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雙方都有人為政治對話而努力，然而，中共囿於對民間組織的恐懼，學生組織為群眾運動激進化的規律所驅使，實際對話很難進展。街頭政治伴隨著黨政高層權力鬥爭，成為主旋律。終於圖窮匕首見，從宣布戒嚴到"六三"晚間開槍，激起民變，被指為"反革命暴亂"。
此前，在西藏已經動手鎮壓藏人，宣布了戒嚴，但鎮壓漢人更為引人注目。
十九年後，藏人為其三月"抗暴紀念日"而再次抗議示威，多次遭到毆打，三大寺等寺院被當局關閉，到14日示威再次警察阻攔和毆打，終於激起民變。官方宣傳機器又大肆開動，展示藏人攻擊漢人、展示"暴徒"的"打砸搶燒"，民族情緒受到強烈刺激。
恰逢北京奧運正在進入倒計時，奧運火炬傳遞以空前的規模在世界各地展開，卻普遍地遭遇抗議。抗議者形形色色，有各種人權分子，當然更有支持西藏"自由"或 "獨立"的人，在韓國還有抗議中共政府對待"逃北者"政策的人。但是在中共政府引導下，維護奧運火炬的激烈情緒聚焦於"藏獨"。漢人普遍支持對藏人的鎮壓，將藏人所有的不滿、抗議都視為"藏獨"鬧事，民族對立達到空前的高度，而漢族群眾的民族情緒則空前高漲，全世界矚目。
隨後，一場八級大地震襲來，剎那間，地動山搖，房倒樓塌，無數家園損毀，數萬生靈塗炭。中共當局反應很快，迅速展開救災動作，不過，危機反應的組織、管理、協調的弱點也迅速暴露出來。它放開了國外媒體的採訪，也無法有效約束國內媒體；它表現出對外國援助的開放姿態，就無法長久地拒絕國外專業救援隊進入；而面對災害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損失，它終於不得不對民意低頭，破天荒地在這樣一個"共和國"第一次地為普通民眾罹難而降下國旗，舉行全國哀悼。另一方面，民間救援反應甚至更為引人注目，有官方支持的志願者進入災區，其他各種志願者也自動趕赴災區，被稱為"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時，在官方默許之下，各種非政府組織（NGO）活躍起來，展開了它們的活動。
這樣看來，從十九年前的"六四"，到今年"三一四"，再到"五一二"，事變中展現出清晰的脈絡。
•頭上有"天"
從胡耀邦逝世到對首都市區實施戒嚴，再到軍隊進城鎮壓民眾，政治上的焦點和對立，一開始就集中在結社自由上。大學生仿效波蘭工人而組織"團結學生會"，發展到後來的"高自聯"以及"工自聯"等其它組織，並要求與中共對話，儼然有了某種"反對黨"的模樣，這當然觸犯了中共之大忌。即使全社會的民眾、輿論，以及所有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開明人士，都站在學生一邊，要求中共根據其"十三大"的政治路線，與學生對話，但中共高層不為所動，唯恐在對話上的讓步會導致承認社會自發組織、承認反對派組織，導致出現步向多元社會的多米諾骨牌式變化。中共不僅堅決對抗多元社會的發展趨勢，更堅決維持其黨內的專制，以"維持一種聲音"、"反對多種聲音"為由而整掉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為中國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亦即政治平庸的江澤民－胡錦濤時代而開闢了道路。
鄧小平南巡，明確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明確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同時，避開了馬克思學說經濟理論所證明的"市場經濟自發地發展為資本主義"的普遍趨勢。於是，中共確定了開放市場經濟的立場，給市場經濟戴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作為維持國有體制支配地位、維持政府控制市場、壟斷資源的根據，同時也為權力與資本的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開放市場經濟，或多或少地意味著開放競爭，意味著承認資本的合理性、承認企業家階層的地位，從而擴大了經濟自由的空間，使得經濟生活在90年代初短缺陰影大面積消退的基礎上，出現向著"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模式的躍進，體現為"中國製造"的迅速成長。不過，權力、資本攜起手來，權利的發展就十分有限，則"大規模消費"遠落後於"大規模生產"，表現為"拉動內需"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內需成長卻還是很緩慢。
市場經濟的成長，迫切需要人們在理論上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能夠真正與時俱進，而中共的政治平庸卻突出表現在，它對於真正把握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缺乏政治勇氣，不敢驅散籠罩在"社會主義實踐"上的"不斷革命"陰影，不敢真誠地面對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孕育成熟的現實趨勢。這樣，它就只能玩弄"三個代表"理論把戲，堆砌所謂"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之類的"創新理論"，掩蓋它自己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面前的蒼白和無能。
國有體制與現實生產力性質及其發展之間的矛盾，是目前社會的基本矛盾。它使得官民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官府權力壓制公民權利成為矛盾的主要表現。這種矛盾和表現日益發展，也日益為人們所認識，然而，最具爆炸性的事變卻是今年三月的西藏事變。
對和平示威者施以暴力，在西藏更為隨意，更無所顧忌，而藏人一旦反抗，特別是令人疑團重重的"藏人暴力攻擊漢人平民"展現出來，就在漢民族中引起強烈情緒。政府鎮壓迅速得到普遍的民意支持，而支持"自由西藏"的西方人士抗議北京奧運火炬傳遞的活動，更使得以漢人為主體的海內外華人同仇敵愾。
仔細想想，卻發現，與美國對比一下，非常有意思。
美國社會本身，對其資本與勞動的深刻矛盾，付出了長期的協調努力，取得了相當成效。相對地，資本的跨國擴張，則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比較尖銳的矛盾衝突。這種矛盾衝突的尖銳表現之一，是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美國的反應是發動全球範圍的反恐戰爭。美國在軍事上很強大，政治解決的手腕則遜色許多。這突出表現在，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軍事打擊得到國內民意支持，迅速取得勝利，而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狀態卻遲遲難以結束，因為政治進程遭遇到重重困難，美國顯然對此缺乏足夠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民意出現了變化，對布希政府的支持大幅度下降。
在我們這裡，中共政權壓制公民權利，矛盾正在逐漸地尖銳化，而它對藏人權利的壓制，更突出地顯示出它的專制特性。中共對藏人反抗的鎮壓，得到漢民族民意的支持，而西藏問題的政治解決，人們還看不到多少希望。不幸的是，人們也很難指望漢民族對政府治藏的支持會出現多少變化，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反恐戰爭是在新聞、輿論監督下進行，而中共政府對西藏的治理，則相當封閉。
一位女大學生，因為出國去留學，有機會與西藏同學有較多接觸，於是她對西藏的看法有了改變。人們不一定都有這樣的人際接觸機會，但多讀些關於西藏的書總還是有益的。學者王力雄對西藏情況有深刻的理解，特別是，他在《天葬》中對西藏之"天"多有論述。他指出，藏人以其人種特徵而適應於西藏之"天"，藏人的 "自治"乃至"獨立"的要求，實際上都以西藏之"天"而為其合理基礎，而中國在西藏建立邊防，或西藏獨立而自己建立邊防，西藏之"天"也都是現實的制約因素。
這樣，西藏問題實際上引導人們面對馬克思唯物歷史觀的一個重要原理，即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
對這一決定性，馬克思恩格斯對地理環境決定性的論述不很系統，似乎是因為這在他們的理論中已是不言而喻。系統論述方面貢獻較大的是普列漢諾夫。他在其《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和《唯物主義史論叢》等著作裡，對此有出色的論述。普列漢諾夫指出，"人是從周圍的自然環境中取得材料，來製造用來與自然鬥爭的人工器官。周圍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著人的生產活動、生產資料的性質。生產資料則決定著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其不可避免的情形，正如一個軍隊的武裝決定它的整個編製和它的組成員的相互關係一樣。人於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則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決定著整個社會結構。自然環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無可爭辯的。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社會環境的性質。"然而，社會環境的進化，會"人對地理環境的依賴從直接的變成間接的"，"在生產力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這種關係都和以前不同。地理環境對於凱撒時代的不列顛人的影響和對現代英國居民的影響大不相同"。
現代社會發展很快，地理環境的變化則相對緩慢，它的決定性已經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了。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即對此不屑一顧。他在《矛盾論》中對其提出批評，說它是"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輕視地理環境決定性的傳統態度。
但是，西藏事變，以及大地震的襲擊，鮮明地把地理環境的決定性展示在人們面前。
頭上畢竟有"天"，天道豈可常違。
•腳下有"地"
西藏的特殊的地理環境，或曰西藏之"天"，支撐現代經濟的資源、生態及環境基礎極其脆弱，完全靠當地的條件，很難想像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出現現代經濟，而即使外部將現代經濟模式"嵌"進去，成本也極其高昂。與這種自然環境條件相應，藏人有其宗教信仰，對於現代市場經濟的觀念還相當隔膜。然而，這卻意味著，西藏之"天"確實要求在西藏探尋一種不同於一般發展模式的發展。
王力雄深入地分析了中共政權面臨的"無人進藏"的局面。他之所謂"進藏"， "不是臨時進藏，而是進藏扎根，不是那些來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為西藏本地的漢人"。西藏之"天"決定著那裡不適於漢人長期生存和發展，因而出現了"無人進藏"局面，而大量的臨時進藏的漢人湧入西藏，他們有著現實的利益衝動，對西藏本身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不可能有深思熟慮，甚至根本就無暇一顧。這樣，西藏的長遠利益，要求藏人自治，而臨時進藏的人們湧入西藏，短期利益衝動恰恰在威脅著西藏的長遠發展。中共政權刻意培養的藏人幹部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看上去是在實行"自治"。這種"自治"裝飾著外部"嵌"入的現代經濟之"櫥窗"，點綴著大量臨時進藏漢人烘托的"市場繁榮"，對於西藏及藏人本身，既缺乏現實的利益聯繫，也缺乏長遠的實際意義。
回顧起來，1950年代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當時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到內地時對中共產生過興趣，曾提出入黨的要求，他回到西藏，則著手考察當地的狀況，也開始有了改革的想法。可以說，舊西藏的政教合一以及奴隸制度，本來也不會延續多長時間，在中共政權的幫助下，西藏自治狀態的自然發展，本來是有希望的。但是，中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中斷了這一進程，而達賴喇嘛流亡國外，在政治上引入西方式的制度，宗教觀念也相當開放，這樣，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至今仍不失為西藏自治政治領導權的有力競爭者。相比之下，中共本身輕視地理環境的決定性，對西藏的治理著眼點是維護基於權力控制的"民族統一"，置人權、民族與宗教問題於不顧。"自治區"黨組織把持權力，區黨委書記的權位控制在漢人手裡，黨政機構中的藏人數量在增加，在表面"自治"的格局裡只能形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無法真正為西藏自治效力。
西藏之"天"決定著，西藏只有真正自治，才能長治久安，而西藏之"天"的氣候惡劣、生態脆弱，又決定著，西藏須與周邊的大國和諧相處。在現實的政治條件下，西藏走向獨立，只有在對其擁有主權的國家不允許它自治的情況下，才有其合理性，而它的獨立，也只是對其權力層才有真正的利益吸引力。實際上，目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問題只是在於中共政權給予西藏的自治空間徒具表面意義，且頑固地以"主權"與"民族統一"為由，迴避藏人現實的人權、民族及宗教要求。殊不知，正是西藏人權、民族及宗教問題的惡化，才真正威脅到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以及中國的民族統一。
誠然，西藏之 "天"極其特殊，中國其它少數民族自治區域沒有這樣的"天"，也就缺乏應對中共政權控制的自然地理基礎。漢民族就更不用說了，他們長期處於專制權力的控制之下，自己缺乏公民權利的意識，對其它民族的權利意識往往還抱著敵意。這是傳統亞細亞社會的常態，而中共掌握政權以後的作為，未能改變這種狀態，反而更為變本加厲。
中共領袖毛澤東先前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時還很謹慎，他承認，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然而一旦掌握了政權，他就醉心於他所謂"社會主義"，把民主主義踩在了腳下。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為了其自身權力的穩固而敵視公民權利與公民社會，把所有社會組織都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千方百計保持住民眾與社會本身"一盤散沙"的狀態。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奇妙的格局──如何頻總結的，"沒有任何勢力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勢力可以與中國共產黨競爭"，由此奠定了"中國不能立即民主化"的堅定信念。
這讓人很絕望，因為，似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打破這一僵化到極點的黑暗格局。
但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八級大地震襲來，卻讓人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畢竟與數十年前唐山大地震時不同，此時，市場經濟已再現發展勢頭，儘管中共政府竭力扭曲市場經濟，竭力在其進程中為它自己攫取利益，社會本身還是發生了變化。於是，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地理環境對於凱撒時代的不列顛人的影響和對現代英國居民的影響大不相同"，地震對於"文革"時代中國人的影響和對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的影響，也大不相同。
在自然的災變面前，中共強大的黨政權力的力量，也顯得渺小了。與面對雨雪冰凍災害時幾乎如出一轍，地方黨政組織反應緩慢，而中央政府在地震後儘管反應很快，實際救災行動卻受到環境條件、破壞狀況及自身條件的重重阻礙，加之對國外救援隊又疑慮重重，許多被埋在廢墟下的人們終於未能得到救援而死去，死亡數字無情地上升，再次重演數十年前唐山的悲劇。同時，在龍門山斷裂帶上建造的紫坪鋪水庫大壩，以及地震後形成的數十個堰塞湖，像一把把利劍懸在人們頭上，而地形複雜的震區，使得災區、災民的分布也極其複雜，救援力量往往因為缺乏信息支持而盲目亂撞、顧此失彼的情況多有發生。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性的自發行動迅速展開，一是媒體報導，一是志願者與NGO的民間救援。
遭遇震災之後新聞報導的開放，實際是媒體衝破中共束縛而打開的局面。中共對新聞和媒體的控制仍然奉行其老習慣，全國哀悼日期間停止"公共娛樂"，實際上電視臺停止了科學、法律、財經、歷史、文化類等所有節目，為明顯的例證。但是，許多媒體不顧中共禁令而自行採訪報導震區情況，而中共禁令在災區慘狀的面前，也變得渺小而一度失去了它的力量。
開放國外救援、實行全國哀悼、展開心理救援，以及追究學校建築質量、追究地震預報責任、關注善款使用透明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和事項，都來自於民間建議和議論，而對災區的各種救助行動，更是從一開始就出現熱潮。民間的熱情，民間的智慧，民間的力量，在黨政權力的力量面對自然災變而顯得渺小之際，卻顯示出草根的特性，無所不在，生生不息。更可貴的是，不像黨政機構那樣刻意追求宣傳效果、執意大規模地表現民眾對其感恩，民間社會的許多人們寧願默默無聞，真正恪守著奉獻的宗旨──"越來越多的社會名流們要到這裡來演出和慰問了，我也該走了"，看到韓寒這樣的文字，真是讓人深為感慨。
在市場經濟有所發展的環境中，大地震激發起公民與社會的自治熱情，儘管還很稚嫩，卻彌足珍貴。
大地震，實際是地理環境決定性的一種極其特殊的表現。黨政權力再怎樣強大，再怎樣力圖控制一切、壟斷一切，在自然面前畢竟渺小；人間似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使它改變，就只有自然之"天"才有力量讓它充分暴露出其弱點，這是事情的悲劇所在。中國共產黨無法任意對大自然發號施令，終究成為它無法永遠對社會任意發號施令的一種啟示或參照。社會中公民自治的權利和能力，實際上是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動力，而中國地域廣闊，聯邦體制是其地理環境所自然要求的國家體制──西藏問題（以及臺灣問題等）的政治解決之道，就在於聯邦體制下的地方自治。
無視西藏之"天"，西藏社會之"地"不會和諧。無視中國之"天"，中國社會之"地"也不會和諧。突發大地震，是為塌天大禍，社會之"地"的另一種模樣令人不無驚異地從"一盤散沙"常態中浮現而出，是為大幸。
"天變"是很慢很慢的變數。毛澤東以為"天"不變，則其"道"亦不變，竟然領導中國共產黨發展出一個新型專制體制，在共和體製成為全球潮流之際，實乃大逆不道，只是"天"決定性彈性實在很大，人們一時奈何它不得而已。"地變"，相對於比較活躍的生產力變化，也是很慢的變數，不過三十年來它畢竟在蠕動著，蜿蜒曲折，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地震釋放大地能量之際，引人注目地也釋放出它積累的能量。
沈重的傷感之中，又逢"六四"之際，得見此"天地之道"，不由得感念：蒼天有眼，佑我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