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8-05-21 08:12:00作者：
四、通過對外開放政策謀取世界資源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導，「文革」後的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均 GDP僅為148美元，遠低於當時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之一[153]。中共開始意識到，像文革時期那樣對外強行「輸出革命」已經是行不通了，要插手國際事務還必須提高經濟實力才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重申毛澤東的中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論斷[154]。同時作出全面吸取世界資源的戰略轉變。緊隨著，中共的僑務政策也轉向了推動華僑華人與大陸經濟、科技的全面合作。[155]
1）海外融資最大窗口「中信」公司
1978 年底，當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156]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麼樣。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利用榮氏家族的優勢，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來投資，然後吸引更多的外資，榮毅仁的這個優勢，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較好。」 [157]
1979年10月，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成立直屬國務院的投資機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信），為中國海外融資最大的窗口[158]。榮毅仁被任命為首任董事長。據稱，公司成立第一年，榮毅仁就接待了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達4000多人次，國內前來洽談業務的也有3000多人次。[159]
1982年10月9日，經葉劍英和聶榮臻推薦，由長期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著名間諜外交官熊向暉[160]出任中信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和副總經理。[161]
在中英兩國政府草簽香港問題聯合聲明[162]兩週後，1984年10月11日的下午，熊向暉以中國信公司副董事長的身份，在香港中區文華酒店主持中信香港分公司新任總經理米國鈞的到任酒會，熊向暉在致詞中宣布，中信公司決定擴展在香港的業務。到2004年底，中信公司總資產已從1993年的507億元人民幣，迅速發展到7014億元。[163]
2）加深發達國家、地區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來吸取先進技術和巨額外資
就目前世界局勢而言，先進的技術和專利，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據聯合國有關資料顯示，隨著這些跨國公司在他國的設立，這些跨國公司的「技術和專利也會隨之而轉移」。[164]
1985年召開的全國僑務工作座談會強調，開展國外僑務工作，要把重點放在掌握資金、技術和對臺關係的華僑華人工商界、科技界和社團上層人物（少數）身上。
1989年5月，國務院僑務會議也明確提出：吸引華僑華人參與大陸經濟建設，是「為了引進更多的華僑華人資金、技術和人才」。[165]
據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大陸利用外資一直呈增加趨勢，從1990年的34.87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166] 其中，華僑華人、港澳投資者在中國大陸境內創辦的企業約佔外資企業的70%，投資額約佔利用外資總額的60％以上 [167]。以李嘉誠等為代表的港商目前仍為內地吸引外資的最大來源，近年來更呈加速趨勢。[168]
據《北京週報》2008年第7期的一篇題為「中國吸引外資繼續擴大」的報導中說：截止2007年11月底全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經超過了190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3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高達7471億美元，全球500強有近490家在中國大陸設立了企業和機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超過1160項。
對於中共政權從 「輸出革命」到「對外開放」戰略轉型，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王建認為是「高瞻遠矚」，王建進一步分析說，「中國必須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取得資源，甚至把超過一半的世界資源，都吸收到中國來使用」 「西方國家將會不斷加深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特別是在進入到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重工產業資本轉移後，這種依賴會更加明顯，這會使中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係中，逐步取得日益明顯的優勢地位」。 [169]
中共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港商和海外華僑可以起到無人替代的中介作用。
中共統戰的歷史背景
中共的「海外僑務」，始於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1935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上，制定通過以「抗日統一戰線」[170]的方式進一步發動、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蔣介石及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新策略。並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名號，鼓動海外華僑資本家到蘇區（中共盤踞地）發展工商業」[171]。《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決議」被中共僑務官員視為「中國共產黨僑務工作的宣言」，它第一次明確地表述海外華僑被中共納為「統一戰線」（即政治聯盟）的重要組成之一[172]。 1936年3月底，中共在山西石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明確要「有效地爭取同盟者，必須高舉抗日的旗幟」的策略。對此，中共黨魁毛澤東還作了專門的解釋，「並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尋日本人開戰。[173]」「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中共佔領區）, 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 [174]。為了獲取外援，當時的「海外僑務」工作多以「保衛中國同盟」[175]的名義在做，實際上就是「香港八辦」（八路軍香港辦事處）[176]的工作。猶如現在用官辦民間團體「海協」（全稱「中國海外交流協會」）[177]和「國僑辦」(全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這兩塊牌子是同樣的工作在不同場合的不同的稱呼[178]。「香港八辦」的主要任務是：
1、堵截本來由國民黨政府接收的海外華僑支援抗戰物資，想方設法送到中共「根據地」；
2、護送經培訓的歸僑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出境去做「海外僑務」工作；
3、籌集抗戰捐贈；
4、在海外創辦華商報、華僑通訊和新文化書店，進行欺騙宣傳，包括編造中共積極抗日假象；5，為中共軍隊在國外招徠技術人才等。
「1941 年，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必須大大的開展南洋與英美各地的華僑工作。」「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專門成立了「海外工作委員會」，簡稱‘海委’，由朱德任書記。同時，還成立了海外工作研究小組，專門研究僑務工作」。中共中央還組織一些「革命青年」，秘密到南洋工作。為日後的對外長期統戰打下基礎。 [179]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由中國政務院（國務院前身）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親自抓僑務工作[180]。中國國務院下設首屆僑務機構「華僑事務委員會」 (簡稱「中僑委」) ，任命國民黨元老廖仲凱的遺孀何香凝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81]。這一時期「中僑委」主要是組建中國新聞社等對外宣傳機構。
1966年5月「文革」開始[182]， 1969年僑務工作歸屬外交部專管[183]。當時,中共中央批示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是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184]。
1976 年「文革狂潮」回落，1978年1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簡稱國僑辦）成立[185]。何香凝的兒子廖承志出任國務院僑辦主任[186]兼黨組書記。 「國僑辦」在國外的僑務工作與外交部領事司是相互協助、互相補充的關係11。區一級的僑辦則納入統戰部領導和管理體系。[187]這一管理體系一直延續至今。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對中共在海外爭取人心統戰全球的戰略實施產生了嚴重衝擊。中共開始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國際形象而重新調整策略。當時，「加強對外宣傳、進行解疑釋惑」成了各級僑務部門的首要任務[188]。
1999 年7月20 日，中共黨魁江澤民發起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迫害，中共各級海外僑務系統及其各級黨組織立即表態「堅決擁護中央有關抓緊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決策」，「用實際行動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189]。8年來，中共政權的駐外使領館、國僑辦、中國致公黨（註：是中共領導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190]，工作重點是僑務。屬中共中央級的五類僑務機構之一[191]。）、中國僑聯等種類繁多的「僑務機構」在海外各盡所能，積極參與迫害。以記者招待會、僑務座談會、僑華人招待會、社團活動等各種形式散播謊言，誣陷抹黑法輪功，煽動不明真像者對法輪功仇恨，營造有利中共的國際輿論環境，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持續下去並延伸到海外提供條件。
結語
在本報告完成之際，連續發生了中國軍警在西藏鎮壓和平抗議的僧侶、各國民眾和非政府組織抗議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來表達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中國大陸部分民眾抵製法國大型零售商家樂福和海外部分華人抗議CNN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共操控部分海外華人社團、學生組織的行為和方式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在過去的9年中，在海外推行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是中共對華人社區和學生滲透、操控的主要目的之一，追查國際對這一現象進行了長時間的追蹤和調查並曾經發表過若干有關的調查報告。一個執政黨運用國家的資源對本國移居他國的僑民和留學生進行嚴密控制使其為自己的全球戰略服務，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於中共的滲透對被滲透的國家和居住的該國的華人都造成了威脅和危害，追查國際希望通過本報告引起有關部門和華人社區的警覺。
參考資料
（見原文：中共對海外華人操控與統戰全球戰略實施的調查報告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906&pop=1&page=0 ）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導，「文革」後的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均 GDP僅為148美元，遠低於當時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窮困的國家之一[153]。中共開始意識到，像文革時期那樣對外強行「輸出革命」已經是行不通了，要插手國際事務還必須提高經濟實力才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重申毛澤東的中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論斷[154]。同時作出全面吸取世界資源的戰略轉變。緊隨著，中共的僑務政策也轉向了推動華僑華人與大陸經濟、科技的全面合作。[155]
1）海外融資最大窗口「中信」公司
1978 年底，當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156]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說要開放，要引進外國資金，你共產黨，人家不一定相信你，人家要看一看你的政策究竟怎麼樣。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利用榮氏家族的優勢，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來投資，然後吸引更多的外資，榮毅仁的這個優勢，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較好。」 [157]
1979年10月，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成立直屬國務院的投資機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信），為中國海外融資最大的窗口[158]。榮毅仁被任命為首任董事長。據稱，公司成立第一年，榮毅仁就接待了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達4000多人次，國內前來洽談業務的也有3000多人次。[159]
1982年10月9日，經葉劍英和聶榮臻推薦，由長期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著名間諜外交官熊向暉[160]出任中信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和副總經理。[161]
在中英兩國政府草簽香港問題聯合聲明[162]兩週後，1984年10月11日的下午，熊向暉以中國信公司副董事長的身份，在香港中區文華酒店主持中信香港分公司新任總經理米國鈞的到任酒會，熊向暉在致詞中宣布，中信公司決定擴展在香港的業務。到2004年底，中信公司總資產已從1993年的507億元人民幣，迅速發展到7014億元。[163]
2）加深發達國家、地區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來吸取先進技術和巨額外資
就目前世界局勢而言，先進的技術和專利，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中。據聯合國有關資料顯示，隨著這些跨國公司在他國的設立，這些跨國公司的「技術和專利也會隨之而轉移」。[164]
1985年召開的全國僑務工作座談會強調，開展國外僑務工作，要把重點放在掌握資金、技術和對臺關係的華僑華人工商界、科技界和社團上層人物（少數）身上。
1989年5月，國務院僑務會議也明確提出：吸引華僑華人參與大陸經濟建設，是「為了引進更多的華僑華人資金、技術和人才」。[165]
據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大陸利用外資一直呈增加趨勢，從1990年的34.87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166] 其中，華僑華人、港澳投資者在中國大陸境內創辦的企業約佔外資企業的70%，投資額約佔利用外資總額的60％以上 [167]。以李嘉誠等為代表的港商目前仍為內地吸引外資的最大來源，近年來更呈加速趨勢。[168]
據《北京週報》2008年第7期的一篇題為「中國吸引外資繼續擴大」的報導中說：截止2007年11月底全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經超過了190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3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高達7471億美元，全球500強有近490家在中國大陸設立了企業和機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超過1160項。
對於中共政權從 「輸出革命」到「對外開放」戰略轉型，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王建認為是「高瞻遠矚」，王建進一步分析說，「中國必須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取得資源，甚至把超過一半的世界資源，都吸收到中國來使用」 「西方國家將會不斷加深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特別是在進入到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重工產業資本轉移後，這種依賴會更加明顯，這會使中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係中，逐步取得日益明顯的優勢地位」。 [169]
中共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港商和海外華僑可以起到無人替代的中介作用。
中共統戰的歷史背景
中共的「海外僑務」，始於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1935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上，制定通過以「抗日統一戰線」[170]的方式進一步發動、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蔣介石及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新策略。並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名號，鼓動海外華僑資本家到蘇區（中共盤踞地）發展工商業」[171]。《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決議」被中共僑務官員視為「中國共產黨僑務工作的宣言」，它第一次明確地表述海外華僑被中共納為「統一戰線」（即政治聯盟）的重要組成之一[172]。 1936年3月底，中共在山西石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明確要「有效地爭取同盟者，必須高舉抗日的旗幟」的策略。對此，中共黨魁毛澤東還作了專門的解釋，「並非就真的要立刻去河北尋日本人開戰。[173]」「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中共佔領區）, 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 [174]。為了獲取外援，當時的「海外僑務」工作多以「保衛中國同盟」[175]的名義在做，實際上就是「香港八辦」（八路軍香港辦事處）[176]的工作。猶如現在用官辦民間團體「海協」（全稱「中國海外交流協會」）[177]和「國僑辦」(全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這兩塊牌子是同樣的工作在不同場合的不同的稱呼[178]。「香港八辦」的主要任務是：
1、堵截本來由國民黨政府接收的海外華僑支援抗戰物資，想方設法送到中共「根據地」；
2、護送經培訓的歸僑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出境去做「海外僑務」工作；
3、籌集抗戰捐贈；
4、在海外創辦華商報、華僑通訊和新文化書店，進行欺騙宣傳，包括編造中共積極抗日假象；5，為中共軍隊在國外招徠技術人才等。
「1941 年，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必須大大的開展南洋與英美各地的華僑工作。」「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專門成立了「海外工作委員會」，簡稱‘海委’，由朱德任書記。同時，還成立了海外工作研究小組，專門研究僑務工作」。中共中央還組織一些「革命青年」，秘密到南洋工作。為日後的對外長期統戰打下基礎。 [179]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由中國政務院（國務院前身）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親自抓僑務工作[180]。中國國務院下設首屆僑務機構「華僑事務委員會」 (簡稱「中僑委」) ，任命國民黨元老廖仲凱的遺孀何香凝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81]。這一時期「中僑委」主要是組建中國新聞社等對外宣傳機構。
1966年5月「文革」開始[182]， 1969年僑務工作歸屬外交部專管[183]。當時,中共中央批示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是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184]。
1976 年「文革狂潮」回落，1978年1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簡稱國僑辦）成立[185]。何香凝的兒子廖承志出任國務院僑辦主任[186]兼黨組書記。 「國僑辦」在國外的僑務工作與外交部領事司是相互協助、互相補充的關係11。區一級的僑辦則納入統戰部領導和管理體系。[187]這一管理體系一直延續至今。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對中共在海外爭取人心統戰全球的戰略實施產生了嚴重衝擊。中共開始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國際形象而重新調整策略。當時，「加強對外宣傳、進行解疑釋惑」成了各級僑務部門的首要任務[188]。
1999 年7月20 日，中共黨魁江澤民發起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迫害，中共各級海外僑務系統及其各級黨組織立即表態「堅決擁護中央有關抓緊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決策」，「用實際行動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189]。8年來，中共政權的駐外使領館、國僑辦、中國致公黨（註：是中共領導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190]，工作重點是僑務。屬中共中央級的五類僑務機構之一[191]。）、中國僑聯等種類繁多的「僑務機構」在海外各盡所能，積極參與迫害。以記者招待會、僑務座談會、僑華人招待會、社團活動等各種形式散播謊言，誣陷抹黑法輪功，煽動不明真像者對法輪功仇恨，營造有利中共的國際輿論環境，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持續下去並延伸到海外提供條件。
結語
在本報告完成之際，連續發生了中國軍警在西藏鎮壓和平抗議的僧侶、各國民眾和非政府組織抗議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來表達對中國人權的關注、中國大陸部分民眾抵製法國大型零售商家樂福和海外部分華人抗議CNN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共操控部分海外華人社團、學生組織的行為和方式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在過去的9年中，在海外推行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是中共對華人社區和學生滲透、操控的主要目的之一，追查國際對這一現象進行了長時間的追蹤和調查並曾經發表過若干有關的調查報告。一個執政黨運用國家的資源對本國移居他國的僑民和留學生進行嚴密控制使其為自己的全球戰略服務，無論從規模還是深度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由於中共的滲透對被滲透的國家和居住的該國的華人都造成了威脅和危害，追查國際希望通過本報告引起有關部門和華人社區的警覺。
參考資料
（見原文：中共對海外華人操控與統戰全球戰略實施的調查報告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906&pop=1&pag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