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由於中共嚴控媒體和封鎖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體，中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毫無問題，甚至就是"太平盛世"。與也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日益關注，也讓"大國崛起"的喧囂很有市場，官權煽動和縱容的民族主義浪潮，也為胡溫政權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在通報危機的官方內參裡，在網際網路中，在境外媒體上，屢屢爆出大規模官民衝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現在的中國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2008北京奧運年，胡溫政權更是竭力營造"和諧中國"的形象，但天災人禍卻接踵而來，3月的西藏危機引發罕見的中西衝突，讓中國的奧運形象嚴重受損；5月的汶川大地震引起世界性同情，胡溫政權的救災也得到西方媒體的普遍讚揚，使中國形象得到大幅度修補。中共政權也抓住救災的機會，全力向世界展示"多難興邦"的形象。然而，接連發生的官民衝突的大事件，從貴州瓮安騷亂到陝西府谷警民衝突，從上海襲警大案到張家界爆炸案再到杭州小販持刀闖入城管辦公地捅傷3名執法者，致使"和諧奧運年"淪為空洞的口號。
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奧運開幕僅四十天，貴州省瓮安縣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官民衝突。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女生李樹芬溺水死亡，為什麼會演變成萬人的示威抗議，甚至演變為焚燬縣公安局和政府辦公大樓？事件發生後，關於李淑芬的死因，先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民間版本和官方版本，絕大多數網民相信最先出現的民間版本而不相信隨後公布的官方版本。
流傳於網上的民間版本說：李樹芬死於先姦後殺，當地公安局在處理這起極為惡劣的刑事案時，未經屍檢和審查，便判定李樹芬為墜河自殺，並釋放了嫌犯。死者家屬不接受公安的說法，其親叔叔前去理論，警察非但給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釋，反而將他打成重傷，後又唆使黑社會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醫院搶救。瓮安縣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了當地民眾的公憤，先是李樹芬所在中學的學生前往當地衙門討公道，繼而是數萬民眾聚集當地衙門前，憤怒的民眾燒燬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大樓和十幾輛警察，衝突從下午持續到午夜。在當局出動大量武警的干預下才暫時平息。當局還切斷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訊聯繫，派人在路上阻止記者到縣城採訪。
官方版本的解釋既荒誕又老套，在談到李淑芬的死因時，貴州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王興正居然作出類似黑色幽默的解釋："李樹芬在與劉某閑談時，突然說'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劉見狀急忙拉住李樹芬，制止其跳河行為。約十分鐘後，陳某提出要先離開，當陳走後，劉見李樹芬心情平靜下來，便開始在橋上做俯臥撐。當劉做到第三個俯臥撐的時候，聽到李樹芬大聲說'我走了'，便跳下河中。"在談到民眾圍攻縣衙門的原因時，貴州官方仍然是"以民為敵"的思路："一些人因對瓮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鑑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衝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後，少數不法份子趁機打砸辦公室，並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然而，網路民間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荒謬而老套的解釋，而相信當地民眾通過網際網路和手機提供的解釋：在當地官權的黑箱操控下，先姦後殺的刑事案件，被當地公安辦成"先包庇嫌犯再毆打死者親屬"。如果沒有官權撐腰，嫌犯怎麼可能那麼輕易地逃脫法網。這場官民衝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討說法發展為數萬人參與的大型群體事件，顯然是源於當地官權的極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更嚴峻的是，"瓮安事件"不是"利益相關者事件"，而是"無利益相關者事件"。憤而圍攻當地衙門的數萬民眾，他們不是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與受害者也無利益瓜葛和親屬關係，甚至素不相識。他們之所以大規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於"義憤"。而這"義憤"，不是來自官權的長期作惡和民怨的長期積累，還會有其他的合理解釋嗎？
近幾年發生過多起類似事件，比如"萬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市萬州區民工餘繼奎因不慎弄髒路人曾慶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在施暴過程中，胡權宗自稱自己是公務員，無論出了什麼事，花錢都可以擺平，甚至揚言花20萬就能買條窮人的命。同時，前來處理這起糾紛的110警察居然對胡權宗寬容有加，不但與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輕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這種"官員霸道"和"官官相護"引發了眾怒，數萬人到萬州區衙門門前抗議，當局緊急出動上千防暴警察進行鎮壓，民眾則用磚頭石塊還擊，焚燒多輛警車、政府大樓及消防車，致使萬州區衙門停止辦公一天。
其他還有2005年6月26日安徽"池州事件"，只因民眾不滿警方處理一起交通肇事而引發圍攻派出所和打砸燒的萬人騷亂。2006年8月18日浙江"瑞安事件"，民眾不滿警方對29歲女教師戴海靜墜樓身亡的死因鑑定，導致數千市民遊行抗議，並砸毀汽車等設備。2006年9月7日浙江"臺州事件"：九歲女童溺水死亡，民眾懷疑警方隱瞞真相、包庇殺人嫌犯，引發數千民眾聚集到當地政府大院，衝擊辦公樓，炸毀汽車數輛和電腦數臺，燒燬部分資料賬冊。2007年1月四川綿陽"大竹事件"：一名酒店女員工莫名死亡，死者家屬不滿警方的調查和酒店方的處理，導致近萬名民眾圍攻酒店進行打砸燒。
"瓮安事件"的典型意義在於，當普遍的社會不滿導致頻繁的官民衝突，只能說明政權合法性的嚴重不足，說明政府治理能力及效力的每況愈下。特別是那些起因看似偶然的小事卻演變為具有爆炸效應的大事，其深層原因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對此，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談到"瓮安事件"的成因時也不得不承認："積案過多，積怨過深，積重難返。"正是官權的長期霸道和欺騙造成了壓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衝突才能釀成數萬人抗議的突然爆發，足以見出民眾對官權的積怨多麼深厚和強烈，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瓮安事件"發生在新媒體時代，官方能夠控制傳統媒體，但無法完全控制網路，每有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發生後，總是最先現身於網路或手機。此次"瓮安事件"發生後，儘管官方也在第一時間加強了網路嚴控，封鎖一切有關"瓮安事件"的信息，要求刪除所有與此相關的帖子。但官權的封鎖無法完全奏效，通過網際網路和手機，"瓮安事件"的文字信息和大量圖片迅速傳播，瞬間佈滿國內外各大網站，引起網民的強烈義憤，發帖人數不斷膨脹，有人痛告，有人大罵，有人要求當局盡快公布真相。不要說"貓眼看人"、"關天茶舍"等民間BBS，即便在官方喉舌網站的論壇裡也很火爆。比如，在官方新華網討論區，截至官方封鎖命令生效前的29日晚21點左右，"瓮安事件"的點擊率超過二十萬次，留言二千多條。絕大部分帖子都是抨擊地方當局的處理手法，懷疑新華社簡訊的真實性。官方迫於網路信息的壓力，也不得不由新華社發布了簡短的消息。
在網路時代封鎖突發事件，實在是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力不從心的"苦活"，即便網管下達死命令和發動所有網路警察，相關信息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清除；即便各網站投入最大的刪帖力量，也會有各種形式的漏網之魚。甚至不乏膽大的網友調侃網管。比如，"奧運年，一個接一個敏感事件，累得爬不起的版主也會一個接一個！""網管與網民的角力，越是敏感的事件就越有看頭，網民人多勢眾，網管疲於奔命，不神經崩潰，也要身心受挫。""非常時期，每個公共事件都變得敏感，網管當局格外緊張，政府都要向網路管制投入遠遠超過平時的資源。現在，一個瓮安事件，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銀兩。"甚至，在大型BBS"天涯社區"上，一個網名為"西瘸"的天涯網友在6月30日發出題為："打倒中央政治局！--表達我對貴州事件的不滿！"的帖子。
最耐人尋味的是，凡是群體性官民衝突事件的網路效應，必然呈現出網路民意的一邊倒和群情激憤，向官權發出抗議和要求真相，而官方老套解釋的勸誘力幾乎為零。因為，大多數關心時政的網民從自身的親歷中，從官方媒體對多起公共事件的報導中，都知道獨裁權力的說謊和造假。如果說，大規模官民衝突所凸顯的是深刻的官民對立，那麼，網路民間在官民衝突上的立場所凸顯的就是官權公信力的極端匱乏。"瓮安事件"的"全民做俯臥撐"效應，不僅源於官方發布會的形同兒戲，更源於李淑芬的遭遇並非孤立的現象，而是一系列同類事件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連續發生過"黃靜案"、"高鶯鶯案"、"楊代莉案"，其共同的特徵是：花季少女被姦殺-家人欲討還公道-網路民意激盪-新聞封鎖導致不實傳言激化事態-官權掩蓋包庇和推卸責任-最後不了了之。
當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變成網路民意的"全民俯臥撐"，當大量的MSN掛上"俯臥撐很強大，打不打醬油，你都要被自殺"的流行語，凸顯的是比事件本身更嚴重的官方信譽危機，比如，前不久的"全民打假虎"的網路風暴致使官權信譽的頻臨破產。現在，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危機，已經由對地方衙門的懷疑上升為對中央政權的懷疑，由對某一官員的質疑發展到對政權對體制的質疑。由此帶來官民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一直呈現出民間擴張和官權收縮的景觀，"瓮安事件"是這種消長景觀的又一證明。
就中共官權而言，雖然中國改革已經三十年了，講究階級鬥爭的毛時代似乎早已遠去，但在政權的獨裁本質不變的制度環境下，今日中國的官僚們仍然是毛的子孫，永遠"以民為敵"，把民眾當作"刁民"和"愚民"。官員們也許不會背誦"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毛語錄，但獨裁製度的敵人意識已經滲入他們的骨髓，對民眾的不同政見和權益訴求，對官民衝突事件，官員的思維仍然是敵我先於真假、是非、善惡，也只能用以民為敵的老套來給這些事件定性。所以，面對如此頻繁而暴戾的官民衝突，中共政權仍然固守陳規而不思反省，官方在向公眾解釋這些事件時，仍然是幾十年一貫制的老套，如果是群體事件，永遠是"一小撮別有用心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如果是個體事件，永遠是"刁民"、"暴徒"或"不法份子"。
今天的官員們，既有現實中的特權地位，也有"先鋒隊"的特權意識，他們蔑視民智，只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馭民術。所以，每有民族主義狂潮掀起，官方就得意地對外宣稱"中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每有官民衝突事件發生，官方必然把絕大多數參與者稱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彷彿數億國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會看、不會聽、不會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輕信謠傳，不辨是非和永遠錯判，只有等待父母官來揭開真相、辨別是非、揚善懲惡。這種獨裁製度特有的"餵養論"，既是衙門霸道對民意的侮辱，也是權力狂妄對民智的貶低。
就民間而言，今日中國的民間不再是愚昧而訓順的群氓，而是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和維權活動高漲的民間。他們已經意識到，在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中國，正當權益嚴重受損的民眾，不可能得不到體制性的輿論救濟、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唯一具有救濟意義的上訪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產出的怪胎，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他們對霸道上癮的官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們對欺騙成性的官權保持高度的警覺，致使官權的統治效力日趨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懾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維權運動為標誌的民間政治動員，決不會以當權者及御用精英們的意志為轉移，即不是當權者想不想要民間動員或民間動員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這樣的民間動員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大爆發，由分散的此起彼伏彙集成八九式全民動員。
因為，血腥屠殺後十九年的事實是，權貴們的作惡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續受損，已經在事實上進行了多年的政治動員的準備，民間所積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已經為發動一場龐大的社會動員積累了過多的民意資源。當民間的公正飢渴一直得不到滿足或緩解之時，當民眾的權利訴求和政治參與熱情一直處於被剛性壓制的狀態之時，壓制越剛性，飢渴就越嚴重，可能爆發的參與態勢就越激烈，這樣的持續積累一旦因某個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開缺口──不管以怎樣的方式打開──被強制壓抑的公正飢渴和政治參與熱情，很可能演化為狂熱的參與爆炸。
對於越積越深的民怨和越來越嚴重的官民對立之現狀，只靠自上而下的恩賜性"親民"，既無法遏制官權的普遍腐敗和劣質化，更無法緩解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和信譽危機。中共政權必須明白：只有啟動政治改革，落實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一方面，為民間政治參與提供有彈性的政治空間，把民間釋放出的維權能量和政治參與熱情導入一種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從制度上保障基本民權和遏制官權濫用，逐漸建立起有效的人權救濟制度。這才是中共現行政權化解民間怨恨和社會危機全面爆發之正道。
2008年7月16日於北京家中（《爭鳴》2008年8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