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邢臺地震，當年引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當年引發北京政治變局，促使毛派倒臺和文革結束；如果說前兩次地震催生了政治變革，那麼本次地震的深遠後果，我們至今還難以預測。但它至少已誘發了一場劇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們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結構性弊端，同時，它也必然會形成一種文化記憶，而其主題不是別的，就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從自己身上，發現了更為健全的人性......
跟反應遲鈍的緬甸軍政府相比，同樣作為「威權政府」，中國卻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災效率，並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嚴重損害的中國形象。歷史學家向我們證實，這種高效率的救災運作，恰恰就是亞細亞威權政治的傳統。從大禹理水，經望帝（鱉靈）抗洪到李冰修堰，這些著名的抗災人物，都向我們提供了威權主義的效率樣本。汶川地震再度證明，自然災難和威權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巨大的災難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應。威權政治的這種特性，向民主社會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研究樣本。而它所扭轉的國際輿論生態，也將成為進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動能。
另一個獲得高度好評的項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聞報導。大批記者趕往現場，冒著餘震和疫病的危險採集新聞，向民眾報告死亡和營救現場的情景，傳遞出苦難和悲慟的氣息，大面積催化著民眾的愛心和眼淚，一時成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體。
但我們也同時看到，某權威電視臺記者在帳篷學校裡對主持人反覆說：你聽到孩子們快樂的笑聲嗎？鏡頭隨即一轉，出現了孩子的可愛的無憂無慮的笑臉。我們還看到，在壓了上百個小時之後，那些被救出的災民，居然毫無痛苦、衣衫整潔、表情從容地爬出廢墟，甚至揮手向鏡頭致意，儼然一些認真表演的演員。越過苦難絕望的死亡現場，那些狂歡鏡頭，在急切地讚美救贖的偉大成就和奇蹟。
2008年5月28日，部分地震受傷災民被轉送北京，抵達北京火車站的場景。（STR/AFP/Getty Images) 越過苦難絕望的死亡現場，那些狂歡鏡頭，在急切地讚美救贖的偉大成就和奇蹟，把災難變成慶典，把問責變成感恩。
新聞報導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這是典型的本土宣傳風格，把沉痛的喪事辦成了輕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災難變成慶典，把哀傷變成喜悅，把問責變成感恩，把反思變成讚美，把對生命的珍惜變成對組織的效忠，把對個人善行的感激變成對國家的頌揚。這種語義的流暢轉換，再次驗證了中國救災文化的美妙特性。
那些大規模死亡的電視影像，在中國民眾中產生罕見的「情感大爆炸」，喚醒了沉睡的社會良知，引起震驚、悲憫、同情、善性和博愛的連鎖精神反應，大批志願者趕赴現場。這無疑是災難對人性的一次全面喚醒。如果這種愛心不僅是一種臨時情感和應急反應，而能成為持續的道德力量，並升華為一種普世的愛，成為構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麼，這將成為21世紀中國文化建構的最大財富。
長期以來，基於多種原因，中國社會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數成了描述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指征。儘管仇恨是一種特殊的心靈力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只能製造「惡的歷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著世界的容貌。而越過大地震的苦難，人們發現這種仇恨是可以用愛加以替換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並削弱仇恨的存在，學會向災民捐獻自己的熱血，讓愛和良知、正義、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價值共存，構筑社會進步的正面動力。
但是，正是在所謂「愛」的名義支配下，某種社會仇恨仍在繼續滋長，逼捐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從胡潤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擊文章，都擺出大義凜然的逼捐姿態，以此煽動民眾的仇恨情緒，完全不顧那些「黑名單」企業以納稅方式對中國經濟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捐款是一種志願和義務性行為，每個人或企業都有自主選擇捐助方式和捐款數額的權利。健康的中國社會應正面鼓勵捐款，而不是動輒以「抵制」加以懲罰。把義捐變成逼捐和攤派，只能是對博愛和慈善原則的背離。任何一種以愛的名義之所從事的多數人的暴政，無法達成普遍的社會和解，反而會加劇畏捐心理，製造出新的社會仇恨。而這種暴力逼捐，跟納粹領導人以國家利益名義逼迫猶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質上的區別？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逼捐行為還充滿了單向操作的特點，它往往針對文娛體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卻很少有人針對紅頂商人，更很少有人膽敢針對各地黨政幹部。這種選擇性逼捐，難道不是離社會公正更為遙遠麼？
逼捐放大了中國社會的「畏捐現象」。那些畏捐者也許出於「吝嗇」的人性，但更多卻是基於對募款機構的懷疑。青年賽車手韓寒之所以拒絕捐款，就是擔心捐款是否有一個安全和正確的去處。在社會誠信普遍喪失的時代，究竟什麼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樣才能讓善款不打折扣地用於救災事務？為什麼國家長期壟斷慈善業的掌控權，而民間慈善基金或組織無法獲得出生許可證？為什麼企業與個人的慈善捐助，不能獲得政府的免稅待遇？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人能夠就此給出合理的答案。
據我所知，放棄捐款的韓寒奔赴災區前線，企圖以個人行動來代替捐款事務，但他的救人計畫，卻因缺乏器械和經驗而被迫流產。這其實是一種痛苦的兩難處境：一方面良知敦促自己為死難者捐贈，一方面又擔憂這種捐贈遭遇行政黑手。「韓寒困境」，就是中國慈善事業所要面對的最大難點。
紅十字會處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帳篷之類物品的價格貓膩，已經受到民眾的普遍質疑。儘管該會負責人作出某種解釋，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來，民間善款的管理，一直處於黑箱操作狀態，紅十字會等機構既沒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機制，也沒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饋和網際網路公布機制，甚至拒絕公告民眾每一筆捐款的具體下落，關於善款的公共監察機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來。而那種外部和臨時的「紀檢」與「審計」，根本無法解決它們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於這樣的局面，誠信危機才會再次爆發。如果這場質疑能夠敦促慈善機構和政府組織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誠信制度，那將成為地震後的一項重大收穫。
面對這次空前的地震災害，國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沒有發出任何預報和警示，導致近十萬人的死亡，之後又拒絕道歉，為自己的無能和錯誤詭辯，無恥地宣稱地震的不可預見性。按照這個可笑的邏輯，中國政府設立地震局及下屬震檢測臺站，完全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而這個邏輯推演的最後環節，就應當是立即撤銷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讓該局官員全部下崗，轉道去為近十萬死難者守靈。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是城市新建築浪潮和新農村建設中的「豆腐渣效應」，它遍及整個中國，而學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發了悲劇的根源：殺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搖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貪官污吏。他們是製造大規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軍師級幹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災難現場發信給我，痛心疾首地問道：「為什麼周圍的樓都在，唯獨那所新建學校夷為平地，四百名兒童死於非命？！」他的悲憤質疑，就是我們問責的邏輯前提。
據《南方週末》報導，「在北川老城的廢墟上，水泥是疏鬆的，人們可以像掰餅乾一樣把水泥預制板掰出任意形狀。鋼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細小的鋼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斷。」但另一方面，縣委大樓卻是「鋼筋又多，水泥標號又高，砸不開。」毫無疑問，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屬於脆性破壞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質量低劣的建築物本身。那些沈重的混凝土塊，砸死並活埋了無數正在上課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師所指出的那樣，「專家們一直迴避、混淆視聽，企圖將建築破壞和建築發生脆性破壞，粉碎性倒塌混為一談」。這種魚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為日後的「避責」提供「科學依據」。
一位解放軍師級幹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災難現場發信給我，痛心疾首地問道："為什麼周圍的樓都在，唯獨那所新建學校夷為平地，四百名兒童死於非命？！"他的悲憤質疑，就是我們問責的邏輯前提。（Getty Images）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專家、包括我的同濟大學同事，你們的每一種喪失良知的言論，都將被歷史記錄在案，並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決。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地震救災後的最重要的事務，就是要嚴厲追查有關機構和個人的貪瀆罪責，展開公正的司法審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靈和倖存的民眾，尤其是那些可憐的孩子。而如果此舉能就此改變中國建築業的豆腐渣特色，那將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項重大收穫。
1966年邢臺地震，當年引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1976 年的唐山地震，當年引發北京政治變局，促使毛派倒臺和文革結束；如果說前兩次地震催生了政治變革，那麼本次地震的深遠後果，我們至今還難以預測。但它至少已誘發了一場劇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們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結構性弊端，同時，它也必然會形成一種文化記憶，而其主題不是別的，就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從自己身上，發現了更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寫於持續的悲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