實的靈魂無論何時永遠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躍在基督的愛裡。」 她泰然表示：「……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這樣一份光榮！」很顯然，她把自己當作一個殉道者，在信仰中獲得升華。
當然，她還有一個受過英國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氣息」的父親，一個瞭解世界文明、具備西方憲政知識，在國民黨時代有過從政經歷，清廉耿直、潔身自好的父親。父親彭國彥希望她成為班昭那樣的人，給她取名「令昭」。然而，多年以來，父親在她心目中只是個引以為羞的「反動官僚」，直到她成為右派，回到家中後，才與父親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對父親產生了愧疚、親情和敬仰。她第一次入獄後，她父親選擇了自殺。1962年，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戴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父親。「我說：過去你不願提你的父親，現在怎麼成了孝女，他只是笑笑。」
父女之間的這些交流在她身上開始生根。她入獄後，曾對醫生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的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在單獨囚禁的小囚牢裡，她用自己的血在牆上畫了父親的靈位，而且用血一點點精心地裝飾，經常禱告，獲取力量。她說自己「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氣味加以熏陶了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了一點基督精神」，這裡說的「政治氣味」中應該包含了她父親呼吸過的西方憲政氣味，她對西方文明國家產生了強烈的傾慕之情。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思想資源，就是北大傳統對她的影響，1954年，他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她成為北大校刊、《北大詩刊》和《紅樓》雜誌的編輯、編委，在北大度過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寫過一詩《沿著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鐘，它曾在我們的時代的交響樂章裡，奏了一支烈焰狂飆般的激情奏鳴曲……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蔡元培、李大釗這些北大先驅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份量。她在成為右派、自殺獲救後，憤怒地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暫時出獄期間給北大校長寫信，無非也是要重申北大傳統。
在1957年的風暴來臨前，她在北大《紅樓》雜誌第三期發表過一篇紀念李大釗殉難三十週年的文章，引用了這位北大師長1919年寫下的兩段話：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麼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身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這些話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鳴。我相信，這些思想資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輕的血液之中，轉換成她自己的東西。後面這一段，她成為右派後還曾抄在日記裡，從她最後的抉擇來看，她走的無疑也正是這樣一條自我解放之路。身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屬於北大這個精神譜系，他追求的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林昭無疑也屬於這個精神譜系的，而且是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957年春天，在紀念李大釗被殺30年時，林昭曾寫下這段話：
「魯迅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如果沒有第一個，也便沒有後來的，也仍然沒有路。而那第一個遵著遙遠的火光，走進沒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還以自己的鮮血為後來者劃出了道路的人，將永遠、永遠為我們所崇敬。只要這條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後來者，便再也不會忘記他的姓名！」
沒料到11後，她自己成了倒下的「那第一個」。整整40年後，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番話來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