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前一種看法的一位，就是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海歸經濟學教授李稻葵。他在央視經濟頻道上提出了中國面對危機的攻守方略，變危機為機遇，確保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三十年。對於中國如何在這場危機中獨善其身，李稻葵其實並無高見，他知道擴大出口和加大投資已經行不通，於是空洞地提出要政府搞赤字來刺激消費。不過對於如何趁人之危，李稻葵倒是提出了比那些主張抄海外資產底的人不同的主張，他主張通過戰略性投資，培養一部分的中國的政府的官員，逐步進入西方金融機構的董事會，獲得知情權甚至控股權，在西方金融系統中留下眼線或特洛伊木馬。
不過，今日中國對這種近乎天方夜譚的"海歸"宏論，已沒有多少人感興趣，因為稍有常識的人都清楚，中國走向亂世的可能性將因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而急劇增大。短期之內，中國在這場全球金融海嘯中確實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這是因為，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中國是一個債權人，而不是陷入支付危機的債務人。但是，中國的無奈就在於，作為債權人，中國卻沒有能力趁機以低價獲得債務人的優良資產，因為中國的官僚不僅沒有本事去識別這些資產，更沒有本事去管理這些資產。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完全沒有信心和能力防止自己的官僚吃裡爬外，以大量損失國家利益來換取個人利益。這樣一來，中國只好聽任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大量發行貨幣來稀釋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債權，導致中國海外金融資產的大幅貶值。
當然，此時的溫家寶已經不在意中國外匯儲備的巨額貶值，因為他有更大的麻煩要面對。為了抑制通脹，溫家寶搞了十個月的貨幣緊縮，國內經濟元氣大傷。現在，溫家寶不得不進行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以阻止中國經濟出現災難性的衰退。所有人都知道，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在於提高內需，尤其是提高農民的消費需求。但是，中國老百姓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並非是一個新問題，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個老大難問題對中共當局到底意味著什麼？
中國之所以走上了高度依賴出口需求的畸形發展模式，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中共當權者始終堅持"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方針，他們寧可把大量的購買力白白地輸送給發達國家，也不願意提升中國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因為他們直覺地認識到，提升中國百姓的權利，最終會威脅到自己的特權，威脅到共產黨的江山。問題是，不提升普通百姓的基本權利，就不可能提升國民消費需求的比重。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堵住了中國擴大出口來支持增長的路，迫使中共當局不得不面對中國百姓，特別是面對中國農民的基本權利問題。
那麼，中共當局有能力提升農民基本權利嗎？過去，在外部經濟形勢有利的情況下他們尚且做不到，有什麼理由相信，在嚴峻的世界經濟環境下，他們卻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呢？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充滿畫餅充飢的空話。順境之中，空話或許無妨，但面對逆境依然空話連篇，就不能不說是不祥之兆了。這些空話提醒我們，危機時刻，中共對自己平庸無能的領導還是毫無辦法。如果這個問題繼續拖下去而全球金融危機也繼續惡化，中國危機完全有可能全面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