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文化裡有"文死諫，武死戰。""武死戰"，好理解。外敵入侵，保家衛國；百姓造反，蕩寇平亂；當然是要拿命去拼的。"文死諫"，則是中國特色，需要拐個彎才能接受。商紂王酒池肉林，炮烙蠆盆，叔父丞相比干進諫，賜死剖心；岳飛精忠報國，落了個風波亭枉死......例子多如牛毛。這些忠臣都名垂青史，千古流芳，萬世敬仰。於是就形成了忠的文化。以忠為本、以忠為志、以忠為則、以忠為榮、盡忠蹈死！
封建末世清王朝，仍有數不清的忠臣死士。延至清與民國之交，還是有梁濟、王國維的以身殉清、殉忠文化。
清末戊戌年間，清宮太監寇連才，明知會死，竟仍公然違背祖制上疏諫慈禧太后支持光緒帝變法，終被活活杖殺。
忠文化綿延不絕兩千餘年，是有道理的。屈原的忠、司馬遷的忠、蘇武的忠、關羽的忠、岳飛的忠、史可法的忠、文天祥的忠、梁濟的忠、王國維的忠，他們忠的是國家忠的是民族忠的是道統。梁濟（梁漱溟之父）、王國維，於1918年、1927年先後投河自盡。梁漱溟在王國維死後撰文曰："......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云：‘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
這種"忠於世""惜吾道"的忠道統文化是構成中華優秀文化的很重要的內容之一，它不同於中共建政後完全異化的愚昧之極、既強迫強制又心甘情願、既匍匐叩拜又無可奈何的忠黨文化。
郭沫若早於1951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就當著毛澤東的面打出一面錦旗，上書"我們永遠跟著你！"，這是文化界向毛澤東獻忠的濫觴。
還是這個郭沫若，1963年為毛澤東在飛機上所攝照片題詩："難怪陽光格外明亮，原來窗內與窗外有著兩個太陽。"創肉麻為有趣以示忠的先河。
1969年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八億人"早請示、晚匯報"、大跳忠字舞、商店營業買賣時以背誦毛主席語錄為始終，是忠到頂頭、登峰造極，"把毛主席的指示融化在血液裡，落實在行動中"的標誌。
芸芸眾生、凡夫俗子的愚昧難以理喻；長期培養的黨員、幹部、紅人盡心盡忠自有道理；心中明白、利害驅使者言不由衷也情有可原；可為什麼幾乎是歷來全部被冤枉殘害瀕死的黨國要人、精英學子、平民百姓也都如此盡忠死忠、迷途不悟呢？這就不是簡單一句封建遺毒、愚昧愚忠可以解釋得了的。
彭真在中共建政前的1948年，於晉察冀的一次黨的大會上率先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這是新王朝將要建立之際，聰明的臣子藉助舊文化的造忠；彭真遭毛整肅時，向專案組一再提醒此點，則是人遭滅頂之災時，總要撈一根稻草的乞忠。
陳伯達被關進秦城監獄時，再三再四地說明自己在內戰時期救過毛澤東一回，也是類乎彭真臨沒頂時的乞忠行為。
劉少奇被斗後，徘徊於毛澤東住所路口，冀其邂逅一見毛，向毛表示願回農村種地。這是絕望時的哀憐乞忠。
臧克家人稱四朝元老，毛澤東、四人幫、華國鋒、鄧小平時代都很吃香。臧的忠是臻於頂峰的世故、圓滑。
馮友蘭批林批孔，出賣老本，不忠學術，獻媚皇后，改忠皇上。馮的忠純是利益驅使，是"仁義禮智忠勇廉"，無"恥"了。
鄧拓是黨的筆桿子，文化革命中被逼自殺，遺書"毛主席萬歲！"這是明白人無奈何的忠。
老舍不堪毛澤東的紅衛兵毒打，投河時帶著手書的毛主席語錄幾十張。
翦伯讚夫婦被毛澤東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雙雙仰藥自盡時口袋裡的字條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潘光旦經歷了他自己形象地概括的四個"Ｓ"後半生：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每個英文單詞打頭為"Ｓ"）於1967年被折磨至死。葉篤義挽潘聯："平生不事積蓄，只落得兩袖清風，遺書萬卷；老來自勉服從，臨終時家破人亡，不怨一言。"這是鄧拓、老舍、翦伯讚、潘光旦之類的知識學人哀切苦澀的忠。
聶紺弩，文化界錚錚鐵漢子，人譽第二個魯迅者，在牢獄中渡過了半生後，有述懷詩曰："手提肝膽輪囷血，呆對車窗站到明。"
時人著書讚當代大禹黃萬里，通篇不離"披肝瀝膽、忠心耿耿、負冤含屈"之類詞語，所引詩句有"誰知貶謫崎嶇路，多少提頭直諫人！"
為什麼知識人如此受冤，還總是離不開"忠"？
所有中共治下的人，都還沒跳出"忠"的藩籬，都還在中共的思想理論框束下制約下思維。因而不被理解不被接受自以為的正確、好心好意就會覺得"冤"，就會竭力聲訴辯解，而怎麼也不可能脫出那"忠"字的掌心。
流亡作家馬建說："至今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作家堅持自己的立場，要求不平反以證實自己確實是右派，即反對黨的領導也反對社會主義專制。沒有。"此話說對了前半句，錯了後半句。因為沒有一個右派真的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真正的悲劇也正在此！時代、文化的悲劇！無可更易的、更大的更深切的悲劇是至今亦然，連海外向中共頻送秋波者還是大多數。文化的力量大極了！
黨，是正義、是真理的化身；黨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正義，就是真理。黨已等同於封建社會的"天"、天子──皇帝了。這一"雷池"，無論是誰，50餘年來，大陸知識人沒有能越半步。即使對毛澤東有離心，卻從來不會對黨離德，更不會對黨的理論思想主義有懷疑。"為著全人類的解放事業"，這一偉大崇高堂皇頂天臻於至極的思想理論主義教條理想縛定了所有人的身心大腦。他們缺乏或者說沒有自己的思想。這是至死盡忠的緣由，這是總是悲劇的根源！
他們的愚忠，既是無可奈何，也是心甘情願。
所有的各種各樣的忠，構成了獨有特色的現代中華忠文化。
中共的統治，就依賴著這種忠文化，屢屢化險為夷，延續著延宕著。
最著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有"中國的良心"之譽的劉賓雁所疾呼所提倡的"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是指不要向雷鋒那樣作馴服工具的愚忠，而是要對黨的錯誤進行抵制，忠誠於黨的正確思想正確指示。無論如何詮釋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 "，這忠誠的指向是黨的正確的一面；或者說，不忠誠於現在錯誤的反動的一面；又或者說，曾經有過的正確的一面，將要再有的正確的一面；如果更進一步地提高這忠誠的指向，是指一個正確的主義、一個正確的思想。這種忠不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道統，而是忠於黨派忠於自己尋求獻身的事業。如果一定要說這種忠是忠於道統，那麼，這是將黨派視為道統視為國家視為民族。這個黨派就要是像仁義道德、像真善美、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像國家民族一樣神聖一樣永恆了。這是不可能的！
這"第二種忠誠 "，受到了中共黨內有識高官的歡迎和讚賞。人大委員長萬里在1986年7月31日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離開講稿，即興說道：我為什麼贊成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呢？我們黨需要這種忠誠。不是批判他嗎？我找來看了。我們黨需要這種忠誠！我同意劉賓雁的觀點......我們不但需要雷鋒式的第一種忠誠，還需要陳世忠式的第二種忠誠。"（幾天後，萬里約見劉賓雁。）"萬里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摘自《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從少年時代起就有追求，追求主義、道理，美好的主義美好的道理，正確的主義正確的道理，所有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都涵括在主義道理裡頭。劉賓雁最終認定了共產黨的思想理論代表了這些美好，於是他選定了共產黨。一旦選定了共產黨，共產黨的制度文化就無可避免地影響了劉賓雁的一生。在他發現這個黨是一個反動罪惡的黨時，劉賓雁還總希望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或者說總不能相信自己錯了。在蘇東波一瀉千丈一潰無遺的事實面前，在大陸當政者殘忍慘毒屠殺折磨人民的真相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無需任何懷疑辯駁的時刻，劉賓雁還是希望那個殺人的主義是對的。他一邊義無反顧地譴責當政者的荼毒無人性，一邊苦心孤詣地號呼嘴勿歪念正經。在他的內心世界，他還是沒有跳出對黨的忠誠，對主義的忠誠。這就是劉賓雁，晚年的劉賓雁，最真實的劉賓雁！
這樣的劉賓雁，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是值得非常欣賞的劉賓雁，因為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劉賓雁。可以說，劉賓雁這個時候的頑固堅持，毋寧說是忠誠黨、追求正確美好的主義道理，不如說已進而忠誠、追求、堅持人性的真善美了。
劉賓雁，終其一生，在矛盾中。他的猶豫、他的掙扎、他的不徹底，盡在這矛盾中！他的真實，他的人性、他的良心、他的可貴，也無不在這矛盾中。徹底否定主義，也就是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徹底否定自己的一生，這是非常痛苦的事。周揚、胡喬木、陸定一、胡績偉、李銳之屬，何嘗不明白主義是禍根，可就是沒有勇氣走出來，因素很多，這會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徹底否定自己的一生，徹底否定自己一生的價值是最主要的。這是人性！劉賓雁走出了大半──否定施虐者，是人性，但抓住主義這根稻草，以"好經給歪嘴和尚念了"為理由為安慰，自欺欺人，也是人性，更是人性！
當然，這是侷限，是劉賓雁的侷限，也是時代的侷限，幾代人的侷限。無論胡風、章伯鈞、顧准、張中曉、李慎之，還是張志新、王申酉、遇羅克都脫不了這侷限；剛烈、徹底如林昭，也有扮作竇兒喊冤的時刻和心態。可以說，大陸那幾代人，概莫能外。老到成熟的魯迅，也將人的出汗分為林妹妹黛玉的香汗和倔老漢焦大的臭汗。
然而，在看到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的侷限時，絕不能忽視劉賓雁一以貫之對人性的堅守。大陸當今的境況，人性的全面沉淪墮落，愈演愈烈。目前，看不到人性復歸的希望。劉賓雁對人性的堅守，就蘊涵著深遠而偉大的意義。
從劉賓雁的矛盾中深入發掘，可以見出人性的真實和輝煌。在事實的鐵證面前，在感情的漩渦中，劉賓雁尋找理性的支持來安慰來肯定自己，這中間該有多少不解、疑惑、苦悶、猶豫、彷徨、掙扎、浮沉的痛苦！？值得慶幸的是，無論如何痛苦，無論心在如何支離破碎地咬嚙，劉賓雁在這種極端的矛盾痛苦中仍然穩穩地、牢牢地、定定地守住了仁義、博愛、誠實、正直、慈悲、擔當、良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守住了這些人性這些道統，才可以說劉賓雁忠誠的指向已經不是黨，不是主義，不是道理，而是人性了！
劉賓雁，是我們這個扭曲的時代，體現最活生生的最真實的人性真善美的最大標誌。
最近辭世的何家棟先生和劉賓雁是同代人同路人，他們有驚人相似的煉獄般經歷，也有完全一致的"第二種忠誠"。何家棟以自身的頑強執著證實了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的廣泛存在，劉賓雁以"第二種忠誠"提升、明確了何家棟和自己最終沒能跳出忠黨文化的樊籬。
何家棟生前有篇重要文章"我們來自何處又去往哪裡──《世紀之交的戰略性思考》序"（2001年著，載《觀察》網站），把"12．9"運動劃分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一個思想階段，把胡喬木作為這個階段湧現的且在八、九○年代發生大影響的思想家來定位。筆者拜讀余英時先生《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發現其中關於"12．9"運動的考證和論述與何先生對"12．9"運動的看法迥然相異，頗引人深思。
何家棟認為，20世紀中國思想家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代人：世紀之交的一代、"5．4"一代、"12．9"一代，"4．5"一代和世紀末的一代。......
......與"5．4"一代思想紛呈、流派林立的情況不同，"12．9"一代的思想相當一致。由於時代的原因，雖然如費孝通、錢鐘書這樣的一流學者產生於黨外的學術殿堂，多數具有思想家氣質和抱負的知識份子都匯聚到了中共黨內。......
"12．9"一代的閱讀面是相當狹窄的，佔主導地位的並不是國民黨的"黨義"讀物，而是《鐵流》、《毀滅》、《母親》這樣的蘇聯文學譯著和艾思奇《大眾哲學》一類的馬克思主義簡易讀物，雖然"黨義"讀物與後者之間也有一定的親緣關係。
"12．9" 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個主要目標：對外是獨立自主、伸張國權，對內是通過計畫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軌道上實現國家統一。由於中日戰爭、國共對立的殘酷性，由於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了啟蒙"，"12．9"一代在延安整風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為特色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新中國的大一統思想。這樣，也就延後了"12．9"一代思想家的產生。
劃分歷史，各有標桿。對於"12．9"運動，何家棟明顯地以中共黨文化的標桿思維與論述歷史。"多數具有思想家氣質和抱負的知識份子都匯聚到了中共黨內。" 這同歷史事實相違了，是典型的黨文化的語言。其實這裡"多數"的計算本身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歷史標準，早把眾多異己知識人都排斥在外。他既能看到問題 "‘12．9'一代的閱讀面是相當狹窄的，佔主導地位的並不是國民黨的‘黨義'讀物，而是《鐵流》、《毀滅》、《母親》這樣的蘇聯文學譯著和艾思奇《大眾哲學》一類的馬克思主義簡易讀物......"卻仍然堅持把受這些遵命文學和馬列主義普及簡易讀物熏陶影響者視為思想家，把這個階段定位為一個思想階段。他甚至能很清醒地指出"‘12．9'一代在延安整風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為特色的毛澤東思想作為新中國的大一統思想。"
這就是說，對於這一歷史階段的定位，何家棟是從中共黨史的立場，從毛澤東思想的角度來分析來思維來總結的。我們應該理解何家棟作為受"12．9"運動影響而參加革命者，對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天然地抱有親切感認同感回歸感；但無庸諱言，這也是他作為中共的一員，始終對這個黨懷有深厚感情的一大原因。這也正是何家棟在論述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脈絡時會把"12．9"運動作為一個思想階段來定位的根本所在。
1935 的"12．9"學生運動是完全在中共操控下發生的。在中共黨史上，它是很重要的一頁，何家棟視它為一個思想階段與黨史對它的定位是一致的；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抗日史上，國共兩黨對它則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在學人眼裡，它又是另一番景象。歷史學家余英時在《重尋胡適歷程》中對"12．9"運動的考證和論述，作為局外人與局內人何家棟的看法相映成趣，太能說明問題了。恕我大段引文如下：
......1935 年的"12．9"在一個關鍵的方面，斷然不同於1919年的"5．4"如傅斯年（1896∼1950）在1946年時所作的回憶："5．4"的學潮大不同。"5．4"全是自動的，"5．4"的那天上午，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傅樂成，1969：62∼63）然而，就1935年"12．9"學生示威運動而言，今天我們知道，一切新啟蒙運動，它也是由共產黨地下基層組織細密策劃與執行的。根據北方局黨書記高文華（活躍於1930年代）的第一手記述："學生動亂在‘12．9'運動中達到高潮。我們在北方局裡支持且領導了此一愛國運動。趙升陽、柯慶施、陳伯達等同志為黨中央的領導。公開場合的直接領導人，則包括李昌、蔣南翔（清華大學支部黨書記）、林楓、姚依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 "（高文華，1982:187；葉永烈，1990:102）。此外，1935年，在"12．9"示威運動中被描述為"中國的聖女貞德"的學生領袖陸璀（活躍於1930年代），在她紀念這一事件60週年宣傳文集中，公開承認，她那時在地下黨組織的直接指揮下工作（陸璀，1995:7、19）。明顯地，被巧妙策劃來相互奧援的這兩場運動──"12．9"與新啟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免讓人聯想到狹義的"5．4"（1919年的學生示威運動）與廣義的 "5．4"（胡適於新潮社所謂的"文藝復興"）之間的關係。但是"12．9"與新啟蒙運動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局的地下共產黨組織，因此說前者是 "1919年學生運動的目標直接延續和實現"，而後者是"‘5．4'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似乎沒有什麼意義。（《重尋胡適歷程》247∼24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余先生作為局外人很客氣，對將"12．9"和"5．4"相提並論，委婉地批評說"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其實是什麼意義也沒有，"12．9"與"5．4"二者扯不上。
魯迅說："搗鬼有術，也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事功，若搗鬼，尚且成不了，遑論思想！思想何能靠搗鬼形成、確立？！駐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美國飛彈炸毀後，大陸"憤青"們在中共的縱容指使下遊行示威、砸美國大使館領事館的種種；追溯上去，文革時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種種，以及遵命抗美排日反蘇斥俄援越幫柬支埃及要巴拿馬......──這"我們也可以說不！"的種種，其聲勢可以浩大到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其地域範圍可以遍及北京、上海幾十個、幾百個大中城市以至全中國，其時間跨度延續到57年後，較之"12．9"運動，規模宏大到幾十倍幾百倍，但能把這一切操控搗鬼的大動作看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存留歷史的有價值的思想階段嗎？
請再看余英時對"12．9"的細節考證，以見操控搗鬼的事實：
"12．9" 是劉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傑作。當時中共為瞭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為這一新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12．9"運動。關於這一點，當年的參與者已公開站出來，作了及其坦率的交代。（1）......蕭公權先生回憶當時清華的情況，恰可與北大相印證。他說：赤色陰謀家事先已指使黨徒和同路人滲入清華。教職員和學生當中有多少人有心或無意地參與陰謀，為外人無從知道。我想為數不會很多，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07）
蕭先生雖不知內情，推理則十分精確。所以12月9日以後，北大的學生終於北捲入了運動之中。同一天的《日記》接著記下午3點後的情形，說：從長安（飯店）出來，過王府井大街，見有學生一隊，似是遊行到此。車過東安門大街，見最後一部分打著北京大學旗子，約有三、四十人。他們見我的車子，都紛紛私語。
我趕到第二院，見著鄭秘書長（天挺），始知遊行隊伍到第一院門口站了15分鐘，高喊"歡迎北大同學參加"的口號。有幾十個同學忍不住了，出去加入遊行。
我回到家中，得鄭秘書長電話，知遊行隊伍已散了。晚上居仁堂打電話來，邀各校校長開會商議學生遊行事。（中略）秦德純市長報告，今天高橋武官去市府抗議，說今天學生遊行，是有背景，主謀人是蔣夢麟與胡適。
......
胡適在1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孟真說我近日脾氣不好！其實我這幾天的失望比前20天更大。青年人沒有知識，沒有領袖，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今天城內各校傳說日本兵到清華，打傷了幾個學生，死了一個。城外各校則傳說師大前天死了一個女生，並說死在協和醫院！城裡造城外的謠言，城外造城裡的謠言！可憐！城裡城外互造謠言以"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自是"12．9"學生運動的實況，因《胡適日記》而保存下來，但胡適的理解則完全錯誤。他限於 "5．4"運動的經驗，以為學運的領袖都是公開站出來領導，如傅斯年、羅加倫、段錫朋、羅隆基等皆是明證。
"12．9" 沒有五四型的學生領袖，是因為它的"領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組織。"城裡城外"互造"謠言"以保持運動的熱度不下降，其實正是出於"領袖"的暗中策劃。"12．9"在北大的最後高潮發生在12月31日下午蔣夢麟校長所召開的全體學生大會。根據胡適貼存的剪報，這次到會的學生有600人，空氣十分緊張。下面是《胡適日記》關於這次大會的簡單記述：
十點夢麟電話邀去談話。各校長都到。昨天北大學生代表會議議決二事：
1、南下請願，2、反對提前放假。我們今天議決，由北大校長下午召開學生會，看結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3點趕到北大三院，剛開會。夢麟先生先報告，次請我說話。我剛起立，即有幾個學生江之源等大聲"噓"我，我從容把大衣脫下，上臺講話。
說了半點鐘，我提議請校長測驗公意，以二事付表決：1、1月4日提前放假，2、如不放假，1月4日復課。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說這是談話會，不是學生會。我告訴他們：這是最大的全體學生會，我們要問問全體學生的意見。如果多數學生不贊成昨天的代表會議決議，代表應該反省，應該復議他們的決議。如果少數人把持不許同學多數有個表示的機會，這種把持是不會持久的，將來必要被打到的。我請夢麟把問題寫在黑板上，先表決：
1、4日提前放假，無人舉手。
2、不贊成提前（放）假，約有七、八十人舉手。次表決4日復課：舉手者101人次表決不復課舉手者七、八人。有人喊，"不要表決！"那幾隻手又放下了。結果是零。
......
另外一封署名"學生友仁"......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摘引最有關的一段。他是這樣說的：近因時局轉變，我們有第一次的議決案──罷課3天表示點真正民意──我當然極端贊成。第二次的無限期罷課議決案發表出來，我們有幾位同學負責向學生會建議，告訴他們對於這樣大的難題，應當召開全體大會，讓大家有充分討論的機會，然後舉行全體總投票（因大會總有不到者）。不料我們所得著的答覆："不識時務，膽大妄為。"悶了20多天......那天召開談話會，我當然是贊成復課的一員。不過看到少數藏在群眾中做那種不露面的流氓（實在無以名之），用極卑鄙的手段威嚇別人，而有些同學也就被嚇唬住了，不敢舉手。......
...... 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體地指出北大少數學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數同學的意見，如何蠻橫地把持著所謂"學生會"，而且還揭發了那次全體大會舉手投票時台下學生的活動實況──這是胡適在台上絕對覺察不到的。原來那天舉手的人數僅有100人上下，是因為少數"藏在群眾中......的流氓"用種種"極卑鄙的手段" 把本想舉手的學生們威脅住了。這封信完全證實了上引蕭公權先生的觀察："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 "（《重尋胡適歷程》39、40、42∼4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何家棟也許未看見過或不知道余英時說的這些情況，也許他知道的更詳細更透底。無論知道或不知道，何家棟對"12．9"運動的看法與余英時是如此地相異，是絕不可能一致的。相同的一件事，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看法和結論會截然相反，這在史學研究中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余英時和何家棟的不同看法孰客觀孰公正孰能作為歷史留下來，也是毋庸置疑的。
何家棟在上世紀五、六○年代，編寫的《把一切獻給黨》、《趙一曼》、《我的一家》、《革命母親夏娘娘》、《王若飛在獄中》、《方志敏戰鬥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記毛主席在陝北戰爭中》、《劉志丹》等等諸多革命書籍膾炙人口、風靡一時，配合著黨的方針政策，教育、浸潤、異化了好幾代人的思想和心靈。何家棟對黨的忠誠不亞於劉賓雁，對黨的貢獻大於劉賓雁，可這個黨還是把他打入了另冊。何家棟在煉獄裡所受的煎熬甚於劉賓雁，他的兩個兒子都被這個黨折磨死了。
晚年的何家棟醒悟了。何家棟說：這個黨，不是他們的。我們的黨不是這樣的。我們要找回自己的黨（大意）。這比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似乎進了一步，就差另立黨中央了。但是仍然未能最後走出忠黨的老路。海外有魏碑者，有相似而更明確的思路。魏碑在"有關劉賓雁、共產黨與其他"一文中說：
於是我覺得共產黨的精英們，應該明智寫出一個"共產黨再宣言"之類的東西，在其中肯定自己當初的高尚理想和歷史功績，然後明確宣布自己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和平退出歷史舞臺，然後改變名稱，大幅修改黨章，分步驟還政於民。當然在89∼64之後，這個可能性對於中共自身已經微乎其微，但對劉賓雁、蘇紹智、王若水這樣的人來說，他們完全可以共產黨的正統自居，逕自來做這個宣言，這對於這場轟轟烈烈盛行了大半個世紀的世界性運動的結束和轉變，也應該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關於這個想法，我最想告訴和討論的對像當然是劉賓雁，但其後幾年我好像一直沒遇到合適的機會。記得清的是91年前後在普林斯頓，我碰到機會當面跟蘇紹智講過，他當時很感興趣，說日後找我詳談，但不知何故，日後不了了之。（《劉賓雁紀念文集》312頁，明鏡出版社2006年版）
何家棟逝世後，何夫人陳蓓說："儘管如此，老伴對自己的人生抉擇依然無怨無悔，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有一次對看護他的子女喃喃說道：‘我愛你們啊，但是，這能比得上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黨嗎？'這樣熾烈如火的深情，這樣九死不悔的摯愛，真是可用一片丹心可對天來形容的。"（陳蓓：又是一個未了的心願（《新世紀》網站06年11月20日特稿）。如果說，這是未亡人在大陸那個環境裡可能多少有點言不由衷的應付場面的敷衍話，那麼何家棟有自編文集傳世，陳蓓說："老伴的《文集》中的所表述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問題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充溢著對社會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關切，表達出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赤膽忠心。"（陳蓓：又是一個未了的心願《新世紀》網站06年11月20日特稿）這應該是真實的反應。
何家棟的這一信馬愛黨忠黨的侷限從陳子明的以下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粉碎"四人幫"之後，老何的老搭檔王勉思在湖南少兒社當社長，就張羅著把《我的一家》、《趙一曼》等書署上何家棟的名字出版，一是為他正名，二是為他的"平反"增加一點份量。但被老何拒絕了。他說："不出名也就少丟人。""其實我並不怎麼看重我寫的東西，總以為自己還可以寫得更好些。過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現在重印《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為我所拒絕。《中國的保爾》電視劇請我當顧問，我把聘書退回，他們不收。我說：只要你們別署我的名字，也別說我提過意見，你們怎麼編都行，我不會找你們的麻煩，他們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過眼雲煙，何足挂齒。我懷疑今天宣傳這些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前人的功績能掩蓋後人的罪行嗎？"（陳子明：懷念何家棟。載《北京之春》2006年12月號）
何家棟的淡泊、高風十分難得，令人由衷地欽佩嘆服。但一句"前人的功績能掩蓋後人的罪行嗎？"也毫無歧義地說明瞭他的思想侷限。
說到底，何家棟諸先賢最終沒能走出忠黨的窠臼。無論對這個黨的罪孽如何痛恨，這種恨，總也脫不出越不了"恨鐵不成鋼"的雷池。這同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是完全一致的。這是為什麼？他們的根本侷限在哪兒？就是因為他們始終糾纏在這麼個怪圈中：這個黨的理論主義思想原本是好的對的正確的益世的完美的，被毛澤東篡改了歪曲了糟蹋了變質了，應該尋求恢復原本正確的黨的理論主義思想。列寧主義不對，斯大林是暴君，毛澤東思想反動，但是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人道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對的還是好的。這是他們堅決堅持的底線。他們對毛澤東離心，但對黨不離德。他們將毛澤東和共產黨剝離，以便自慰與證實忠黨是對的，是忠主義忠思想忠道統而非忠領袖個人崇拜。於是，"第二種忠誠"的發現和存在應運而生。
一句話，他們沒有完全走出來。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思想！哪怕是如胡適認準了的泊來思想，他們也未確立。這不僅是何家棟諸先賢的侷限，也是當今全體中國知識人的侷限。正如熱愛敬重何家棟劉賓雁諸先賢如筆者的知識人拳拳愷愷竭盡心智往積極方面詮釋"第二種忠誠"的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異曲同工的侷限！知識人總還是自覺不自覺地在黨文化的樊籬內思維、踉蹌、跳躍。
馬克思主義本身無論正誤，在前蘇聯、在東歐、在東南亞、在北韓、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尤其在中國大陸的實踐，已注定了是罪孽、是為禍人類的大罪孽。那麼，去爭辯、證實原教旨、人道、科學、進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地不同於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閹割歪曲變種了的馬克思主義，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學術上有益的探討罷了，於歷史事實、於已被荼毒的各民族、被殘害的億萬生靈則已毫無用處了！難道要將無比正確的原教旨、人道、科學、進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再來一番" 交學費"式的實踐以證實爭辯的輸贏麼？以試驗人類社會的更加美好麼？！
以何家棟諸先賢之優秀，一置身其中，就不由自主地受到黨文化的影響制約，這恐怕只能是人類人性的侷限才能予以解釋的。
這個荼毒人類的黨，不僅依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諸黨魁耀武，也恃仗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劉賓雁、何家棟......諸先賢以及包括筆者在內芸芸眾生曾經的或會繼續著的無怨無悔忠心耿耿揚威，而得以延續延宕。說到底，我們這個民族、16億中國人，都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澤東早就有見及此。知識人卻一直在徘徊、彷徨，被黨文化的厚皮矇蔽粘附，在忠文化的深淵中不能自拔。一代代地更換核心，一次次地換湯不換藥。知識人卻總是一次不落地抱有希望──幻滅──再希望......。中國上世紀後一半的思想史，實際上是除了毛澤東思想再無其它思想的思想史。如此，沒有自己的思想，是絕無可能脫離黨文化的厚皮、走出因循忠文化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