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據7月3日人民網報導：6月14日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一期節目，本是辯論王石的萬科"捐款門"，身為嘉賓的《慈善家》雜誌社社長王立偉在辯論之餘，卻透露了一個令人乍舌的信息："諾而不捐"是慈善潛規則，平常年份的到賬率也就7%。
這促使我反思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就出不了比爾·蓋茨？我說的比爾·蓋茨當然不單指"世界首富"的蓋茨，更是專指"世界首善"的蓋茨。
在我看來，國人文化基因堪謂本因。固然，在"炎黃子孫"身份符號和"禮儀之邦"文化標籤下，我們不乏"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之類傳統美德；然而我要說，姑且不論與"樂善好施""扶貧濟因"同在，還有"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自私基因，更為重要的是，不少國人復具"心口不一""知行不一"的傳統作派。表現於現實中，就是人們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說得好聽做得勉強甚至說的一套做的一套。比如：1998年洪災，企業承諾捐款達6億元，但到當年年底兌現到位的捐款僅有一半。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災中，某省民政廳公布消息，1·06億承諾捐款實際到賬僅7383萬元。此外，與不少中國富人"家族世襲""爺爺管到孫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價值認知相左，不把財富留給子女卻是美國許多富人奉行的原則。現實中，美國人並不十分重視富人們誰比誰錢多，而更看重誰比誰捐錢多。在美國，是否能以一種超脫心態看待財富成為檢驗生活品位高低的試金石。數字顯示，美國的企業和個人每年通過各類基金會進行慈善公益捐助達6700多億美元，佔美國GDP的9%。除富人外，美國平民百姓在捐款方面也不甘落後，錢多多捐，錢少少捐，無錢捐便做義工。可以說，樂善好施的品德已滲入許多美國人的骨髓，融入了美國文化之中。
除了文化本因，還有經濟基礎的成因。中國市場經濟起步晚，雖然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甚至有的被國人稱為"富得流油"，但與西方富翁比畢竟還是小巫見大巫。從歷年富布斯富豪榜發布的富豪名單中大抵可以見微知著。耐人尋味的是，蓋茨悉數捐出580億美元的消息雖然在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引起不小轟動，但在美國卻議論頗少。美國人之所以大都以一種平常心平視之，正是緣於他們對富豪們"大把撒錢"扶貧濟困早已司空見慣。一位美國商人如是說，美國有錢人多如牛毛，樂善好施者也數不勝數，動輒捐出上億美元者比比皆是，蓋茨不過是因為錢比其他人多故捐得亦多罷了。相形之下，不少中國富翁剛剛富裕進來，尚處於初級階段的他們從財富中尋樂的方式也處於初級階段。比如：奢侈消費一擲萬金眼睛眨都不眨，縱情聲色迷戀犬馬沉湎燈紅酒綠無所不用其極......按照心理學家研究的理論，人的快樂來自需求滿足，人的需求存在由生理向心理爬升的走勢，小富階段人能從吃穿住行玩的生理需求滿足中獲得感官快樂，大富階段自然則能從樂善好施反哺社會中獲得自我實現的心理滿足和自我成就的終極精神快樂。其實，"首善"蓋茨也絕非一天煉成，"為富不仁"也曾很長時間與其大名捆綁在一起。經過20多年財富積累當了數年世界首富後，蓋茨才對個人財富有了新的認知。1998年他在接受PBS電視臺採訪時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額財富回饋社會，用到重要的事業上，如科技、教育、醫學研究、社會服務及其他領域，這更利於社會，也更利於我的孩子。"在功成名就之後，蓋茨找到了股票市值和盈利之外的新方式來評價人生成就。相形於中國富翁從小富中擺闊斗富取樂，蓋茨卻在大富前失去樂趣進而獲得快樂升華，這大抵實證了心理學家經典論斷的真理性。
平心而論，中國出不了蓋茨也不能全怪富翁們，他們的慈善表現與當下慈善制度生態不無干係。我一向認為，不是說一定要做到世界首富才能做慈善大家，慈善是全社會公民的事情。但要讓慈善成為更多富人關注的事情，不僅是靠道德的力量，更須有制度的激勵力和法律的保障力。有記者調查披露，國內有些企業"諾而不捐"、"諾而少捐"甚至成立基金會虛假運作，重要成因正是在於：中國慈善環境尚處於初級階段，慈善機構運作流程還遠遠不夠專業和規範，且當下中國稅收制度對富人慈善激勵力不足。而不少西方國家之所以慈善成風，正是得益於環境完善制度先進。美國於1913年開徵遺產稅，稅率最低為37%，當遺產到300萬美元時稅率達55%。美國法律規定，建立基金會或捐獻善款可以獲得稅收優惠，捐出的錢會在所得稅中相應扣除。同時，美國還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慈善基金會管理體制，保證慈善基金會規範運作，使富人的錢能夠得到合理科學的運用。難怪美國人自己也承認，他們積極捐款既有自願因素也有"被迫"成分。所謂"被迫"就是指美國制定了嚴格的捐贈制度，這種制度"迫使"個人和企業積極捐贈。而嚴格的稅收制度又迫使美國人與其挖空心思"偷稅漏稅"，不如樂施行善造福社會。
有人斷言，蓋茨"千金散盡不在乎"的氣概勢必顛覆國人財富理念，或將在中國掀起一場富人慈善革命。而照我看，未免高興得太早了點，因為八字還沒有一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