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眾多的上書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中，尤以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先生的公開信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同時汪信也是在中共十七大結束後，確切的說是在中共十七大結束的第二天（10月22號），在網路上公開發表的、具有明確政治訴求的第一封公開信，公開信標題為"對策和諧社會"，正是此信的公開發表，引發了體制內知識份子的上書熱潮，其後不久，在網路上接連出現了多封要求中共執政當局正視當前中國所產生的諸多激烈矛盾，立即啟動政治改革，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良性轉型做出實際的行動。在這些眾多的公開信中，不僅提到了當前中國大陸切實存在的諸多體制性因素所引發的激烈矛盾，而且還提出了明確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就是希望中共政府以天下蒼生為念，正視當前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打破體制性弊端和制約，主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平反六四等歷史上形成的冤案、錯案來謀求破局。
公開信風潮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因素，其產生的背景就是體制內外的一些知識份子在國內局勢嚴峻的前提下，終於打破了沉默,決定以上書中共領導人的方式來推動國內政治改革的啟動和運行。
在他們認為，如果當局再不下定決心實行政改，中國社會將離革命和動亂不會遠了。根據當前存在的諸多問題，來反思今日中國大陸的現狀，的確不容樂觀，也可以說當前中國國內形勢非常的嚴峻：
一方面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CPI指數（物價指數）步步攀升，民眾生活壓力不斷增大、生活質量不斷下降。
另一方面的股市卻是由去年的10月份、國家財政部出臺關於調高印花稅決定之前的暴漲到現在的狂跌，市場脆弱不堪，股民怨聲載道。樓市的泡沫也正在破滅，以深圳為代表的許多沿海城市普遍出現了炒樓者被套牢的不正常現象,由於樓價下跌幅度過大,許多房主的房價大為縮水,銀行按揭供房壓力徒然加大，已處於停供的邊緣狀態。而從企業層面來看，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遷移和倒閉的現象，據有關統計數字顯示，2008年上半年僅半年多時間，廣東珠三角倒閉企業已達三萬多家，而與此同時，浙江省的中小型倒閉企業數量也已超過了三萬家。沿海地區很多的港台企業則選擇了將工廠直接遷移到越南、印度等人工和土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去，以此來應對在中國大陸辦廠正在逐步喪失的成本優勢。從國內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和城市被強制拆遷戶以及部隊轉業軍轉幹部、退伍軍人等弱勢群體的實際生存狀態來看，都很不樂觀。
這些群體一直掙紮在溫飽線內，長期以來，他們為了尋求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外來強制力的非法剝奪，進行了一次次不屈的抗爭，在現有體制下，他們只能以上訪的途徑來尋求自己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而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當處於強勢集團的貪腐官員和不法商人私下間的不法交易愈演愈烈，他們利用體制內的弊端和手上的權力，打著改革攻堅的旗號、鮮廉寡恥、貪得無厭、權錢交易、強姦民意、漠視人權、大肆侵吞國家、集體和群眾的財產，其行徑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引述郭泉教授《民主先聲》調查數據：近5年來，因腐敗問題而被開除黨籍的共產黨幹部為137711人，因腐敗問題受到紀律處分的達到了708439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為28996人，省部級幹部98人，真是前仆後繼、連綿不絕。《民主先聲》中還有一篇關於中國大陸億萬富豪背景的統計數據，現援引如下：至2006年12月底，在大陸區域內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這些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他們較集中在八個省市：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另一方面是舊的問題卻通過上訪途徑得不到有效的解決，中共各級官員漠視上訪群眾的權益和利益訴求，輕則欺騙推諉，不了了之；重則動用政權強制力量，加以打壓。往往是舊的問題沒有解決，而新的問題又在不斷的產生，社會上各階層對抗性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在中國大陸的各地、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上訪人士越來越多的現象。與此同時，國內群體性事件也隨之迅速增長，個人極端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據國家有關統計數字調查顯示：中國大陸1996年15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為8700多起，而這一數字到了十年後的2005年卻達到了87000多起，參與人員數量超過了上仟萬，十年增長了十倍之多，社會危機空前激烈。
種種情況顯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經濟改良政策到今天已經整整走過了三十年，用理性的眼光來看待今天的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改變了計畫經濟時代的高積累、低消費的經濟發展模式，激發了個人在市場領域的作用和積極性，從法律上明確了私有財產權的神聖及不可侵犯性，促使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經濟的相對發展和繁榮，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經濟模式的同時並存與發展，特別是私有經濟的異軍突起，不僅使人們的物質生活的需求得到了的有效的改善和發展；而且還使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擁有了更多個人的空間和自由，舊體制對人們的制約和束縛不斷減弱，人們擁有了相對的、跨地區和行業選擇從事自己所喜愛職業的自由。不僅解決了計畫經濟時代的生活物資嚴重短缺、政治意識形態異常僵化等弊端,同時也削弱了中共的威權政治體制，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迫使中共政權從許多領域逐漸退了出來，社會格局再也不像原來的那樣鐵板一塊了，共產黨政權對社會和人們思想的控制能力不斷減弱，這一切都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由威權政治向民權政治轉型的後威權政治時代。
後威權時代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而在中國又伴隨著各階層之間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尖銳，社會衝突和群體性事件迅速增長，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公平與正義原則的喪失和社會道德的淪喪等諸多問題。在市場化過程中的中國一方面已形成了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市場法則，但另一方面呢？卻是連最起碼的社會良知和道德都喪失了，在利益的驅使和誘惑下，許多人喪失了最起碼的人性光環，扭曲的性格可以促使他們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顧廉恥。人與人之間沒有了關心和幫助，有的只是爾虞我詐和冷漠的眼神。這些都是現代人們喪失信仰和盲目追求功利的結果。在一個社會缺失了最起碼的公平與正義後,在人們對共產黨人的理想與信念、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產生懷疑的時候，在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共產黨官僚已經徹底蛻變為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的今天，社會各階層利益之間的訴求與鬥爭已呈水火不容之勢，因此，才有學者預言，如不從速改變今日中國之矛盾和現狀，新一輪的革命風暴的來臨將不可避免。
在這次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後，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中共執政當局表達政治訴求的人士，期望於通過上書的方式來影響中共執政當局對當前現狀的關注，寄希望於此來影響中共十七大後的路線方針的走向問題。但是，從現在來看，這一切的希望又要落空了。不過，通過這次上書建言潮，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此次發表致中共領導人公開信的不僅有體制內外的、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潮，要求走西方民主憲政道路的自由派學者；也有共產黨內的左派人士。
黨外民主派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激烈的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的約束，在於執政黨及其官員缺乏監督和制約，他們要求共產黨能夠主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以此來配套已經實行了三十年、目前已處於瓶頸狀態、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並希望中共能夠實行新聞和言論自由，賦予人民有結社、組黨和信仰的權力，其核心為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這次上書潮中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這次的十七大召開前夕，一直以正統的共產黨人自居的共產黨黨內的一些極左派人士，也以公開信的方式給他們的中央建言建策，在他們的公開信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也是異常的痛恨當前的腐敗現象，並且也敢於正視和揭露社會上存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他們以工農群眾、無產階級等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大力批評在他們認為已經走上修正主義歧途的執政集團，他們認為中共當前的路線方針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共產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成為了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代言人。我們據此可以看出，民主自由派和共產黨左派對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看法是驚人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在解決方法上卻是迥然不同、完全相反的。
黨外民主派認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認為中國當前從速要做的是進一步的推進改革往縱深方向發展，要求中共推動政治改革，以民主憲政以及法制的精神來確保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來保障民眾的政治權訴求和個人權益；而共產黨黨內的左派人士呢？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雖然曾經為打江山而出生入死，儘管他們還保持著各種名譽和榮耀，但是作為中共當前執政路線的堅定反對者，他們也已逐漸被邊緣化，在黨內失去了話語權，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他們此次要以公開信的方式公開發聲的一個原因吧！他們這些人對毛澤東有著特殊的感情，深深懷念那個時代，他們認為現在一切罪惡的歷史根源就是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結果，對於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的經濟方針，他們深惡痛絕，直斥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全面復辟。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要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那種高度計畫經濟的威權政治時代去，但歷史已經證明這條道路根本就走不通。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此次左、右兩派公開信上書的代表人物及左派近幾年內的幾次重大活動：
就黨外民主人士而言，有前面我們提到的汪兆鈞，還有要求中共盡快啟動縣區級政務官直選的安徽省民營企業家鄭存柱，同時還有一位從中共十七大後連續起草了十四封公開信，一直在為國內59萬石油系統下崗工人、13.8萬銀行系統的下崗人員、370萬轉業軍官和復轉軍人和數量更為龐大的"經租房"戶主維權的南京學者郭泉教授。
郭泉教授在致國家主席胡錦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公開信中，明確提出了要求建立"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
雖然這封公開信發出之後，中共以開除其中國民主同盟盟籍和剝奪了他的南師大副教授的資稱作為回覆，但是這位具有堅定民主意志、聲稱已經做好坐牢甚至殺頭準備的勇敢知識份子，隨後卻在各路維權力量的擁戴下，在當今中國大陸政治生態還十分嚴峻，在目前專制制度高壓的惡劣政治氣候下，毅然宣布組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訴求和性質的新型右翼政黨--中國新民黨，並且出任該黨代主席，為推進中國民主政治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共產黨左派代表人物的公開信則是一封以馬賓為首的十七位老部長、老省委書記聯署建言十七大的公開信流傳最廣，而接著在網路上又出現了一封170位中共老幹部署名的公開信，要求中共正視當前矛盾，反思改革，重新回到中共改革前的老路上去。中共黨內左派的這些活動，與2005年9月份毛澤東逝世二十九週年他們在全國搞的一系列紀念活動是一脈相承的。據當時的新華社內參消息：在該年的九月毛澤東逝世二十九週年紀念日期間，全國毛派人士相當活躍，該內參報導這則消息的題目為"朝野毛派謀造反"，異常醒目。在當時以北京、天津、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和延安等十八個城市都出現了追思會，其參與人數有數佰人至數仟人不等，其中在北京的追思會就連續舉辦了七場之多，參會人員包括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女、有資格甚老已經離退休的中共黨內老將軍、老部長和老省委書記，還有近年來從事左派思想宣傳的中青年學者代表以及來自各地的老幹部、老工人代表等。
最後，多數會場失控，追思會變成了控訴會，他們在會上大力批評當前中共執政當局的路線方針，有的老幹部見面大罵鄧小平，認為其出賣了無產階級，將中國社會引上了歧途。更有甚者，在延安的追思會上，有人帶槍到會場朝天鳴槍，揚言要發動第二次工農革命。
北京的追思會上，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在發言時，直斥鄧小平是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總設計師、是馬列主義在中國最大的背叛者。在天津的追思會上，會上不僅有著名左派作家魏巍朗誦"讓革命的烈火燃燒吧"等戰鬥性的詩歌，而且還在會場播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文革歌曲以壯聲勢，中宣部現場觀察官員幾次到台上制止均為無效。在湖南長沙的追思會上，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等中共元老到現場並作了講話。紀念活動後不久，四位有左派立場的人士因在鄭州市人民廣場宣傳毛澤東思想，在現場派發毛澤東宣傳資料而被警方逮捕並判刑，引發了全國左派人士新一輪的抗議浪潮，他們認為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因為宣傳本黨開國領袖的思想而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是一件諷刺性的事件，這正說明共產黨已經徹底變質了。這次事件也在網上被稱之為鄭州"四君子事件"。
通過瞭解到的上述關於中國大陸左、右兩翼政治力量的活動和訴求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左、右兩派都有其明確的政治理念，通過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政見不僅不相同，而且正好完全相反：從經濟所有制模式上來看，一方認同私有制，承認私有企業民營經濟所作的貢獻和作用；而另一方卻是堅決抵制和反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模式，他們認為這些就是萬惡之源，他們要求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計畫經濟體制中去。從政治治理模式上來看，一方堅決反對一黨專政，認為一黨制度必然會因執政黨缺乏監督而導致執政黨官員的腐敗；另一方則堅決要求捍衛共產黨的領導，認為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才會逐步走向富強，才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對於一黨體制下的官員得不到新聞和反對派監督的問題，他們則認為通過毛澤東的那種搞政治運動、黨內整風活動就完全可以杜絕官員腐敗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相對來說比較理性的左派人士也在思考著在黨內建立監督機制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他們的底牌還是要以保持一黨專政治理模式、維護公有制地位為其基本原則，並不認同黨外民主派所倡導的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機制、人民有權利選擇執政黨和行政官員競爭直選產生等原則。
雖然這兩股政治力量的政治訴求、路線方針完全不同，但是卻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的矛頭都對準了當前的中共執政當局。他們都對當前中國之現狀憂心忡忡、極為不滿。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觀點迥異，雖然他們也會為了路線方針等中國未來之走向問題的爭議而在網路上大加撻伐、相互揭批。
例如去年，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曾經被共產黨打為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謝韜老先生，因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文章而遭到了國內毛派在各論壇的猛烈攻擊。
而中共體制內改革派俞可平發表提倡《民主是個好東西》和周天勇、王長江、馬懷德、李良棟等15人編寫的《攻堅》發表後，郭泉教授立即發表文章批判俞可平和周天勇等人是在搞"一黨民主"。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今日之中國，不僅只是要求政治改革的黨外民主派在國內主流媒體喪失了話語權，同時共產黨黨內的那些要求回到毛澤東時代去的老黨員、老幹部同樣也喪失了話語權，他們也只能在他們的那幾個網站上面發發牢騷而已，有時他們的網站也會被當局關閉整頓。因此，就有了中國泛藍聯盟重慶地區負責人張起在自己的一篇文章裡面提到的，在2007年春節，四川和重慶兩省市舉行了新一年度的異議人士春節聚會，而在這一次的聚會上，聚集了中共建政以來各個時期威權政治體制下的受害者和持不同政見人士，不僅有1957年的老右派、文革受害者、1978年民主牆時期的民主先驅者、還有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一代、1998年在中國大陸組黨的民主黨人，再加上他們大陸泛藍聯盟的代表，代表性不能說不廣了，但是正是在這次的聚會上第一次出現了毛派的代表，可謂感慨萬千啊！讓人難以想像的是，一直都同黨外民主人士誓不兩立的國內毛派人士，怎麼會和他們在一起聚會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現在的處境都是一樣的，都在遭受中共當局的打壓和壓制，不僅喪失了話語權，就是自身的個人人權都隨時有可能受到侵犯。一樣艱難的困境促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握手言和，來共同思考中國未來之命運的問題。
還有一個案例也可以從某個側面展現左、右兩翼的這種複雜關係，本世紀初的2002至2004年，在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地區，全面爆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人上街示威遊行事件，在那段時間內，在東北的遼陽、鞍山、撫順、四平、大慶等眾多城市此起彼伏的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工潮和工人上街遊行示威事件，參於人數少則數仟人，多的像大慶的工潮號稱是達到了十萬之眾。
其中又以在遼陽市所爆發的那次工潮影響力最大，當時數萬名憤怒的工人們手舉巨幅毛澤東畫像，打著"罷免龔尚武，解放遼陽市"的橫幅標語遊行在大街上，（龔尚武為當時的遼陽市委書記）事後工人代表姚福信、肖雲良等被當局判刑。罪名是參與非法組織中國民主黨，煽動工潮、企圖顛覆國家政權。而姚、肖兩人卻並不認同當局給他們定的罪，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中共遼陽市地方政府對於他們的打擊報復、企圖通過對他們的判刑來掩蓋當地的黑幕。因為他們舉報了遼陽市冶合金廠在改制前的幾任企業領導的巨額經濟問題，（據說還牽連到了遼陽市政府的相關領導），在他們長期到當地政府和相關部門申訴上訪而無效的情況下，當他們在所謂的企業改制改革的政策下，為之辛辛苦苦奮鬥幾十年、曾經無比輝煌的工廠突然被宣布破產，當他們即將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的時候，他們此時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同情的。相反，倒是那些貪腐的共產黨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是可恥的，是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然而，讓工人們無比憤怒的是，犯罪者們卻依然逍遙法外，活得自由自在；而可憐的他們卻要為下一頓飯而發愁了！
不管共產黨的宣傳怎樣運用各種媒體、開足馬力來宣揚他們的那個所謂和諧社會的，但是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卻沒有一絲的和諧。至於當地政府定性他們是中國民主黨黨員這個事情，他們也詳細的介紹了這一事件的始末：當時在他們正為了舉報企業領導貪腐，在手裡掌握了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卻多次被相關部門拒之門外，舉報的問題得不到任何的解決和合理的答覆。
正在這個時候，他們聽說了遼寧省在幾年前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國民主黨"的組織，是專門監督共產黨，為老百姓說話的。於是他們通過打聽並在遼寧鞍山找到了這個組織的成員，前後才和他們接觸過兩次，其中在第二次的時候，正好民主黨遼寧省的一些代表正在一起開會，他們也在場旁聽了一會，在會上，他們因為聽到有民主黨成員在會上反對毛澤東，反對共產黨專政制度，而當場和其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並且中途退場。
據事後姚、肖這兩位工人代表用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工人心裏最尊敬的人就是毛澤東，他們深深的懷念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個時代沒有工人下崗、沒有貧富差距、也沒有貪污腐敗！也正是由於對毛時代的深切懷念，所以才有了工人們手舉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走在了遊行前列的那一幕！所以當地政府部門對他們這項指控也是不實之詞，是拿一頂很大的政治犯的帽子強行蓋在了他們的頭上。對於幾個為自己生存權而抗爭的普通工人施以如此毒手，其背後的目的就不難揣摩了！
據另案處理的中國民主黨遼寧省黨部負責人王文江被警方逮捕後，對這一事件的筆錄證實同姚、肖二人所述大致相符，作為律師出身的王文江先生，他的操守還是可敬的。
通個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具有左派意識的工人代表，最終卻被中共遼陽市司法部門定性為從事右派組織的活動而陷入牢獄之災。
從此事可以看出左和右兩股力量都在受到中共當局的打壓，而罪名可以由他們隨意的捏造擬定。事後，在遼陽市有些工人說過這麼一句話：原來對民主黨還不瞭解，原本不是民主黨員，怎麼他們就被說成是民主黨了呢？要是這樣，我們以後還就支持這個民主黨了！
用理性思維來分析，在這次中共十七大前後所爆發的公開信風潮，是目前中國尖銳社會問題在一個特定時期的客觀反映,它的產生是建立在民眾民生疾苦、生存狀況日益嚴峻的形勢下的，而與此同此，國內那些不法的政府官僚卻依舊不顧人民死活，花天酒地，同不法商人相互勾結，打著改革的旗號，卻幹著侵吞賤賣國有企業財產，無視人權，強制拆遷，橫行不法等種種惡劣行為。
在這種政治生態下，民眾的痛苦指數和忍賴度已經接近了極限。
我們更希望國內的左派人士能夠同國際接軌，為什麼不能認可像國際上的左派組織那樣的民主社會主義呢？國際上的左派政黨和組織裡面已經找不到了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等字眼，他們也逐漸認可了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等模式，並且遵循憲法的原則，通過合法競選而上臺執政，。如今，通過長期的實踐，他們已經摸索出一條通過選舉而上臺執政的新路，像西北歐一些國家的左翼政黨、還有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等。左派力量只有掙脫教條主義和理論的束縛，不斷創新，才有可能走出一條新路來。
可喜的是，我們現在看到了，在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的像郭泉那樣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份子，已經走出了書齋，走向了民眾中間，他們能夠傾聽民眾的疾苦，並且積極從事著同工農群眾結合、為他們維權、替民眾排憂解難的新道路，在這些知識份子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前蘇聯和東歐前共產黨國家威權政治體制下獨立知識份子的影子，他們正在從事著索爾仁尼琴、哈維爾、庫龍和馬佐維耶斯基等所做過的有意義的事情。
胡錦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