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8-08-06 09:53:36作者：
由於工資上漲等因素，在中國投資的德國企業當中1/5有意撤離，轉進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尤以日常消費品 和紡織業的情況最為顯著。而隨著中國等亞洲地區船運費用水漲船高，曾經離開墨西哥的諸多美國製造企業重新回到與美國毗鄰的墨西哥。
柏林《每日鏡報》報導，德國運動用品大廠愛迪達，近日才宣布有意減少中國工廠的產量，把產能外移到其他亞洲國家；隨著工資上漲、環保規章日趨嚴格、節稅空間有限、專業人才缺乏、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在中國生產的成本不斷上升。
據德國工程師同業公會估計，在中國投資的1600家企業當中，大約1/5計畫撤離。
中國希望引進高素質外企，而跨國企業在中國所圖的則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銷售渠道。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德意志銀行派駐北京的專家亨寧表示，連中國企業也開始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只生產T-Shirt的廠商，寧願到越南或非洲」。
資誠會計的顧問凱瑟也說，今年上半年中國的物價上漲8%，帶動薪資上揚幅度可達20%，對一些企業來說，孟加拉國國、印度或哈薩克反而比較划算。
除了日常消費品和紡織業等勞力密集的產業，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廠商，也一樣考慮撤離中國；亨寧就說，在中國生產量少而且質高的產品，不一定比較划算。
不過，報導說，中國市場實在太重要，出口金額明年可能超越德國躍居世界第一，因此很少有廠商能完全背離中國，德國企業不至於大規模出走。
運費急升美國企業搬回墨西哥
另據《紐約時報》報導，由於國際油價的走高，船運費像滾雪球般大漲，全球化進程也開始變得退縮。現在，將約40英尺長的集裝箱（最大運載量約30噸）從中國上海運送至美國東部海岸的船運成本費用約達8000美元左右。然而，十年前該費用僅為3000美元。
由於運費的日漸走高，實際上各家企業在承受著相當於全球關稅提升9%左右的負擔。故曾經瞄準亞洲低廉的勞動力市場落戶亞洲地區的諸多配件生產設 施，重新移回到與消費市場較近的地區。也就是說，通過這種方式減少運費的「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再次受到全球關注。
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Tesla Motors放棄了於今年年初設定的「全球化」生產新車計畫。該企業原定在泰國製作電池、英國組裝，然後再進口至美國。然而，取而代之，將所有工廠全部集 結到加利福尼亞總公司附近。另外，以DIY（自己動手打造的傢俱）傢俱聞名的瑞典宜家（Ikea），於今年5月份在美國國內弗吉尼亞州丹維爾啟動了第一家 工廠。以前，其工廠在亞洲地區。
此外，中國產鋼鐵產品對美出口量在最近一年間減少了20%左右。與此相反，美國鋼鐵產量卻呈逐漸恢復趨勢。加拿大投資銀行「CIBC(加拿大帝國 商業銀行)世界市場」在今年5月份報告中擔憂稱：「如今全球貿易的最大障礙不是關稅而是運費。照此下去，過去三十年間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將化為烏有。」
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BBC分析文章認為，北京想通過提高稅收、調整產業布局將勞動密集型企業「擠」出去，同時再引進一些具有品牌、技術、資源優勢的外資。這類策略以前曾獲成 功，如2000年與2005年中國發生的兩次外商撤資浪潮，都與中國政府調整產業政策有關。當時，中國政府對本國能源企業實行政策傾斜，最後迫使美國電 力、賽德能源和西門子等國際電力巨頭黯然撤離中國市場。
中國政府對目前的經濟困局有應對之策，卻是假話。因為當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破產撤離之際，中國政府預期的技術密集型的高端企業卻並未形成氣候。何以會出現這種「麻桿打狼兩頭空」的局面？這與近幾年中國調整外資政策以及外資對中國市場的評估有關。
中國希望引進高素質外企，所圖的是這類外企的資源、技術和品牌，因為這是中國企業缺少的幾大要素﹔而跨國企業在中國所圖的則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銷售渠道。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2006年8月，中國商務部、國資委等6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限制外資收購「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企業，在核電設備製造、 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製造和鋼鐵領域等7大重點製造行業中，限制外資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此規定一出，幾起籌劃多年的外資並 購，如美國凱雷收購徐工，德國舍弗勒收購洛陽軸承集團，都因被指有害「國家經濟安全」而告擱淺。
與這條政策同時制定的還有今年開始實施的「兩稅合一」政策。提高稅率加大外資成本之舉已顯「成效」，大量港台資本撤資就是明證。但限制外資並購的 規定卻有礙於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因為中國希望產業結構升級，但缺乏相應的技術實力，依靠本國企業的技術開發和生疏的國際市場營銷手段，根本不可能實現產 業結構轉型。
外資想要中國的市場，但還得考慮在華投資必須付出的企業監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費用與損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業 信用等）。這兩類問題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監管成本過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所造成，外企為獲准一些業務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種遊說耗費大量金錢與人 力，加大了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它許多雜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而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識產權一項來說明，美國近年來在知識 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許多糾紛，花費極大力氣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持續不斷的侵權問題。德、法在華企業都遇到過被中方合作者偷竊技術另起 爐灶之事。這也是外企為什麼一定要通過並購形式進入中國的原因，因為併購是消除競爭對手並接管市場的便捷形式，還可以降低監管成本與外部成本。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不再被跨國公司視為「投資福地」。目前，中國面臨的困境是：過去，大量出讓市場，卻並未換來核心技術﹔現在，不肯讓出市場，卻使具有品牌、技術與資源優勢的外資裹足不前。
柏林《每日鏡報》報導，德國運動用品大廠愛迪達，近日才宣布有意減少中國工廠的產量，把產能外移到其他亞洲國家；隨著工資上漲、環保規章日趨嚴格、節稅空間有限、專業人才缺乏、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在中國生產的成本不斷上升。
據德國工程師同業公會估計，在中國投資的1600家企業當中，大約1/5計畫撤離。
中國希望引進高素質外企，而跨國企業在中國所圖的則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銷售渠道。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德意志銀行派駐北京的專家亨寧表示，連中國企業也開始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只生產T-Shirt的廠商，寧願到越南或非洲」。
資誠會計的顧問凱瑟也說，今年上半年中國的物價上漲8%，帶動薪資上揚幅度可達20%，對一些企業來說，孟加拉國國、印度或哈薩克反而比較划算。
除了日常消費品和紡織業等勞力密集的產業，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廠商，也一樣考慮撤離中國；亨寧就說，在中國生產量少而且質高的產品，不一定比較划算。
不過，報導說，中國市場實在太重要，出口金額明年可能超越德國躍居世界第一，因此很少有廠商能完全背離中國，德國企業不至於大規模出走。
運費急升美國企業搬回墨西哥
另據《紐約時報》報導，由於國際油價的走高，船運費像滾雪球般大漲，全球化進程也開始變得退縮。現在，將約40英尺長的集裝箱（最大運載量約30噸）從中國上海運送至美國東部海岸的船運成本費用約達8000美元左右。然而，十年前該費用僅為3000美元。
由於運費的日漸走高，實際上各家企業在承受著相當於全球關稅提升9%左右的負擔。故曾經瞄準亞洲低廉的勞動力市場落戶亞洲地區的諸多配件生產設 施，重新移回到與消費市場較近的地區。也就是說，通過這種方式減少運費的「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再次受到全球關注。
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Tesla Motors放棄了於今年年初設定的「全球化」生產新車計畫。該企業原定在泰國製作電池、英國組裝，然後再進口至美國。然而，取而代之，將所有工廠全部集 結到加利福尼亞總公司附近。另外，以DIY（自己動手打造的傢俱）傢俱聞名的瑞典宜家（Ikea），於今年5月份在美國國內弗吉尼亞州丹維爾啟動了第一家 工廠。以前，其工廠在亞洲地區。
此外，中國產鋼鐵產品對美出口量在最近一年間減少了20%左右。與此相反，美國鋼鐵產量卻呈逐漸恢復趨勢。加拿大投資銀行「CIBC(加拿大帝國 商業銀行)世界市場」在今年5月份報告中擔憂稱：「如今全球貿易的最大障礙不是關稅而是運費。照此下去，過去三十年間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將化為烏有。」
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BBC分析文章認為，北京想通過提高稅收、調整產業布局將勞動密集型企業「擠」出去，同時再引進一些具有品牌、技術、資源優勢的外資。這類策略以前曾獲成 功，如2000年與2005年中國發生的兩次外商撤資浪潮，都與中國政府調整產業政策有關。當時，中國政府對本國能源企業實行政策傾斜，最後迫使美國電 力、賽德能源和西門子等國際電力巨頭黯然撤離中國市場。
中國政府對目前的經濟困局有應對之策，卻是假話。因為當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破產撤離之際，中國政府預期的技術密集型的高端企業卻並未形成氣候。何以會出現這種「麻桿打狼兩頭空」的局面？這與近幾年中國調整外資政策以及外資對中國市場的評估有關。
中國希望引進高素質外企，所圖的是這類外企的資源、技術和品牌，因為這是中國企業缺少的幾大要素﹔而跨國企業在中國所圖的則是巨大的消費市場和銷售渠道。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與跨國企業缺少利益契合點。
2006年8月，中國商務部、國資委等6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限制外資收購「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企業，在核電設備製造、 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造船、齒輪、石化通用設備製造和鋼鐵領域等7大重點製造行業中，限制外資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此規定一出，幾起籌劃多年的外資並 購，如美國凱雷收購徐工，德國舍弗勒收購洛陽軸承集團，都因被指有害「國家經濟安全」而告擱淺。
與這條政策同時制定的還有今年開始實施的「兩稅合一」政策。提高稅率加大外資成本之舉已顯「成效」，大量港台資本撤資就是明證。但限制外資並購的 規定卻有礙於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因為中國希望產業結構升級，但缺乏相應的技術實力，依靠本國企業的技術開發和生疏的國際市場營銷手段，根本不可能實現產 業結構轉型。
外資想要中國的市場，但還得考慮在華投資必須付出的企業監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費用與損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業 信用等）。這兩類問題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監管成本過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所造成，外企為獲准一些業務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種遊說耗費大量金錢與人 力，加大了商務成本﹔更兼稅收與其它許多雜費的徵收永遠處於不透明狀態，讓企業無所適從。而所謂「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識產權一項來說明，美國近年來在知識 產權方面與中國發生許多糾紛，花費極大力氣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解決中國企業持續不斷的侵權問題。德、法在華企業都遇到過被中方合作者偷竊技術另起 爐灶之事。這也是外企為什麼一定要通過並購形式進入中國的原因，因為併購是消除競爭對手並接管市場的便捷形式，還可以降低監管成本與外部成本。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不再被跨國公司視為「投資福地」。目前，中國面臨的困境是：過去，大量出讓市場，卻並未換來核心技術﹔現在，不肯讓出市場，卻使具有品牌、技術與資源優勢的外資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