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不久前，余秋雨就站在官方立場發出如此文化聲音：他發表《自語》文中表示，中華民族在災難中的透明呈現，立即解除了外部世界的諸多誤會，證明自己的本性是大善，因此感動了天下；同時又代主子憤怒討伐了"地震天譴論"，狂囂如果真是"天譴"，他要對天高喊："天啊，你殘害蒼生枉為天！"；此次又在《含淚勸告死難學生家長》文章裡，不無嬌情地擺出了"深明主子大義"的姿勢，替當權者排憂解愁，要"含淚"勸告失去孩子的憤怒難屬放棄問責。文章媚態百出的寫道： "你們一定不會否認，這些天來，無論是中國的各級政府、軍隊、武警、醫生，還是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救援者、志願者都盡心盡力 、令人感動。只有當這些裡裡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鉅的任務一步步完成。因此，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該文很自然地將自己擺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以你們我們劃線，形成以下文章邏輯："你們"即請願家長，而"我們"便是政府，是救援者，是"你們"的恩人，"我們 "都在救援"你們"，"我們"沒有做錯一點什麼，而"你們"卻在橫生枝節，苛責"我們"這些"恩人"，從而影響"我們"營造的救援之動人的氣氛？這正是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天天等著的。余秋雨竟然如此將伺候主子的奴才與主子劃了等號，將民眾排除在外，成了"我們"的對立面"你們"。所以他要以"我們"的名義，對"你們"橫生枝節的"請願"進行了"含淚"的討伐。"警察們正用溫和的方式勸解，但家長們情緒激烈。由此，那些已經很長時間找不到反華藉口的媒體又開始進行反華宣傳了"，而責任就在"你們"。如此顛倒黑白的文章，慇勤主動的迎合權力所需，不已奴氣十足，媚骨昭然了嗎？由此看來，余秋雨是不辱 "文化太監"這個稱謂的使命的。
說余秋雨是"文化太監"，根據的正是其一貫表現與文章的自我定位----他是在利用文章伺候主子，向主子討賞的。其實，這也是有其歷史定論的。人所共知，文革時期余秋雨就賣身投靠當權者四人幫，成為其文化打手。1968年10月16日《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要批判原蘇聯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便為江青當"文藝革命英勇旗手"掃清障礙。上海根據姚文元的電話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體系'戰鬥組"，該組設在《文匯報》社，余秋雨即為這個小組的五人成員之一。據胡錫濤回憶："為了吃一頓肉絲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個半鐘頭"來到《文匯報》社賣力撰寫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再舉兩例：1973年11月餘秋雨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該文大罵胡適為"賣國賊"、"反革命"。 1974年1月餘秋雨又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胡適傳》，對胡適帽子越扣越大 ，棍子越打越重，胡適的親屬胡念柏讀了後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以至住進了醫院（鬍子暄：《"余秋雨，你應當受到良心的責備"----一位胡適親屬致余秋雨的公開信》，《新週報》2004年11月3日）。其實，一個人的嘴臉，不用幾筆就可以勾勒的生動、鮮明而具體了。
聚焦余秋雨的臉譜，正是當下中國御用文人的一面鏡子。余秋雨代表著御用知識階層的媚態化與犬儒化現實。如6月6日，山東《齊魯晚報》A26版"青未了"副刊發表作者名為王兆山（山東作協副主席）的"詞二首"，該詞竟稱地震死難者"黨疼國愛"， "縱做鬼，也幸福"，還無恥地以死難者名義發出企盼："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如此肉麻文人已經喪盡天良，厚顏無恥到極點。當下正處於新舊文明轉換過程中的中華民族，在"紅色記憶"與權力操縱的背景下，一切思想、文化與藝術，都充斥著媚權和媚俗的媚態氣息。知識人精神離追求真實、自由與高雅的文化品質愈來愈遠。當我們用批判的視野審視當下中國的官場文化、藝術與時尚潮流，就會發現如今中國能夠走紅的主流文化創造者，大多不僅缺乏真正的人文關懷，更沒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在如此粗俗的"紅色記憶"與媚態文化背後，表現了當下官場壟斷的整體文化品質的衰退。這正是對在大地震後全民提升起的人類 "類化"意識的背叛。今天，我們時代的官場文化藝術，已經淪落為伺候主子的太監和宣傳商品的包裝。那些賣身投靠權貴的文人，已淪為統治者集團中的"文化太監"。記得知識社會學創始人曼海姆曾說，"知識份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個沒有根基的社會階層，因為不明確他們隸屬於哪一個集團，因而有著自由思想的特點。這種特點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擔當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國的"御用文人"卻找到了權力為靠山，因而他們的表現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社會置疑：不僅僅是他們價值觀受到非議，其人格媚權、媚俗更遭到嘲弄。因此余秋雨做秀不成，遭到網民的強烈炮轟也就不足為怪了。
余秋雨這面鏡子又照出了多少中國 "文化太監"的媚態，而他們遭到民眾普遍唾棄的命運已經無法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