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有個軍閥叫張宗昌，他最廣為人知的段子是"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錢，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歷史學家黃仁宇批評中國自古就缺乏數目字管理，"三不知將軍"大概可以作個註腳。連自己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如何能在戰爭中求勝；連自己有多少錢都不知道，搶奪得再多又如何能守得住；連自己的姨太太都不知道，還怎麼能搞好家庭團結，進而達成和諧之境界？
別笑張宗昌，我們今天也有不少地方官員每天都處在"三不知"的狀態之中：一不知自己有多少權；二不知自己該守哪些法；三不知自己該負什麼責。我今天要以東莞市政府向困難群體發"紅包"一事為例，來說說官場的"不知道"。
東莞市政府自今年5月決定向八類底層民眾發放補貼以來，媒體一直予以高度關注。從相關報導中我們得知，原來政府預估東莞市戶籍的低保對象、優撫對象、五保戶等七類和低保邊緣戶共八類人群，只有12.2萬人，現在已達16萬--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尚未報送的15個鎮。如果全部加上，估計將達30萬人，比政府原來預估的1倍還多出近8萬人。你看看，是不是連政府都不知道本市有多少困難人員？
不管困難人員是政府預估的12.2萬，還是經各鎮上報匯總的30萬，都頗值得推敲。王則楚先生近日發文《富裕的東莞還有多少窮民》，文章指出，東莞市2007年GDP號稱3151億元，戶籍人口171.26萬，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有2120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02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1606元，怎麼會有近18%的戶籍居民屬於"困難人員"？
這個質問極其有力，我也想緊跟這組數據繼續向東莞市政府發問：你們是否知道轄下還有如此之多的困難人員？你們又是否知道歷年的財政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尤其針對這些困難人員是如何分配的？東莞的富裕並非一朝一夕，這些年間，困難人員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減少了多少，又或是增加了多少？政府還採取了哪些措施來讓困難人員脫困？如果對這些民生問題相干官員都"不知道"的話，那就值得思考了。
當然，以上的"知不知"，還有待官員們證實。另一個問題是預計可能要發多少錢、這些錢究竟從財政體系的哪一部分來? 接受採訪的官員稱領導不在，沒有回答。當地的人大稱"最後的決定是當時的這種黨政聯席會議決定要發千元補貼"，這筆錢究竟是不是預算內的、究竟這個錢是預算內的哪一部分，他們並不知曉。
當然，受訪者極有可能知曉這些信息，只是不說而已。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記者所要瞭解的這些問題，實則都是政府應主動披露的信息。在該公開而未公開的情況下，媒體提出了公開的請求，政府官員還繼續迴避，這就是不知道自己該負什麼責，不知道自己該守什麼法。
而假如受訪官員真不知道這些信息，問題就更糟了。向數以十萬計的困難人群發放"千元紅包"這樣的大事，財政不知道，人大不知道，還有合法性嗎？即便是黨政聯席會議的決定，涉及公共財政的重大支出，也理應報請人大審議通過，更應遵循國家的各項財政法律和財政政策。基於這次發放"紅包"動用了公共財政，納稅人有權利知道這筆重大開支的去向及其整個流程--官員們不能不知道，公共財政的合法主人是民眾，而不是政府，更不是黨政聯席會議。政府不過是公共財政的代理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則是當地人大，重大財政支出與再分配，需要多數民意的肯定才有其合法性。這些關於權力與權利的常識，不知道當地官員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又或是明明知道卻當作不知道？
看來知道不知道，還真是個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