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畢業於南開大學，獨立評論人。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
三十年漫長的改革跋涉，中國似乎終於修成了正果。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先進們相比，今天的中國不僅擁有了一整套宏、微觀市場經濟體系，擁有了一大批熟練駕馭這套體系的技術官僚，更擁有讓西方前輩們望塵莫及的增長動力。這種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經濟活力讓西方國家自嘆弗如、艷羨不已。在經過了十數年的迷惑、懷疑、苦思而終於不得其解之後，（現有的思想資源似乎已經很難令人信服的解釋中國的經濟神話），西方的觀察者們終於將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作為一個事實接受下來，而在地球的這一邊，中國內部最頑強的懷疑論者也開始銷聲匿跡。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迷，而是永無休止的高增長的代名詞。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老邁、遲暮之際，中國正在東方續寫資本主義新的歷史傳奇，並為世界資本主義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諸中國100多年的現代化歷史，這種天時地利的歷史境遇還是第一次出現，可謂千載難逢。
雖然仍保留著中國式的克制和低調，但一種樂觀主義情緒顯然已經在中國的精英群體及官僚體系中開始蔓延並逐漸上升為主流意識。中國的精英們確信：只要憑藉過去三十年奠定的體制基礎並在這個體制基礎上小心翼翼的調整和應對，中國就能像過去的三十年一樣，將經濟增長的神話再延續三十年。然而，這是真的嗎？
一 、 遲到的幽靈
在2007年11月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貫的平穩風格說到："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
不仔細體會這個講話的背景，很多人都會將這個講話當作典型的官樣文章而熟視無睹。但如果人們真正瞭解2007年中國經濟形勢的詭譎，我們就會發現：胡的講話中其實充滿了憂慮與疑惑。
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們的確有充足的理由對2007年歲末的中國經濟形勢表示疑惑。雖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長，並無異樣，但一場久違了的通貨膨脹卻不期而至。中國領導人顯然早已經習慣了高速甚至過熱的增長，但新世紀以來歷久不衰的低通脹高增長環境卻讓他們對通脹變得相當陌生。在很多技術官僚那裡，通貨膨脹甚至早已經是貨幣政策可以輕易降伏的對象而成為現代經濟史的遺蹟。然而，在人們普遍認為已經徹底消滅了的通脹的時候，這個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問題卻陡然捲土重來，這讓中國的的技術官僚們頗有點措手不及。不過，這並不是唯一令中國領導人疑惑的"新情況、新問題"。在2007年，原因不詳的流動性氾濫、民怨沸騰的房地產市場都久治不癒。而在中國南方，一向被視為中國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也開始出現大規模倒閉風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開始變得陌生起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讓中國領導人疑竇叢生、惴惴不安。在他們前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幽靈已經開始舞動它的翅膀。
是的，中國領導人的直覺非常準確。在一場歷時三十年的資本主義狂歡之後，中國可能的確正在進入一個前途詭譎的時期。
正如最近幾年已經被廣泛揭示的那樣，在過去三十年沸騰的資本主義實驗中，中國不僅締造經濟史上無與倫比的增長記錄，但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雖然無法像GDP一樣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中，但卻是加諸於中國社會的實實在在的債務。長期以來，這些成本被轉移、隱匿起來，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國的GDP一樣處於高速積累之中。如果說我們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並快樂的享受高速增長之紅利的話，那麼在未來的很多年中，我們將為過去三十年中積累的巨額債務痛苦地埋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其實正在進入一個還債高峰期。中國經濟在2007年所發生的種種詭異症狀，其實就是這個債務洪峰即將到來的明確信號。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高速的經濟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來源。而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來說，則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快速轉變成一個徹底的世俗國家。在所有的認同都煙消雲散之後，經濟增長就變成這個世俗國家最新的意識形態。可以說，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義之外，經濟增長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方與民間、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種種的利益主體之間所達成的唯一跤集與共識。雖未明言，但中國政府與民間卻達成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默契：政府許諾經高速經濟增長，而民間許諾放棄所有的政治訴求。這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歷史由來。作為一個嗅覺及其靈敏的老資格政治家，鄧小平顯然非常精準的把握了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精神脈動。在他看來，高速經濟增長可能是繼續凝聚這個在精神上已經徹底裂解的國家的唯一法寶。於是，增長不僅成為官方與民間的一種隱性契約，也成為中國官僚系統頭上一道緊箍的精神魔咒。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方與民間共同認可的一部隱性憲法。不過，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民間與官方共享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暗含這樣了這樣一種假設，那就是：經濟增長必定可以帶來普遍而且相對平均的福利改進。1990年代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具有這種特點，這也為經濟增長成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提供了經驗基礎。然而，這只是一種錯覺。我們將會看到，實際上，經濟增長並不能自動帶來福利的改進，更不會自動將增長紅利以一種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給全體國民，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它甚至可能帶來福利損害。而當它作為一種壓倒性的政治任務和政治錄用標準時候，經濟增長就可能被中國各級官僚系統推向極端並成為他們邀功請賞的統計遊戲。不幸的是，中國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就非常經典的詮釋了增長的這種另類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氣"之後，中國新生的市場經濟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過剩危機，接踵而至的亞洲金融風暴則使這種危機雪上加霜。急迫之下，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級政府開始全面涉入經濟增長並成為經濟增長之中最活躍也是最決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扮演活躍角色的情況還基本上限於沿海地區，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情況則遍及全國。雖然沒有正式的號召，但考核官員事實上的GDP標準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內在利益衝動使全國各級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場狂熱的GDP競賽。在中央政府層面，政府主要通過其掌控的財政金融手段來推動經濟增長，其中包括積極的財政及寬鬆的貨幣，甚至積極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級地方層面，則通過其掌握的一切資源瘋狂地招商引資，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的招商引資活動中出現得最頻繁的，就是中國的各級官員。在中國，由於各級政府壟斷性的掌握了經濟增長所需的幾乎全部要素和資源（這是中國政府的得天獨厚之處），所以，只要他們願意，在理論上他們就可以通過將要素及資源價格降至最低在世界範圍內吸引最多投資，並生產出世界上最廉價的產品。事實上，將各種資源及要素價格儘可能地壓低至極限以吸引投資（唯一沒有被壓低的可能是腐敗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超速增長的關鍵密碼。於是我們就看到，中國有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有時候是白送）、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標準。在一個人均資源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中國的人均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資源理應由於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場價格，然而在中國，資源卻長期維持極低的水平。這其中的巨大差價，其實就是被政府送給了各類投資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謀者。難怪有人說，在中國搶土地搶生態不僅風險極小，而且收益極大，比搶銀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將中國的投資吸引力（我不傾向使用"競爭力"這個詞語）歸結為所謂勞動力價格的低廉，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只是中國高投資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實際上也是在政府與企業的合謀之下形成的（正是這個合謀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正是造成中國消費率長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權力的高度壟斷一向是中國體制最重要的特殊稟賦。與理論界流行認識所不同的是，這個稟賦並沒有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一直是中國經濟高增長最重要的秘密之一。憑藉這種稟賦，中國可以通過壓低一切需要壓低的價格從而在國際投資的競標中獲勝。然而，它的另一面則是人民權利的極端矮化和萎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個關鍵秘密實際是：極端廉價的公民權利。也正是這種長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權利，使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福利效果受到了嚴重扭曲，使得高增長的成本一再被隱匿、轉移，直至積累到難以負荷的地步。
所有這一切，都讓那些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價格及"環境"套利的國際資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實際上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投資天堂。在全球套利資本蜂擁而至的情況下，中國的投資想回落恐怕都難。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國內的高投資的話，那麼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則同時為國內及國際兩個高投資所支撐。這種高投資所帶來的高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投資頗有幾分相似。區別在於，現在的這種高投資多少要受到市場需求的約束。從理論上及經驗上看，長期畸高的投資必然帶來嚴重的過剩，幸運的是，冷戰結束之後越來越緊密的經濟全球化市場，為中國的這種高投資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條件是：必須低價，甚至是最低價。所以，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本質並不僅僅在於國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壟斷企業，而是通過國家力量為所有資本所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套利環境。
在奇高的固定資產投資的推動下，中國積累了越來越龐大的過剩產能，雖然這種過剩產能通過維持低價在國際市場上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是災難接踵而至，維持這些產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資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幾乎一切要素）卻立即發生了嚴重的短缺。在中國，有人看到了過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實上，中國是過剩與短缺並存。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圖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循環：中國利用國家操縱的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吸引投資（當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資），通過最廉價的方式消耗國內資源或者以昂貴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所需資源來維持這些產能，然後以最低廉的價格在國內及國際兩個市場上同時傾銷其巨大的產能。我們絲毫也不懷疑中國的高增長，但總整體上看，這越來越像一樁賠本的買賣。賠本的買賣是很難持續的。
必須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個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的過程，並不是一個中性的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了剝奪的過程。（在某些經濟學家看來，這正是加以成本為零的理想境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土地被剝奪了，人民的社會保障被剝奪了，勞動階層的工資被剝奪了，子孫後代享受正常自然環境的權利被剝奪了。而這些被剝奪的福利通過市場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斷的饋贈給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費者（這個過程中的市場交易外表特別具有欺騙性）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高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本質。可以相當有把握的說，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再是一個多贏的遊戲，而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這就是為什麼1990年代中期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對經濟增長感到疑惑和不耐煩的原因。人們似乎漸漸明白，中國的高增長實際是這樣一個怪誕的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則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急速擴大的貧富懸殊。在這樣一種經濟增長中，投資焉有不高之理、消費焉有不低之理？中國民間對經濟增長的逐漸祛魅向執政者發出了一個警告：作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真正的麻煩，真正的麻煩在於：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競爭力以及建基於此上的高增長循環，實際上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條件稍稍改變，這個高增長循環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循環正在發生突然梗阻的強烈信號。其集中表現，就是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
對於這場讓人措手不及的通脹，中國經濟學家做出的解釋已經連篇累牘，但其歷史本質，則是長期被隱匿的高增長成本開始逐漸釋放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著的要素、資源、環境等價格從最底線開始反彈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這次通貨膨脹並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脹，而是一次歷史的報復。
初看上去，中國這次通脹的誘發因素似乎相當複雜，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動。而所謂成本上升，無非是中國國內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及勞動保障標準在不提高則無以為繼的基礎上略微上漲而已。在我看來，目前的上漲可能也僅僅只是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在生產，而環保、資源價格的上升對彌補已經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支持可持續發展則完全是杯水車薪。如果所有這些價格向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的標準看齊的話，不僅大量中國企業會破產，而且通貨膨脹也可能會飛到天上去了。有人將中國的這次通脹歸結為境外輸入型，意思是說，中國的通脹主要是由於國際市場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漲所引發的。但仔細分析這個所謂境外輸入說，結論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輸入通脹，而恰恰是中國黑洞般的需求導致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數據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鋼材，25%的鋁，23%的銅，30%的鋅和18%的鎳。在石油方面，隨著中國石油進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價格開始了一輪令人驚嘆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經佔據了31%。另外一個最新的例子則是，當中國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國變為煤炭進口國的時候，世界煤炭價格立即在短時間內上漲了近一倍。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以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國，毫無疑問，雖然有其他諸多因素影響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但中國需求的因素，卻是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國已然成為標準的大宗商品進口國。中國這種建立在高消耗基礎上的高增長模式，引發全球基礎原材料以及能源價格的暴漲實際上只是時間問題。正所謂"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暴漲"，前幾年的一句調侃，竟然一語成讖。據說，由於中國對鐵礦石的巨大需求導致澳大利亞礦業勞動力嚴重不足，以至於出現澳大利亞海軍兵員不足的情況。
當中國巨大產能所需要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還可以在中國國內滿足的時候，中國可以通過政府力量強行壓低要素、資源、環保等等價格，維持商品的低價輸出，這就是本世紀初，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真相（所謂"中國賣什麼，什麼就跌"），而當中國的產能日長夜大，國內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遠遠不足以滿足需求的時候，為了維持這個巨大產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購買這些原材料及能源，從而引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外的人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標準遠遠超過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遠遠高於中國，政府既然沒有能力像壓低國內價格一樣壓低國際市場的價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脹之苦了。以中國潛在經濟規模之巨，增長之迅速，"中國需求" （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引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在國際金融界，人們將中國需求所引發的大宗商品牛市，稱之為"超級週期"。言下之意很明顯：這輪牛市可能持續的時間以及上漲的幅度，將大大超出傳統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國政府無力或者不願意再壓低資源價格、土地價格，並且讓勞動力價格恢復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國增長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資源之貧乏，中國的通貨膨脹幾乎肯定將達到難以容忍的水平。否則，恐怕就只能通過一次非比尋常的大蕭條來消滅過於龐大的產能。以中國經濟目前的情形，我們離一次劇烈通脹或者一次大蕭條可能都只有一層紙的距離。在這裡，我們應該終於可以理解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真實含義。
很顯然，中國愈演愈烈的通脹絕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週期性因素所引發，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必然後果，是中國經濟早就應該付出的成本。這是一個遲到的幽靈，當它姍姍來遲卻又終於來到的時候，它可能預示，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閾限。現在，該是發達國家為長期享受中國廉價產品的美好時光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在中國經濟增長一路凱歌的表象之下，還有一個比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消耗隱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會分裂的成本。與大多數人的想像不同，社會分化，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更是其條件。道理很簡單，不維持一個龐大的低工資低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剝奪農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勢階層的利益，中國經濟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這種內在要求，將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中，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國家。無論是是數據還是經驗都表明，中國的社會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這方面名聲最差的幾個國家。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徹底瓦解了中國的社會團結，也因此瓦解了社會合作最隱性但卻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礎、在中國，所有的精神紐帶幾乎都已經折斷，社會認同幾乎蕩然無存。人民僅僅被一種與經濟增長如影相隨的虛假幻想扭結在一起。這種幻想向人民許諾：假以時日，每一個人都能夠發財致富。這是中國改革從未明言但卻不斷向全體人民暗示著的一個"中國夢"。可惜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的確只是一個夢。健康的經濟增長本應是一個鞏固社會團結，加強社會認同的過程，很不幸，在中國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尤其1990年中期之後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不僅沒有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認同，反而加速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與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一樣，社會團結的瓦解，不會計入任何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不會計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但它作為一種真實的負債，則隨時都可能引發整個經濟體系的內爆。從概率上講，任何經濟體都會遇到經濟危機。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會遇到危機，而是我們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社會是否團結，人民是否能夠共度時艱。很多人對韓國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共度難關的情形記憶猶新，這就是社會認同與社會團結在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這是一個古老的智慧，但卻是人類代代相傳深植於社會基因之中幾乎成為本能的一種智慧。在今天的中國，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緣何日本可以歷經十多年的經濟停滯不至於土崩瓦解，而社會卻一片祥和，其中原因並不神秘：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財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這種停滯換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十年，就是兩年恐怕都無以為繼。
如果說以掠奪自然資源和環境為條件的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戰爭或者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勉力維持的話，那麼以剝奪內部人民為條件的經濟增長則肯定會遇到重大挫折。這不僅是因為它造成內部需求的嚴重萎縮進而阻塞經濟循環（內需不足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苦惱之一），更是因為它破壞了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信任環境和抽象資源，而這恰恰是一個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基礎設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通貨膨脹只是一個經濟體系自毀的助燃劑，而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的裂解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燃料。這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另外一層更加深層的含義所在。
屈指算來，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積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後，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格局：在積累了巨大的對外債權（巨額外匯儲備）的同時卻也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對內債務。常識告訴我們，成本不能無限制地向未來轉移，也無法永遠隱藏在地毯之下。中國經濟中的種種不祥之兆暗示，中國經濟增長高昂的成本正在進入集中釋放週期 --這個曾經被我們強行捉進瓶子裡的幽靈，正在悄悄從後門回到我們中間。顯然，在三十年的增長盛宴之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麻煩週期，或者說是一個還債週期。不巧的是，中國內部這個危險的週期可能與另一個不祥的週期疊加在一起併發生共振。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改革三十週年）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