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日上午12時左右，我來到天安門前，當我走到天安門城樓，東、西觀禮臺外面路上，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突然走到我面前，先是虛偽作態地給我行了個舉手禮，為他後面野蠻的行為作了個"文明"的鋪墊。然後就一臉凶相地問道"你包裡提的是什麼東西"？
我手裡提了一個長約40公分、寬約30公分的小小購物塑料手提包。裡面放著我的幾篇詩詞，文章，幾張名片，一個小照相機。總重量最多一斤，包呈扁平形，並非脹鼓鼓，一眼就可從外觀上斷定裡面不可能有定時炸彈，或楊佳先生的快刀。然而這位警察卻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檢查我這個小提包。我很客氣地請他出示搜查證。卻遭到他蠻橫地拒絕。聲稱"我們奉命行事，不需要出示什麼搜查證"。而且未經我同意便粗暴地打開了我的提包。
當他看到手提包內一目瞭然，就是一個小相機，幾張紙時，竟然將紙逐頁展開，邊翻看邊問"這寫的是什麼"？我說"你看呀，這是我的詩詞文章，你看得懂嗎"？他說"我是大學本科的 "。言下之意他當然看得懂。我說"我看你在校也大概是個劣等生，所以只好來當警察，而且不懂法，你己經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了"。該警察一聽竟然說"什麼叫人權？我侵犯你的什麼人權了"？我說"你連什麼叫人權都不懂，可見是個劣等生，你還當警察，去學點起碼的法律知識吧！你隨便亂搜查公民，當然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這時他似乎惱羞成怒，竟然一不做二不休似的，伸手就在我胸前摸了一把，其身手十分敏捷，我這個古稀老人自然猝不及防，被他"摸"了個一清二楚。不過他臉上卻露出失望的表情，因為他既未"摸"到刀、槍，更未發現人體炸彈之類的蹤跡。看來，他要在我身上立大功、受大獎，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然而他在"山重水復疑無路"時，似乎發現"柳岸花明又一村"了。因為這時他在我的提包內，看見了我的一張名片，上面赫然印著："二十世紀資深持不同政見者，榮膺一九五七年右派美譽、自由撰稿人、詩人嚴家偉"別的他看不懂，"右派"二字，在警察的眼中不但知其意，而且是個"敏感詞"。於是他又像服用了興奮劑一樣地來勁了。他說"啊，你就是這名片上的嚴家偉嗎？"我說"是不是都沒必要告訴你"。他又問"你到北京來上訪的嗎？"我說"你無權過問，上訪又怎麼樣"？這時，那位惡警終於撕下了最後的一點遮羞布，惡狠狠地說"這裡是天安門廣場，你不能留在這裡，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就是不能在這裡"！我問他"為什麼？你這樣作的法律依據何在"？他蠻不講理地說"不知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我問他奉誰的命？回答仍然是"不知道"！
這時我注意看清了他制服左胸上的警號是：51890。他也注意到了我在看他的警號。有恃無恐地說，"你看清楚好了，要去投訴沒關係"！可見這不是他個人的行為，他背後是一個視人權如無物，視人命如草芥的獨裁專制的體制。在這個專制體制下，公民個人的人身權利，是幾乎一分錢都不值的。也根本無任何道理可講。所以這個小小的警察，竟敢在象徵"人民共和國"的天安門廣場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眾多熙來攘往的中外遊客，在當年毛澤東大言不慚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老毛頭像的下面，肆無忌憚地侵犯一個中國老年公民的人權。而且做得那樣的"心安理得"，那樣的得心應手，那樣的有恃無恐，似乎只是小萊一碟而已。可見這決非是個別或偶然的一例，而是他們習以為常的例行公事了。難怪那麼多中外遊客，目睹該警察如此囂張的惡行，盡都見怪不怪，任其作惡，這也是中國今日的一大悲哀。因此為了避免惡警的報復，騷擾，只好在我結束旅遊離開北京時才將此稿投寄媒體。
我對這位警察先生，如此胡作非為，騷擾、欺負、隨意侵犯一個古稀老人的公民人權的惡行，除了感到憤慨外，更多地覺得他也很可憐。他只不過是這個體制下，人家操縱的一枚棋子，一樣工具，一個螺絲釘，一具玩偶。他為了吃飯，或進一步過上點吃香喝辣，花天酒地的生活，便不惜出賣人格，良心，幹一些他自己心裏也明白是非法、非正義、不光彩的醜事。對於這種人我只想借用中國民間的一句俗語告誡他：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2008年10月5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