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示意圖 北京大屠殺（六月三日二十二時至六月五日零時）
天安門屠殺作為一個已完成的歷史事實，它的意義當下即已確實無疑：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余英時
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悲劇--天安門屠殺。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
「這一事件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動用國家的軍隊，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鎗，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一幕慘劇，這一殘酷事實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鮮血大書於活的歷史上面，再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更不發生任何解釋的問題。所以天安門屠殺作為一個已完成的事實，它的意義當下即已確實無疑：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
我並不是用西方現代的人權語言來妖魔化中國共產黨，因為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公認的道理，孟子早就說："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讓我舉一個具體的史例說明我的論點。明朝萬曆29年（1601）蘇州市民因為太監以重稅榨逼商販激起一場數千人的集體抗議行動，並且打死了太監的一個手下。當時地方當局有人主張用軍隊鎮壓。獨太守朱燮元說："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姦，以致招全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蘇州太守朱燮元，已認清軍隊的功能是防禦外敵入侵，決不能用來殘毒老百姓，這豈不足夠說明：天安門屠殺即使在專制王朝下的中國，也是一種決不可恕的罪行？」
然而，這樣一個全世界人親眼目睹的已完成的歷史事實，這樣一個無論用西方現代人權語言或中國文化傳統都是「決不可恕的罪行」，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各色人物出於不同動機的「反思」，隨著中國在開放式新共產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來「清清楚楚以鮮血大書於活的歷史上面」的「已完成的歷史」，日益模糊暗淡下去。
對於十九年前發生的這場悲劇，中國官方的論調始終不變，那就是鄧小平在屠殺之後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定的調：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事實。他們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處理國內學潮和騷亂，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
我相信只要共產黨的一黨天下在中國存在一天，這個調子就不會變。有人說已經變了，不是改稱「六四」「風波」了嗎？我引鄧小平這段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風波」是鄧的原話，就是指「動亂」，指「後來發展到反革命暴亂」的「這場風波」。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捲入這場悲劇，在其中扮演過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員，事過境遷，借「反思」為名，對當年「已完成的事實」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樣的「歷史」。
第一種，從根本上否定1989年民主運動的正義性，把那場運動塑造為「無理性」、「非民主」、「一次滿帆而無錨的航行（甚至沒有舵），在情緒的風暴裡挾下盲目地疾駛，直到覆滅。」他們指責參與運動的民眾「除了發泄情緒，很難看出有什麼理性因素」；而學生「與其說是由於憂國憂民投入運動，莫如說更多地出於浪漫、遊戲欲；天安門廣場野遊式的露營、月下歌舞、不勞而獲的募捐和分配未來政權職位的說夢，學生領袖們則在相當程度上陷在拉山頭、打派仗、搶鋒頭之中，彼此封鎖資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終的屠殺創造了另一種形象，天安門廣場很可能落得個鬧劇結局。」
第二種，把造成六四屠殺的歷史責任，從屠殺者轉嫁到「激進學生蓄意激怒政府殺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據」是學生領袖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與美國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錄像講話片段：
柴玲：「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心裏覺得很悲哀，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才能團結起來。」
金培力：「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我想我不會的。」
金培力：「為什麼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即將離開北京轉入地下。」
這個錄像在六四屠殺後曾在美國ABC廣播公司「夜線」節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為當時類似言論並不特別，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名譽校長嚴家其就在開學典禮上講過「用鮮血和生命鋪平通往民主的道路」，遠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那麼引人注目。而在6年之後，1995年4月30日，《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Patrick Tyler從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的影片《天安門》中專門摘出此節，作為激進學生的「秘密策略」挑動政府殺人做出報導時，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圍剿所謂「民主激進主義」、「民主浪漫主義」的子彈。
第三種「反思」者，把1989年這場運動視為「中斷中國改革進程」的「歷史大倒退」，中國的農民、工人、學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億農民三億文盲，農業社會的政治特點主要表現為君權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強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對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抱持著疑懼的態度」；「學生的行動方式最終成為改革被清算的根據」。其結論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國特殊國情」，東亞與東歐發生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走不通」：
「中國的特殊國情，既是與孕育社會現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又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大國。這是一個傳統社會，但是又是一個經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又是一個古老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非共產主義的東方國家，實現了的經濟現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正在逐步推進的政治民主化，中國走不通；在並非東方的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突破共產黨一黨專制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這個前提下可能實現的經濟現代化，中國也走不通。」
第四種，無限拔高「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如嚴家其說：「『六四』是20世紀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20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亡西德。『柏林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75萬東德人湧進西德。『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導致了共產黨政權主動放棄計畫經濟，並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經濟的發展敞開大門。在西歐與北歐，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一度減弱。20世紀的全部歷史表明，用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全社會公有化』並實施『計畫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在這一歷史巨變中，可以看到兩種模式，一種是由『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一是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形成了第二種模式的代表。」
最後一種，把天安門屠殺視為既老又病的鄧小平被「大劑量」施以藥物後出現「非理性暴力思維傾向」導致的悲劇：
「鄧小平作為一個前列腺癌症患者，一個年屆85歲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個被醫療技術科學最高成果的權威統治和控制著的人，他的『沒有退路』的感覺，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狀態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黨和改革事業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對於局勢所採取的施『猛劑』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醫生施之於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種『摹寫』？在《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一書中，作者江之楓指出：為出席重大國事活動，鄧小平曾大劑量地被施以藥物。如果江之楓的言論確有其事實根據的話，我們確鑿無誤地看到，兩次『大劑量』用藥後，鄧小平出現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維傾向』：第一次，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會後，發出那個終身難以挽回的425講話；第二次，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以後，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終身榮譽的『戒嚴』的決定！以後的事態，均是這些意外事件在已經形成的對立格局中順勢推進、互相激盪、合理演化的結果！」
這五種「反思」，前三種從不同角度否定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第四種則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種運動提升至「20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前者認為民主運動導致的屠殺悲劇「中斷」了中國改革進程，後者則認為悲劇「推動」了世界和中國的歷史進程。但無論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傾向認同所謂「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的「中國模式」。至於最後一種，所「根據」的《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是一本虛擬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論。
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
鄧小平做出天安門屠殺的決策，絕非服用「大劑量」藥物後出現的「非理性暴力思維傾向」所導致，亦非被激進學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長期觀察「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深思熟慮的反自由化大戰略。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
為什麼？因為有鄧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即使從現在回頭看，鄧小平比前述五種「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鄧小平說的「國際大氣候」，就是1970年代中期從南歐（葡萄牙、西班牙）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擴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歐亞大陸的共產主義國家。鄧小平說的「中國小氣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響下的中國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步形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 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而傾向胡耀邦的。他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發表了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強調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批評了黨內「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指出「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專政派。那時鄧小平還講過更激進的民主派言論，如：
「十月革命後60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他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斯大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今天我講不清楚，組織二、三十人專門寫這篇文章。」
這是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鄧小平的發言。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所謂「懲罰越南」的戰爭，北京西單的民主牆上出現了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的獨裁者」的大字報。在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移到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1979年3月30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理論工作務虛 會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它壞分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自己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那麼，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以何為準呢？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轉變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 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般「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 所以「看法」也就跟著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自此以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轉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臺，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上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 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來一個抓一個」！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一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包括堅持用專政手段對付自由民主人權運動）要硬；另一手堅持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引進資本、技術發展經濟也要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而選擇了趙紫陽。
趙紫陽接任總書記時，講過一篇話：
「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真諦。」
這篇話奠定了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一段短暫的蜜月期（1987年初至1988年上半年）。但專政派不願看到他們打敗胡耀邦的「勝利果實」落到趙紫陽手裡。1988年春節，王震先到珠海，住進珠海賓館的「元首套房」，號稱「養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討「倒趙」大計。這年5月，鄧小平提出物價改革，講得很凶，他說：
「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這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但是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
趙紫陽在鄧小平的「闖關」令下，組織經濟學家設計出幾套物價改革方案。人們沒有料到，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1988年8月15至17日）在北戴河討論這些方案的消息傳出，在全國範圍激起民眾搶購物資、用品、擠兌銀行存款的風潮，致使物價改革一關未闖，就不戰而退，給了專政派對趙紫陽發動攻擊的機會。這就是說，即使沒有胡耀邦去世和學生民主運動，專政派同趙紫陽的權力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專政派明知物價改革是鄧小平的創議，所以他們攻擊趙紫陽的重心，很快從經濟問題轉移到挑撥趙紫陽同鄧小平的關係這個「要害」。
專政派攻擊趙紫陽的第一個「要害」是電視片《河殤》。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88年9月訪華時，趙紫陽送他一部拷片，說「值得一看」。王震、鄧力群、李先念等藉此大作文章。鄧力群說：
「趙紫陽支持《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趙紫陽上臺的那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非常欣賞『新紀元』這個說法。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幫助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先念說：喲，過去還不知道這個看法。」
1989年「六四」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鄧力群即以此主題幫王震弄了個書面發言：
「《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河殤》裡有兩個『新紀元』。1649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1987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這是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新紀元』。這是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新權威主義』的『新紀元』。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殘餘勢力和社會渣滓紛紛出籠，這是他們『新紀元』的一次大暴露。趙紫陽是一個想開闢『新紀元』的野心家，還是一個善於耍弄政治權術的陰謀家。」
鄧力群在王震書面發言中描繪的趙紫陽，其實是他自己的心理寫照。他依附專政派老人，利用鄧小平和陳雲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耍弄政治權術，結集「反自由化」勢力打擊、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領導人，實現其奪取權力的野心和陰謀。
鄧小平對此早有察覺，早在導致胡耀邦下臺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次有趣的對話，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在《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這表明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了那場鄧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而專政派在胡耀邦下臺後，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理論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和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1987年1月他們推翻胡耀邦，本來就是要鄧力群上臺，結果卻讓鄧小平把「勝利果實」給了趙紫陽。所以自1988年夏季開始，專政派就抓住物價改革、《河殤》電視片和新權威主義三個題目作文章批趙。
專政派發現趙紫陽在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主張與鄧小平相通，光批「自由化」批不倒趙，因此按照鄧力群的主意，把批趙重心轉向《河殤》的「新紀元」和「新權威主義」，提升到趙紫陽同鄧小平競爭「誰是新權威」，在黨內形成分庭抗禮的「兩個司令部」。
這時趙紫陽手下的部分幕僚，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國內外鼓吹「新權威主義」。有人在紀念百日維新失敗90週年座談會上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干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香港也出現了「假如趙紫陽是獨裁者」的文章。這些動作被專政派利用為倒趙的炮彈，「光緒」要結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廣為傳播。
國際上，1988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湧向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年。6月1日，美國總統里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簽訂雙方拆除和銷毀中程核導彈的《中導條約》，並就尊重人權、全面控制軍備等議題展開談判，為結束東西方冷戰揭開序幕。6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宣布「對政治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毀中央集權的政府僵化體制及其命令壓迫機制這一官僚巨石」，「蘇聯的變革應沿著深入且持續的民主方向前進」。他宣布「釋放全部政治犯」並許諾將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紀念碑。1989年1月6日，數十萬在1930-1950年代的二十年間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1989年2月14日，最後一批蘇聯軍隊撤離阿富汗。3月26日，蘇聯舉行1918年以來第一次包括非共產黨政黨的全國性選舉，許多共產黨人被擊敗。被俄共中央政治局開除的激進派領導人葉爾欽在莫斯科選區贏得壓倒性的89%選票，一些蘇聯共和國開始要求獨立，在斯大林故鄉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喬治亞脫離蘇聯。
東歐局勢比蘇聯更加激盪。1988年，戈爾巴喬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1989年1月，匈牙利議會通過法律允許反對黨成立，共產黨40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3月28日，共產黨以外的候選人第一次被允許參選議員，匈牙利民主聯盟的候選人擊敗共產黨候選人取得勝利。他們的政綱是「民主、融入歐洲、反對共產主義、保持匈牙利價值」。匈牙利政府開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奧地利的長達218英里的安全圍牆。在波蘭，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共產黨政府與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於1989年4月5日簽訂了一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協議。
由此可見，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不可阻擋洶湧而上，衝過歐洲共產黨國家，即將來到中國天安門廣場了。鄧小平對此已有預感。
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
1989年3月4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趙紫陽談話時說：「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爾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許亂。告訴同志們，遇事要沉著。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是也不要干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些方面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
所以認為「六四悲劇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 「八九民運折斷了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十年改革進程」； 或者認為「六四衝擊波從蘇聯、東歐傳回中國後，中國形成了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的代表」， 等等說法，都是對歷史的扭曲。
中國天安門屠殺的發生，是由於鄧小平看到了「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即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鄧小平「對付」這場風波「一不能亂、二不能退、不讓步、不遷就、不怕流血，不怕外國人議論」的大戰略，是早就確定了的。胡耀邦去世（1989年4月15日），只是使這場風波來得早了一點。鄧小平的大動作慢了一點，只是為躲過同戈爾巴喬夫會面。至於戈爾巴喬夫一走，鄧小平立即出手、宣布戒嚴後軍隊一度被阻到不了天安門，鄧小平只能把罪責推給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
這一切對鄧小平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四個堅持」。他既不允許中國出現「非共政權推動非共化」，也不允許「共產黨政權推動非共化」。在共產黨一黨壟斷政權這個「基本原則上」，鄧小平和他的共產黨是一步也不能退的。因此，對鄧小平來說，這場悲劇和他的決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
三、全球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
六四屠殺的結局，是中國學生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北京市民支持學生運動的失敗，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失敗。從世界歷史的高度看，六四屠殺是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鄧小平的坦克、機槍阻擋在天安門下。
我曾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把六四屠殺比喻為鄧小平的「新淮海戰役」：
「鄧小平對趙紫陽與學生都忍無可忍，他彷彿墮入四十年前『淮海戰役』的舊夢，決心再嘗試一次調動幾十萬大軍圍殲『動亂』的『新淮海戰役』。他兩年多前早想一試，1986年末學生運動時，他就提出實行軍管，稱讚雅羅澤爾斯基對付波蘭團結工會實行軍管的辦法好。這一次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不能錯過了。
於是一聲令下，幾十萬大軍浩浩蕩蕩直指天安門廣場。別看廣場上幾萬學生，手無寸鐵，疲憊不堪，哪裡抵得上四十年前淮海戰場上武器精銳的國民黨主力部隊？然而這支手無寸鐵的、疲憊的力量，卻代表了『世界大氣候』與『中國小氣候』，代表了世界與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主流。」
對鄧小平來說，六四屠殺是他的「反自由化」題中應有之義，是他抵擋「世界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抵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戰略部署，豈能是老人家服藥後的衝動？也絕非一個女學生的「秘密策略」足以挑起或趙紫陽們的好心勸說所阻止得了的。鄧小平要對付的大敵，是這股自由化民主化的世界歷史主流。
至於李鵬、陳希同們的挑撥，學生們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不撤，知識精英們自以為能幫助趙紫陽的愚蠢策略，可能對鄧小平起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鄧小平要打這場「新淮海戰役」，是決心早定，完全出自主動而非被迫的。
當時要阻止這一場悲劇只有一個可能，就是趙紫陽運用他在體制內的影響力，與體制外自由民主力量聯合，堅定地站在學生與民眾一邊，親臨前線阻擋軍隊，如同葉爾欽兩年後在蘇聯八月政變時做的那樣。我在《鄧小平帝國》一書中也寫到了這一點：
「1989年的北京就民眾顯示的力量來看，絕不弱於1991年的莫斯科。北京民眾在李鵬宣布戒嚴令後阻擋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達半個月之久。不同的是在長安街上勇敢爬上坦克車的是一名普通青年王偉林，而不是『中國的葉爾欽』。我們不妨設想，假如趙紫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表明他反對戒嚴，呼籲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返回軍營，由他採取憲法步驟在民主與法制基礎上和平解決，那麼歷史的結局可能完全不同。趙紫陽那時還掌握著三個方面的主動權。第一，他掌握著傳播媒介的主動權。主管宣傳輿的是趙的盟友胡啟立與芮杏文，當時新聞界從上到下堅定地站在民主力量一邊。而且電視、廣播在中國的覆蓋面很大。趙紫陽只要掌握這個主動權號令全國，取得民眾支持，鄧小平即使掌握軍隊也無可奈何，因為軍人也有頭腦，會接受民眾和輿論的影響。第二，他掌握著影響國家合法權力機構的主動權。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黨內合法的第一把手，有權指揮國家權力機構的黨員領導人。人大委員長萬里、常務副委員長習仲勛都是民主改革派。萬里當時在國外明確表示支持民主，隨時準備回國。趙紫陽假如掌握這個主動權請萬里、習仲勛召開緊急人大討論國內局勢，與街頭民主運動內外配合，完全可以挫敗李鵬政府內的強硬派。第三，他掌握著對話的主動權。假如趙紫陽親自出來同學生對話，達成妥協，並通過傳播媒介進行宣傳，平息民怨民怒，把社會穩定下來，僅憑這一點也可以剝奪強硬派行使暴力的藉口。然而趙紫陽什麼也沒有做。猶豫再三之後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說幾句『我老了，無所謂了』之類的空話，卻把赤手空拳的學生與民眾留在強硬派槍口之下。」
為什麼鄧小平要動用如此龐大的軍隊來對付天安門廣場赤手空拳的學生和民眾？
鄧小平動用軍隊的確切數字，官方從未公布。官方只報導過鄧小平1989年6月8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一百餘人。另外據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進軍路線》等著作披露的信息，執行進軍任務的，至少有北京、瀋陽、濟南三個軍區的27、38、39、63四個集團軍的部隊，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十三個軍，大約15至25萬軍隊。
鄧小平調動這麼多軍隊，不是僅僅對付學生和民眾。他認為世界和中國的「大小氣候」，已經深刻影響到他的黨國和黨軍內部。他要以黨制黨，以軍制軍，防止趙紫陽這個「新權威」另立「司令部」，分裂黨和軍隊同他對抗。
事實上趙紫陽並沒有同鄧小平對抗的另一個「司令部」，他祇是保留個人意見，反對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然而那些打著趙紫陽旗號在學生中活動的知識精英，的確做了不少禍害學生也禍害趙紫陽的蠢事，像那篇莫名其妙的〈五?一七聲明〉：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問題在於趙紫陽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宣布」，根本沒有把鄧小平「推出去」的意圖。這個《五?一七聲明》卻給專政派提供了向鄧小平證明趙紫陽「操縱、利用學潮」推翻他的證據，趙紫陽自己是這樣說的：
「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十三大以來，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爾巴喬夫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為什麼昨天講了這個事呢？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良好。在此之前，陳希同就針對人們有關『垂簾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負責人做過解釋，說明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會上還匯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有幫助。我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由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會傷害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趙紫陽確乎沒有想傷害鄧小平，但嚴家其們的《五?一七聲明》，卻愚蠢地把趙紫陽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當做了「打倒鄧小平個人獨裁」的動員令。
然而當獨裁者的軍隊和坦克滾滾開向天安門時，他們卻丟下趙紫陽和學生出國流亡，在國外宣布他們的「勝利」：「正是『六四事件』影響了全球。『六四』也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六四』後的中國發生了巨變。」
錯了。「六四」不是歷史進步的轉折點，「六四」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的歷史教訓是：
第一，學生與民眾低估了「專政派」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決心與能力。北京民眾阻擋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裹在頭上的布條寫著：「你有十一億軍隊嗎？」有人甚至在子彈打進胸膛、流血倒下前，還以為自己中的是「橡皮子彈」。
雖然鄧小平不斷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不但要講，而且要用。」人們還是不相信鄧小平敢於命令「人民子弟兵」如此殘酷地屠殺人民。但對於「專政派」來說，這個用鮮血換來的黨國專制政權的生命必須繼續以人民的生命和鮮血來保衛。正如陳雲所說：
「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所謂民主選舉的非法組織，承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承認和平演變，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把我們幾十年戰爭、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
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胡錦濤西藏「平暴」，共產黨這個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屠殺人民的決心和能力絕不可低估。
第二，學生與民眾高估了共產黨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和勇氣。學生與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欲退又留，一個重要因素是等待改革派出來「在民主與法制基礎上」解決問題，比如等待6月20日人大會議召開。事實上共產黨內改革派在面對專政派強大壓力時，並無勇氣同對手決一勝負。
在當時特定形勢下（世界民主化浪潮大氣候和中國民主運動小氣候）趙紫陽如果有勇氣面對專政派放手一搏，並非沒有扭轉局勢的可能。據陳一諮評估：
「在這次八九民運中，黨政部門司局以下幹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在正、副部長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運的。最明顯的是在5月15日到18日這幾天，各界名人都出來表示態度，希望政府承認學生是愛國的，不希望政府用強硬辦法。首先提出不贊成動用軍隊的，是人大常委會三個軍隊副委員長。離休的八百多名將軍都明確表示反對動用軍隊鎮壓。」
如前文提到，假如趙紫陽像兩年後的葉爾欽那樣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讓軍隊返回軍營，局勢可能改觀，這是上策。但趙紫陽錯失這一轉瞬即逝的成功機會。
趙紫陽的第二種選擇是同專政派妥協。即鄧小平和元老們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出戒嚴決定後，趙紫陽不再堅持反對戒嚴的正確主張，服從鄧小平，由趙自己執行戒嚴決定，並親自與學生對話讓學生看清形勢，勸導學生離開廣場。這樣做專政派自然不會善罷罷休，趙紫陽和廣場學生仍難免被「秋後算帳」，但「六四」屠城悲劇或可避免。
這是中策，也是1986年底1987年初胡耀邦的選擇，他在鄧小平和專政派壓力下作了違心檢討，自己出來和平結束學生運動後提出辭呈下臺。事後他承認自己軟弱，一是為保護學生，二是避免牽連家屬受害。
結果趙紫陽選擇了下策，保留個人意見，退下歷史舞臺。
第三，自命不凡的知識精英，未能成為民主運動與體制內改革派之間的「橋樑」，反而替專政派製造出一舉擊敗民主運動與改革派的武器。
例如北京社會研究所知識精英的「三線計畫」。他們把學生運動推到「一線」；由知識界知名人士組成「二線」，「指導和制約學生」；「三線」由該所所長主持，「利用一線、二線造成壓力，專司與政府談判。」
他們自居學生運動（體制外）與政府（體制內）之間的「橋樑」，其實是一座根本不通的斷橋。
還有那份〈五?一七聲明〉，自作聰明宣布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談話是決心對鄧小平攤牌，根本是子虛烏有，卻給專政派提供了一顆「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的重磅炸彈。
第四，自由國家特別是美國政府，在自由與共產黨奴役制度的歷史性角鬥中，站到了歷史的錯誤一邊。
「六四」屠殺通過美國CNN電視實況報導，震驚了世界。美國政治領袖當時採取兩面手法：一面向公眾表示譴責屠夫、制裁暴政；一面暗通款曲，向屠夫示好，尋求與其「合作」，助其「穩定」，以維持自由大國與共產奴役制度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
1989年6月29日，美國眾議院以418票對0票通過《制裁中國修正案》，第二天（6月30日）布希總統就遣特使史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伊戈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秘密訪問北京，向鄧小平示好。他們遭到鄧小平一頓痛斥，無功而返。鄧小平說：
「中國沒有觸犯美國，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沒有觸犯。問題出在美國。美國在很大範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我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後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麼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絕不會讓步。」
鄧小平敢於如此蠻橫對待老布希的特使，因為他看透了美國軟弱可欺。早在密使派出一週之前（6月23日），鄧小平收到老布希密信。信中說：
「對於閣下對貴國人民的貢獻及引導貴國進步，本人極為敬重，有鑒於此，敝人提筆寫這封信，請求閣下協助維繫這層貴我雙方都認為至為重要的關係。敝人已經竭盡所能，不干預中國內政，敝人尊重貴我兩國社會、制度之歧異。敝人只是要向閣下保證，我們希望這個難題能獲得解決，既能令閣下滿意，又不違我們對基本原則的主張。朋友之間有歧見必須設法消弭。」
這封信讓鄧小平一眼看穿，美國政府的所謂制裁，不過是應付國會和公眾輿論的姿態。因而採取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逼老布希全線退卻。同時在北京、上海等地繼續擴大搜捕和公開處決參加民主運動的中國青年。
兩名密使在北京碰壁回來，布希在7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真的很希望中國採取行動解決目前關係緊繃的問題，可惜未能如願。」他再次藉口通報七國高峰會寫信給鄧小平，說：「美國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詞從指責中國的公報中刪去」等等。
鄧小平回信繼續指責美國「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內政，對中國進行制裁，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由此引起中美關係的困難，責任完全在美國方面，應由美國來改變。」
布希見鄧小平態度強硬，於10月、11月連續請尼克松和季辛吉訪問北京充當說客。鄧小平面對這兩位中國的「老朋友」，嘴裡還是說硬話，態度上開始緩和下來。他一面對尼克松說：「北京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煽動起來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卷入太深，美國之音太不像話，一批撒謊的人在幹事。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制定國策，要吃虧的。」一面又說：「你是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到中國訪問的，我們同美國也應該結束這幾個月的過去，開闢未來。請你告訴布希總統，結束過去，美國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尼克松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在美國《時代》雜誌發表的文章〈中美關係的危機〉中說：
「東亞安全問題上，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而且有能力成為一個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與此同時，蘇聯在這一地區仍具有相當影響力。在此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穩定的、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對於美國平衡亞洲力量，特別是平衡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的力量，就是必不可少的。美國維護同中國的合作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可利用中國的力量來平衡其它的力量，以在太平洋地區取得有利於美國的大國均衡。」
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主張的聯中制日、聯中制俄大戰略。老布希看來接受了他的主張。鄧小平在11月6日接到老布希來信，信中表示：「當初尼克松訪華的地緣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兩國在許多重要領域有著相似的利益。」來信建議，在老布希同戈爾巴喬夫會晤後，美國將帕特使訪華，向鄧小平通報會晤情況，探討如何使美中關係正常化。
12月9日，老布希的特使史考克羅夫一行再度訪問北京。這一回是公開的。美國終於接受了鄧小平的「一攬子方案」，包括：「美國取消制裁」，「落實幾項較大的中美經濟合作項目」；鄧小平的報答是：「同意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某第三國去。」
老布希如此急切地幫鄧小平從「六四」屠殺的內外困境中走出，受到了美國輿論的強烈批評。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米契爾（George Mitchell）在國會抨擊這是「美國總統以最不恰當、最令人尷尬的方式向中共政府屈服，是對高壓的共產中國政權表裡不一的磕頭外交。」
《華盛頓郵報》批評老布希的決定是「對一個實行鎮壓和沾滿鮮血的政府做出的安撫性讓步。」
誰說「六四」屠殺沒有勝利者？
勝利者是鄧小平。鄧小平通過清洗趙紫陽達成了他同專政派的聯盟，打退了世界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阻擋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六四」屠殺的血泊上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開始了他的開放式新共產奴役制度中國在全球的「崛起」。
四、奴役制度挑戰自由的歷史沒有終結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和坦克、機槍阻擋在中國天安門下，但並沒有從全球退卻。它繞過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半年後抵達柏林牆下。東德共產黨沒有效法鄧小平下令鎮壓，讓歡呼的民眾推倒了這座分隔共產奴役制度與自由世界的監獄之牆。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下了鎮壓令，軍隊拒不執行，反而逮捕和槍決了這位共產暴君。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的人民獲得了自由。
最後效法鄧小平的是發動蘇聯1991年8月政變的亞納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爾巴喬夫軟禁起來，宣布自己代行總統職務，並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國家全部權力，調動蘇聯紅軍鎮壓莫斯科俄羅斯大廈前的示威民眾。這出政變鬧劇一度獲得中國共產黨專政派王震等人的喝采，以為莫斯科成了「天安門第二」。
然而當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與民眾一道阻擋軍隊時，塔曼裝甲師的戰車調轉炮口保衛葉爾欽，堵住政變陰謀者的路。存在74年的蘇聯共產帝國隨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40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二十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點」，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型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型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中國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的迅速崛起，正在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人們迄今尚未認識到這種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因為它是寄生在全球資本主義肌體之上的新共產奴役制度；它向全球自由國家和全球資本市場開放；它引進全球的資本、資源、信息、人才、技術，與全球跨國資本共同榨取本國勞工，分享高額利潤，深受全球大企業的歡迎。
美國前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演說中，把中國這種新共產奴役制度的崛起，定義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其根據是中國在他指出的下列各個方面，「與前蘇聯截然不同」：
--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
--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後搏鬥。
--中國雖然有時實行重商主義，但並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
--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情況正相反：中國領導人決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網。
所有這些，正是共產中國鑒於蘇聯共產制度崩潰的教訓而採取的新戰略，但沒有改變其共產奴役制度的本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把毛澤東的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改造為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改變的是這個奴役制度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自力更生」的鎖國戰略變為「改革開放」的全球戰略。而共產奴役制度支配下不自由的巨大人力資源，一旦同全球自由資本與現代先進技術相結合，其增長的經濟、科技實力足以使中國迅速在軍事上霸權崛起。
西方自由國家對中國新奴役制度的霸權崛起有一種誤判，就是佐立克演說的結論中所說：「即使在我們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國而努力之際，我們也能與今日崛起的中國合作。 」 在佐立克看來，美國給今日中國開放的共產奴役制度輸血，扶植它在經濟、軍事上崛起；等它更加強大起來，中國共產黨就會自動放棄權力壟斷，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和平演變」為「明日的民主中國」。
這是天真的幻想。有人不是報導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重複出現41次「民主」嗎？不錯，他講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就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反對黨、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權力制衡、一切權力歸「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天安門屠殺正是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物。胡錦濤在他從江澤民手中接過軍權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上早就說過：
「國內媒體打著政治改革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蘇聯就是在戈爾巴喬夫提倡公開化、多元化，造成黨和人民思想混亂中解體的。」
中國新奴役制度軍事擴張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就是臺灣。它一天吞併不了臺灣，就一天沒有安全感。有人覺得奇怪：中國為什麼那麼害怕臺灣入聯公投？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它的一票就能否定臺灣入聯，怕什麼？
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奴役制度中國，怕的不是臺灣入聯，它自己就有22年沒有入聯。它怕的是臺灣公投，怕的是臺灣人民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這是對中國被奴役人民的示範，是對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的最大威脅。它將使中國共產奴役制度永遠征服不了臺灣人民，也將使中國人民效法臺灣人民從被奴役走向自由的榜樣。
我們今天紀念2?28：6?4就是中國的2?28，2?28就是臺灣的6?4，都是奴役制度為鞏固恐怖統治殺戮中國人民和臺灣精英。只要奴役制度挑戰自由的歷史沒有終結，6?4和2?28的悲劇隨時可以重演。哪一天共產奴役制度開始用「一個中國」絞索套住臺灣、遭到自由的臺灣人民反抗之時，就是2?28、6?4悲劇重演之日。
我們接受2?28和6?4的歷史教訓，最重要的是自由人民不能對奴役制度妥協、退讓，放棄自由、民主、獨立的堅持。
臺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自由之國。她今天面對共產中國的軍事和統戰雙重威脅。共產中國的軍事力量征服不了臺灣人民。最危險的，是臺灣內部被中國共產黨統戰的「一中」勢力與中國國民黨舊黨國傳統勢力連手在臺灣「變天」，自願套進共產奴役制度的「一中」絞索。
自由國家如果選擇錯誤，可以倒退為不自由國家。1930年代的德國，選擇希特勒，不但德國「變天」，變成納粹帝國；當時全球33個自由國家中的22個變了天。
一個月後的2008總統大選，臺灣就面對這樣的選擇。臺灣如果「變天」，不但失去自由民主制度，連國家都會失去，臺灣的天變成中國的天。
馬英九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驕子。凡走過的必留痕跡，他的經歷大家知道。今天他的背後，不僅有舊黨國體制留下的傳統舊勢力，還有胡錦濤中國這些年來經營的統戰勢力。馬英九主張「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主張同中國共產奴役制度簽訂「和平協議」。馬英九不久前訪問日本時說：
「當選後先要把兩年前連戰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的共同願景落實，變成政策、計畫和協議」
什麼是連戰、胡錦濤「共同願景」？就是共產中國絞刑架上準備絞殺民主臺灣的那根絞索「一個中國」。你伸長脖子套了進去，唯一的前途就是一命嗚呼。「30年至50年和平協議」，不過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中國特色」，過去叫做「絞監候」。
這一點毛澤東在1972年中美簽訂《上海公報》時就說得坦率：「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蔣介石的「一個中國」要反攻大陸，吃掉「毛匪」；毛澤東的「一個中國」要解放臺灣，吃掉「蔣幫」。那時毛澤東自知還沒有力量吃得下，才說「等一百年讓子孫後代去解決」。
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把臺灣推進到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今天，難道還要讓馬英九把這個新生之國虛擬為「一個中國」送上們去，讓胡錦濤那個實體的「一個中國」吃掉嗎？
紀念2?28和6?4，就要記住歷史的教訓，拒絕奴役制度和向奴役制度妥協的舊勢力，不讓人民已經獲得的自由、民主、獨立得而復失。
2007年12月31日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