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在超靜覺哲學沉思過程中，我提出了一系列與官方觀念異同的政治哲學思想論點，這是我最終走上人權律師不歸路的思想根源。
（1）"唯有不同物質構成或不同事物之量的增加方能引起質變。而且凡有不同組分之事物的量之增加，其至一定程度時必定引起質變。反之，單純的數量增減，永遠不可能引起質變"；
（2）" 質變需要有不同組分之量的積累。而相同組分之量的增加無論如何不可能引起質變。共產主義國家皆實行一黨專政，是造成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落後，政治僵化的根源，因為其違背了質量互變規律。全民統一思想，是災難而非好事。由於統一，變得單調變得呆板，缺乏活力更缺乏創造力。應當提倡思想自由，政治思想更應絕對自由。在平等條件下各種思想通過爭辯交流爭論，優勝劣汰，才符合客觀自然規律。而統一思想之舉帶來的災難我們還記憶猶新。文革時代，全民成了只會喊萬歲的順民愚民。思想絕對統一，但它靠的是高壓，而非理性。一旦一個國家人民不敢講真話，沒有自由思想這個國家肯定沒有前途，而且危機必然四伏。若人人皆國事莫談，安於小家庭的安樂，國家就十分危險了"；
（3）"單一政治力量一統天下的政體，遺害無窮。原因在於沒有與執政黨抗衡的政治力量，使社會生態嚴重不平衡。因此這種社會缺乏自我調節能力，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引起社會動亂，進而引起社會災難"；
（4）"決定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外因。缺乏外因，事物不可能發生變化或即使變化也十分有限，而具備外因則事物必然要變，此乃自然規律"；
（5）"社會制度更換的根源在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而生產力發展之水平又取決於國家對全民之教育水平。因而歸根結底，教育乃國家昌盛富強最根本最有效之途徑"；
（6）"開放黨禁多黨聯合政治的哲學原理。自然環境中有所謂自淨能力理論，生態平衡的破壞是災難性的；破壞生態平衡輕而易舉，恢復之卻難上難；環境中的因數越多，該環境的自淨能力越強且呈等比級數增長；同理政治生態不平衡的社會災難多多，一個社會中政黨越多，一般而言該社會的政治思想必然也越多，從而該社會抵抗社會政治災難的自我調節能力必然越 強，也呈等級數增長。之所以會導致種種重大決策錯誤，根源在於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存在嚴重缺陷，在於一黨專政，在於國家領導人能力有限，在於缺乏與之抗衡監督的外部力量。這使得在決策時的規劃、計畫不是依據科學研究的成果，不是採取嚴格的科學態度，對該計畫未經實驗即大規模推行；而是憑主觀願望，想當然，拿國家和人民的命運開玩笑做試驗。因為沒有人敢於批評，也沒有像樣的力量制約之。結論是：逐步開放黨禁，實現多黨聯合政治，實現國家領導全民直選。同時國家領導人必須是高級知識份子。一個國家的領導必須由該國智力最高，最優秀者當任"；
（7）"應注重研究計畫未來，堅決杜絕犯錯誤。尤其是全局性決策性的錯誤。錯誤是難免的但決不能成為那些低能者重犯低級錯誤的藉口；那些身居高位的好心人所犯的錯誤，其危害性往往比敵人所起的破壞作用大得多，原因在於他們身居高位，有權有勢。糾正錯誤理所應當，根本不值得誇耀，然而現在有不少人津津樂道於什麼錯誤是自已犯的，但糾正者還是自已，因而這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這實質上是為自已的低級錯誤狡辯，為將來繼續犯錯誤留下活口。因為將來他還有無數個自已糾正自已的行為"；
（8）"時間性具有多維性，而且時間具有多樣性。宇宙中各處的時間是不同的，蓋其參照物異同；宇宙乃一個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大實在。宇宙既然到目前為止並無中心，那麼又如何說時間不能有負的？而且依金字塔規律，宇宙應當也有中心，只是這個中心是週期性變化的而已"；
（9）"文革罪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愚民政策和一黨專政。反右把56萬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敢於講真話的知識份子（當時全中國知識份子加在一起恐慌怕不超過 100萬！）徹底清除出政治領域，20年不得服務於國家；文革期間也就沒有人再敢提出任何異議。假如人民均獲得真實情況，存在多黨多階層之聯合政府，存在能與執政黨抗衡的外部政治力量，人民能夠也敢於批評執政黨的決策，能允許如此荒謬絕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嗎？不解決一黨專政之根本問題，可以預料類似的錯誤必定重演"；
（10）"物質是客觀實在，它不依賴於人的感覺而存在。物質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實體物質和虛體物質。精神或意識屬於虛體物質之範疇；它是實體物質的反映，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而人腦是物質，同時反映的內容也是物質，因而嚴格說來，物質是世界唯一的本源"；
（11）"國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調和之產物。何時世界上不再有民族之分，何時國家才能徹底消亡"；
（12）" 我國的幹部終身制弊病極多，實際上是農民革命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因為這些人從一無所有通過革命暴力奪取政權，必然要千方百計地保持既得利益。革命成功後面臨著從上到下的分封，因此許多大老粗，論打戰可能還行，對專業可謂一竅不通。由於其大權在握，因而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行政權力。這對國家真是最大的不幸！因為他們並非憑自身的能力才幹掌權的，其必然對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下屬加以壓制打擊，排擠，以防他們取而代之。此種幹部在位，難免會損公肥私，或無所作為；個人固然有權有利，國家建設則敗在這類人手中。因此，現行之幹部制度，嚴重阻礙了我國生產力之發展，非變革不可。必須頒布行政法規，對幹部任免，考核、獎懲、定級、升級、報酬等採取嚴格的考核辦法，加上民主評議方式把真正有能力有才幹者選上來。且必須制度化法律化。使合格者隨時上，不合格者隨時下，只有這樣，保持一種自由競爭之勢，不停地吐故納新，才能保證國家政權之生機，幹部隊伍之活力"；
（13）"環境污染極為嚴重的危害性，可以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因為，環境污染意味著大量物種的滅亡，而大量物種的滅亡，勢必引起環境因素的減少，這種減少又導致環境的簡單化，使進一步變異發生障礙，從而使環境機能下降，最終將出現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
（14）" 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發展規律並行不悖，前者是由後者派生出來的，又受制於自然規律，同時又有其特徵。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與之相反。任何社會生產，實質上就是把自然資源生產加工使之成為社會財富。沒有自然資源就沒有一切。地理環境最終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是把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抽象概念而言的，而不是指具體的某一個社會；吾以為地理環境是基礎，而社會則受制於環境。地理環境是前提，是絕對的，永恆的；而社會則是相對的，暫時的，變動的；地理環境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因為，第一，人類本身是地理環境的產物；第二，人類的生存發展嚴格地受地理環境的制約；第三，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人類則是社會發展之主要因素。第四，在一定條件下，人類與環境互相轉化"；
（15）" 吾以為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與黨之關係處理不好原因有二：一是無產階級整體思想、知識、文化、修養水平較低，他們自發地產生對領袖人物的崇拜，甚至發展成為迷信；此為根本原因；二是領袖不宜過久地居高位攬大權於一身，這必然使之產生優越感和特權思想，以致脫離人民，對權力的追逐乃人之天性。故首先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而非等待他人去拯救；其二是對國家各級領導的任期用法律固定下來，只能在人們精神最旺盛之期間當選領導人，即法定各級領導之任職年齡限制和年限，且不得連選連任。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乃自然規律，新陳代謝乃大自然不可抗拒之規律，一個人不可能永遠保持其精力與才幹，再有能力者，總會有更強者超越他，而讓能力最強者任國家各級領導者，於國於民最有力。然而要這樣做就必須加強民主與法治；任何人均有一段時期是最佳工作年齡，國家領導人由於其身負重任，就需要特別傑出的人才能勝任。因此當人過了最佳時期後就不宜再擔任要職了。國家領導人儘管他可能精力還很充沛，但畢竟如落花流水，新人超之，他這時理應急流勇退，改行當教授或其他適任的工作。但這種轉變依靠自覺不可能，靠強制又有失體面，用法律規定來個光榮退位兩全其美"；
（16）"無產階級民主要真正實現，有待於整個無產階級文化水平之高度發達，而這又取決於全民教育水準的提高。因此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能長居領導之位，因為其下能者少，加之採取集中專制制度，能者易被扼殺於搖籃之中。但是無產階級的統治最終也要走向民主制，但須隨著教育水平的發展而定。進而似乎有如下結論：知識份子是領導者，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通過領導資產階級和人民來獲取統治地位的。而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轉化而來）則是利用無產階級群衆而達到統治的目的。文官制度的確立有助於克服終身制，任人惟親制的弊病"；
（17）" 任何民族要想發展，要想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趕超世界先進，除其主觀自身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向先進國家學習，向其他民族學習。其他民族之所以存在，就必然有其民族之優點與長處，而要學習，首先必須大量研究先進國家，對各國的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制度進行系統研究；對不發達的落後國家也要研究，從反面來預防。這樣進行廣泛的綜合研究、分析，抽取出有益可取的經驗，有效之原則、規則、方法、體制，為已所用；這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把學習外國當做無足輕重的領導者，至少可說是目光短淺、無知的政治家，而這種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因而必須毫不留情地將他們從國家各級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換上年富力強，有文化、有膽識，有魄力，有遠見卓識，敢想、敢干、敢為、敢負責之改革者，否則國家永遠不可能趕超世界先進，必然更加落後"；
（18）"劃分階級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一定社會集團在一定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所謂"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刑事罪犯、新舊剝削分子" 在我國現存條件下根本形成不了階級，與他們的"鬥爭"實際上僅是國家行使其基本管理職能之一，對內部的管理職能而已。因而談不上什麼階級鬥爭。吾以為，階級鬥爭理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一旦脫離了其產生的社會條件，階級鬥爭即不復存在。事實上任何社會都會有好、中、壞人之分；而好壞之分並非階級出身決定，而是取決於其自然本性，品德修養；以窮人富人來劃分所謂敵人、朋友、人民實在荒唐；不可否認富人中有壞人，然而亦不乏善人；窮人中的壞蛋更多，原因在於其缺乏知識，未受過良好教育。一般說來，受教育越多者人就越善良，因為知識使人聰明、明智、明理。那種"知識越多越反動"之說是十分謊謬的"；
（19）" 勞動分為體力與腦力勞動。後者又分為創造性的如科學家、發明家；傳授性的，如教師、記者、演員；應用性的，如法官；綜合性的，如作家、律師；及經營管理性的，如行政長官、經理。正由於勞動種類繁多，而各種勞動要求的技能大不相同，對社會的作用貢獻大小不一，其創造的社會價值也是很懸殊的。而這又取決於每個人的能力。有的人僅適合干體力功動，有的人卻適於做創造性，經營性，傳授性，應用性和綜合性的腦力勞動。前者屬於低級勞動，無需經過特殊學習培訓，對人的素質變無需嚴格要求；而後者則不然，除對人之天賦有高要求外，還需要經長期學習並經高級訓練方有可能；而且既使在腦力勞動中，各種不同的腦力勞動中各種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是千差萬別的；因此這一切決定了他們從社會取得的報酬是不同的。而這種報酬能過千百年來價值規律的作用，以工資的形式趨於平衡穩定。因為工程師、設計師、建築師、教師、法官、企業家掙錢多，在一個機會相對平等的開放社會，必然引起人才向這些部門流動，但又非人人均可成為這些家、師；故這些人的收入較高，往往比普通工人、農民高得多，高出數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都是合理的，因為其創造的社會財富價值要比後者高出幾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資產階級對人類的文明進步發展起到了無可懷疑的巨大作用，故應承認資本家之經營管理本身即是一種高級勞動。認為資本家不勞而獲是片面的，也是有礙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的"；
（20）"我對共產主義的思考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它完全違背自然規律，違背上帝的意志（即自然規律本身，也即我國古人所謂之"道"）。人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腦力勞動創造的價值要遠遠大於體力勞動，強行拉平兩者之間的區別，形成表面上的平等，而人為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人類最偉大的創造力也必將因此而喪失或被扼殺。因為腦力勞動者的培養除了要有先天的天賦之外，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體力勞動者幾乎無需任何培訓，近乎出於本能即可。此外，人性論知識告訴我們，人的本質是不安於現狀，喜新厭舊，貪慾無窮；而社會財富決不可能達到可以任意豐富的程度，因為物質財富的基礎是自然資源，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其再生能力同樣受時間，科技水平的限制，也是有限的，而人的慾望是無窮的。因此，吾以為共產主義僅是一種空中樓閣，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好的空想。所謂共產主義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共同努力奮鬥才能實現之說，純屬欺人之談，如果說300年前的清初某人或某黨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當代人類的根本利益，汝信乎？人類應當為當代及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努力才有實質意義"；
2008年6月17日於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