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臺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而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於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於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
"風險"一詞，頗有韻味。以往，漁民每次出海前都要祈禱，讓神靈保佑出海時風平浪靜、滿載而歸。
在長期的捕撈實踐中，他們深深體會到，"風"帶來無法預測的危險，"風"即意味著"險"。實際上，不僅漁民，各行業的人們都有風險。做生意有賠錢的風險，搞科研也有失敗的風險，從政做官也應是有風險的。
曾幾何時，做官成為風險很小的一個行當。貪污腐化固然為制度所不容許，但暴露和被查處的機率較低；只要不貪不腐，發生任何其他重大事故和事件，似乎都與官員本人無關。在政府管理中，常常側重於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廉潔性，而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效率常被忽略，少數官員"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現象難以扭轉。
仔細考究，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官員的風險也是不小的。那些為朝廷辦事不力的官員或貪腐官員一旦出事，小則丟掉烏紗帽，大則丟掉性命，更甚者株連家人朋友。而在國外，公職人員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近年來韓國屢屢發生官員引咎辭職的現象就令人感慨。今年2月，由於第一號國寶崇禮門被燒燬，韓國文化遺產廳廳長俞弘浚引咎辭職，首爾市長吳世勛同日也向民眾公開道歉。
隨著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現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度正逐步建立起來，做官的風險越來越大。但一些地方雷聲大，雨點小，只出臺問責制度，不見落實；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的公共突發事件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而真正的制度性問責，應貫穿於政府管理全過程，貫穿於平日和非常時期。官員問責走向常態化，意味著問責不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對黨政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後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雲南省5個月內問責422名官員，標誌著官員問責常態化的趨向。
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在接受人民賦予權力的同時，政府和官員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責任是對權力的約束。正像孟德斯鳩所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移的一條經驗。"如果官員不受約束，可以低成本低風險地獲取非法利益，那麼他們利用權力換取私利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大。規範官員行為，保證權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須建立系統完善的問責體系。在"官員問責"制下，不是只有貪污受賄的官員才會受處罰，那些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瀆職人員，那些權力行使不當沒有真正為民所用的官員，都應受到責任追究。有權必有責，權責對等。小權力，小責任，小擔當；大權力，大責任，大擔當。
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問責的真正主體應是人民。在我國，問責主體比較單一，通常實行的是一種"上問下"的同體問責，即政府部門內部，上級對下級的問責。從邏輯上講，政府官員經過人大授權才擁有公共權力，其責任對象應是人民。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麼在上級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難保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廣泛開闢渠道，把問責權力歸屬於人民，讓人民監督政府，問責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在現代法治框架下，問責官員，不是封建王朝的恐怖吏治，也不是要苛刻地對待幹部，而是為了確保實現"一切權力為人民"。官員問責是對人民負責，也是對官員的愛護和關心。基於此，官員問責，應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科學合理的責任體系。問責應遵循程序正義的要求，保證被問責官員的申訴權利，確保問責的科學、透明和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