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道德昏迷症
六四慘案己經過去十九年了。今天你再回到北京天安門，會感到那段歷史恍如隔世。當年廣場遊行高喊要民主自由的作家大都退出了思想領域，躲在純文學中，享受著專業作家的高官厚祿，成為極權主義的核心部分。他們有別墅有司機，去講一課必須坐國賓級名貴車並由警察鳴笛開道。上海市作協每年的交際費就是一千萬元。官方作家們雖然是政府高官，確不以為自己參與了政治，反而認為政治是蒼蠅，關上窗就不受影響了，其實，是關上了思想和道德關懷，文學創作便只能沿著共產黨指定的方向寫。
另有一批民間的作家詩人，他們大都是八九學潮被捕入獄的學生和作家，出獄後不但常常失去工作，連住處也常被驅趕。而且己成為國家安全局隨叫隨到的常客。臨近六四這幾天，各地的作家又和往年般被監控，不准離開住處。民間作家們主要是在網上不斷換著筆名寫作，且被警察視為 "作案"。一旦被發現又要進監獄，詩人師濤，作家楊天水等三十多位作家都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判了重刑。文字獄的大口在奧運前張得更大了。
中國政府採用所謂控制著過去就能控制現在的手法，己將八九學潮的歷史掩埋，進而年年六四都會清查頭腦中還有記憶的人，進行洗腦和恐嚇。與共產黨爭奪記憶權力的主要是受難者的部分家屬了，他們每年六四不顧警察圍堵，扑向親人墳墓，去年，這些天安門母親們終於獲得分散去墓地，但不准哭，不准互相說話的悼念權。人心可以麻木到如此地步。
但官方作家們遠遠躲著那些受難者。長期生活在恐懼專制下，漸漸失去了人的關愛品質。在電視台上班的記者每天都要從" 做黨的喉舌"的大標語下鑽進大門。在謊言中工作，天天面對真假兩個現實，也就不再對社會有責任感了。他們生活在家人的小圈子裡，只要能賺錢享受己成為共識。一位作家聊到八九學潮會得意地說：遊行太累了，我天天都在睡覺。作家和記者們也都習慣了做黨的馴服工具，己經自覺地理解黨的教喻："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的政治潛規則。
但是，在去年六四十八週年的報紙上，還是登了一條廣告"向六四受難者母親致敬"。這是近十幾年中國傳媒唯一的反叛，很快登廣告者和報社編輯被抓審。但令人失望的是青年編輯以為是發一則訃聞而己，他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麼。這種集體的洗腦和歷史記憶缺失是極權社會最大特徵。
中國己經扔掉了毛澤東思想，儘管他依然躺在天安門廣場中心。政府己由共產黨家族和商人以及黑道社會重組的後極權國家。它開放了經濟、娛樂甚至性產業，重點防守在政治和思想的領域，作家們或者成為娛樂玩童式的奴才，在學術和傳媒之間大談《紅樓夢》十二美女，或者在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角色中充當流氓學者。在奴才和流氓之外，床上小說、富人談思想以及皇帝艷史等圖書塞滿了書店報攤。只有經濟目標，沒有道德方向的流行文學正在走向全民卡通化。可以說越是經濟富有，精神思想越顯蒼白。
八九學潮以前是共產黨害怕作家，六四之後便是作家害怕共產黨了，他們與黨溶為一體已便不再恐懼，陶醉在由窮變富的好心情裡。如卡內蒂筆下的"群眾人"，他們先是被專制改造，進而成為專制的馴服工具，最後把被管束當成了依賴。作家的道德昏迷之後，社會就不再有批判性的思考，而是任由政府盲目地挾持著人們朝毀滅推進，經濟繁榮的背後只能是危機加危機。
經歷了十九年的思想監控，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剩為極少數，像年青作家韓寒仗著激情，中年作家劉曉波仗著那點知名度，老年作家章詒和仗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本性，與中宣部和網警們打著擦邊球。被關進監獄的作家和記者及網路作者的名單在北京奧運前有增無減。他們與其說是由於政治觀念起而反叛，倒不如說是因人性中的道德覺醒。
在海外的中國作家雖然逃出了思想牢籠，生活在自由世界，但流亡必喪志，多數流亡作家如活在花瓶裡的無根植物，不再生長。他們擁有獨立意識，缺了對中國現實的批判激情。還有些專寫暢銷書的移民女作家，正在把中國故事移進英國書店，但那都不是文學作品，只是些商業暢銷書。
人類至今的知識與理念都無法描述這一危險的中國現象，它也正在如變色龍般隨環境偽裝著，但無論它怎麼裝扮，極權是反人性的，是災禍，是延續至今的歷史之惡，比秦政、清府更暴力。在不斷有作家逃出的國家，是很難產生有思想的文學作品。作家們也只有三條道路；沉默、監獄和流亡。而流亡早己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從屈原到高行健，都是在流亡中去發現真理，返回道德覺醒。
中國地震震醒了國民的公民意識，同情心再次在民間點燃，那麼，我們期待六四的記憶也將從人性中復活，追思所有天災和人禍的受難者，而作家們的道德甦醒首當其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