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大會效應已經逐漸發酵，馬侃從落後歐巴馬八個百分點到反超歐巴馬三個百分點。老麥提名佩林為副總統候選人可說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布局。
我全程觀看了歐巴馬和馬侃接受提名的演說。總的感覺是歐巴馬的演說令人興奮，蓋因其演說充滿美好藍圖和許諾--似乎選擇了歐巴馬，每個人的荷包就會鼓起來，所有的危機就都將過去。這些許諾聽起來鏗鏘有力並讓現場觀眾為之歡呼，但是我卻未聽到歐巴馬談及他如何具體實現他的藍圖。這種感覺和我2004年在喬治梅森大學聆聽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約翰·凱瑞(John Kerry)的現場演說時差不多。
相反，馬侃的演說令人感動並引人思考。他沒有像歐巴馬那樣大談利益，而是談及許多對美國人來說最珍視的價值觀，比如自由、奉獻、愛國、廉潔、節儉、減少政府干預以及對家庭的重視。馬侃的妻子辛迪則講述她和丈夫在孟加拉遇到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後如何收養她並使她成為家庭的一員。馬侃的越戰經歷展示了一個鐵漢的形象，收養孤兒則展示了他柔情的一面。
事實上，我對佩林的演說並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倒是牢牢記住了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演說中談到的一個事實："歐巴馬在做伊利諾伊州議員的時候，有130次不知道應該投票‘贊成'還是‘反對'。這實在太難了。他投了‘出席'。......作為美國總統，你不能投‘出席'，你必須做決定。......他在做聯邦參議員期間沒有一次展現領導才能，沒有推動一次重要法案的立法。......他沒有管理過一個城市、一個州、一個企業，沒有領導過民眾面對危機。"
儘管兩個候選人的經歷和立場如此不同，仍然各自得到了將近一半的選民支持。這就是民主，或者說民眾的多元化選擇。作為候選人，為了選票必須拉攏中間選民，做很多妥協和讓步，有時是原則性的讓步，並時時考慮選民最願意聽到什麼。因此在我看來最具道德感的候選人甚至無法進入提名的行列。在此過程中媒體對信息的報導、引導和過濾也起到了左右大局的作用。
多年來我常私下裡談及我提出的一個理論，民主的結果就是算兩個平均數：一個是整個社會的道德平均數；一個是大眾智慧的平均數。如果一個候選人的眼光或道德遠遠超過普通人，那麼他反而得不到最多的選票，而只能嘆息曲高和寡。近代的選舉，除了個別的異數（如羅納德·里根）大多難逃此命運。
也就是說，只有道德相對高尚和智慧相對深邃的社會，才能通過民主選舉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這才是民主在某些社會很成功，而在某些社會不那麼成功的真正原因。反過來講，無論民主在某些國家或地區顯得多麼不成功，也遠沒有中共專制制度那麼邪惡。
在民主社會，如果誰要幹一件出格的壞事，就要受到社會整體道德和智慧的制約。這種制約性在做好事上也能體現出來。因此，民主社會具備了相對的穩定性，或者說乾大好事或大壞事的效率都比較低。
坦率地說，我認為民主選舉能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歐巴馬的變革(Change)"或"馬侃的改革(Reform)"的概率並不高，但我還是衷心希望新總統能夠在對中共的政策上回到里根的路線上來，即保持對共產黨最清醒的認識、在堅守基本道德原則的情況下通過接觸來對獨裁者施加壓力、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坦率指出共產政權的邪惡、並盡力幫助共產國家的民眾爭取自由。因為這不僅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也關乎14億中國人的福祉，以及候選人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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