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區在汶川大地震受損極小，成為各家媒體駐紮大本營，然地圖距離雖近，但每個災區卻很遠、遠到令人感受人力之卑微。前往周邊如都江堰市、德陽、綿陽等大城鎮，最近者一小時車程、遠者三小時，這還只到了城鎮，想深入山區災區採訪，根本難以當天往返。
一位同業在汶川映秀鎮道路搶通後，先從成都搭計程車到都江堰市，在檢查哨前轉搭當地摩托車進入山區，再轉水壩的解放軍衝鋒舟往上游，到了搶通山路徒步走兩個多小時才看到映秀，拍個十多分鐘照片，趕忙折返以免受困山區，回到成都發稿時已接近午夜。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不是一個「九二一」地震，而是遍佈在成都周邊數十個、乃至三、四十個「九二一」，災區現場採訪多是靠判斷、運氣與人民幣，災區實在太多，選定一個就往前衝，欠缺交通工具改用人民幣買通，真無法深入土石滑坡現場，僥倖逃出的災民則是最佳目擊見證者。
以記者十四日所在綿陽九洲體育館為例，北川災民口中的縣城瀋了、兩側山體滑坡以及偃塞湖可能潰堤、乃至死亡人數恐高達數萬人等，在地震後均被官方逐一證實；在北川山腳下城鎮安縣，災民們圍著記者抱怨非重災區無人問聞困境，事隔七日官方才發現災區資源分配不均後遺症。
新聞工作據說有倫理學，但在災區並不適用。以臺灣紅十字會搜救隊所在的漢旺為例，地震過後倖存者已在官方與部隊的組織下，為全鎮進行過一次地毯搜索，當地災民指出，「能發出聲音的先救，沒聽到就算了！」你無法批評倖存者冷血，當眼前的現代化城鎮被震成一片廢墟，這是唯一能做的事。
正如同記者需要幫忙救難嗎？答案是想救也救不了，能做的只有通知現場部隊救援，在傾倒的鋼筋建築物前，人類的雙手力量是微小的，一位支援法鼓山的臺灣醫師回憶感受指出，「看前十個傷患覺得很慘，當看到第一百個時，每個都一樣、人就麻木了！」
災區現場有著外界難以理解的運作邏輯，一位臺灣搜救隊員對災區混亂的看法說道，「每個地震災區都很亂，唯一差別是有的‘亂中有序’、有的真的亂，但都是亂！」面對百萬受傷者，生命的存續更多是機率，「救難與醫療確實是科學問題，但面對這麼大的天災，能否救活、其實是個哲學問題！」一位臺灣醫療隊醫師嘆道。
汶川地震的新聞採訪被外界譽為是最開放的一次，然開放不代表「真實」，大陸記者前線所見所聞仍須後方編輯「政治判斷」後，方能見報，「開放」評價來自有幸遇到中央級官員在現場，原本難以採訪的官員現在願意開金口回答提問，但事後證明「九虛一實」空話太多，更多災區實情是借耳語般的「出口轉內銷」，迂迴由境外媒體傳進中國再跟進報導。
地震震出人性，災區人性光輝面報導不勝枚舉，然對比上百萬傷亡又顯渺小；每位災民都是一段故事，但面對上百萬條悲慘故事、災區發物資災難財、募款電話訛詐、自願者災區一日游等灰暗面，又怎麼報導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