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圖片)
楊佳案舉國矚目，對"楊大俠"的讚美遍及網路。此案的性質已遠遠超越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而關係到中國司法制度的公共信譽。能否公正地審理楊佳案，不僅是對上海司法機關的考驗，更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考驗。
上海警方沒有給楊佳"一個公正的說法"，楊佳就以暴力殺警給了上海警方"一個復仇的說法"。慘案過後，公眾期待中國司法能給楊佳案"一個公正的說法"。在中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即便楊佳難逃死刑，但只要遵循司法程序正義，在審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楊佳也能死得明白，民意的期待才不會落空。
遺憾的是，從案發到一審再到二審，此案的進展讓人失望甚至憤怒。以政法委書記吳志明為首的上海司法機構（公檢法）公然違反司法程序和踐踏司法良知，一面膽小如鼠，將楊佳案置於自己的壟斷掌控下，嚴控相關證人（楊母失蹤，郟嘯寅被捕），不敢公布楊佳案的真相，不敢說清楊佳母親的下落，不敢讓楊佳聘請中意的律師，不敢公布關乎案情的全部錄像，不敢讓涉案的七名警察出庭作證，對外只發布有利於上海警方的一面之詞，另一面膽大包天，寧冒千夫所指，也要濫用權力操控楊佳案的審理，毫不避嫌地擔當辦案主角，不顧忌精神鑑定單位的資格問題，拒絕楊佳父親為兒子聘請的北京律師，執意指定"自己人"擔任楊佳的律師，即便在楊佳本人的要求和強大公共輿論的壓力下，二審時換了律師，但二審律師仍然不是楊佳的父親聘請的北京律師，而是上海當局的"自己人"翟建律師。
更離奇的是，作為楊佳殺警動機的最直接證人的楊佳之母，在案發後就"人間蒸發"了，楊佳的姨媽和父親通過各種渠道尋找，但楊佳案至今已經將近四個月了，楊母仍然渺無音訊，就連北京警方也不知其下落。而媒體中關於楊母的唯一信息，居然是由一審律師謝有明透露的。謝律師似乎具有神奇的功能，他一下就找到了楊母，而且拿到了楊母指定他為代理律師的授權書。
中國人愛面子，中國的掌權者尤甚。但在楊佳案的審理上，上海官權完全不要臉了，赤裸裸地公器私用，肆無忌憚踐踏司法公正。中央政權也不要"親民"、"和諧"的面子了，赤裸裸地罔顧民意、官官相護。
在黨主司法的中國，除了來自北京的指令，再無其他力量能夠阻止上海當局以秘密審判來盡快了結楊佳案。奧運大戲開幕前，中共高層阻止了上海當局迅速了結楊佳案的企圖，將原本要在7月29日的開庭推遲到奧運落幕之後。但這種開庭時間推遲的決定，僅僅是胡溫中央基於平安奧運的權宜之計，一旦奧運大戲落幕，中共高層便不再約束上海當局，任由其罔顧基本的程序正義和民意對司法公正的期待，使司法公正再次成為黨國利益的犧牲品，使關注此案的公共期待完全落空。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黨中央庇護上海當局，一點兒也不奇怪。
首先，中央政府之所以任由上海當局的秘密審理，最直接的原因是對楊佳案真相的恐懼，進而是對真相可能引發的社會反應的恐懼。正是這種對真相及其民意反應的恐懼才是秘審楊佳案的動力。從中央到地方的官權都被這恐懼逼入黑箱，如同見不得陽光的蛀蟲。如果說，瓮安民變和楊佳殺警戳破了和諧盛世神話；那麼，秘審楊佳案就戳破了北京奧運吹起來的自信泡沫。
其次，中共政權的獨裁性質並沒有改變，它從來不是人權的保護者而是最危險的侵犯者，也從來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奴役制的維護者。它非但不會讓國人免受暴力的威脅，反而總是使用暴力對付民眾。它制定了法律，但它是否依法行政完全取決於獨裁黨的私利和意願，衙門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國民只能在得到衙門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
在網上看關於楊佳案的爭論，其中混雜有"京滬恩怨"的成分，我通過電郵詢問上海友人對楊佳案的看法，我的一位上海友人在回覆中說：上海警察在中國警察體系中算不上惡名昭著。即使如此，認同楊佳的上海市民依然佔到很大一個比例，......與此前的各種事件不同，楊佳非常具有維權意識，並非天生的‘暴民'，此次事件清晰地呈現了‘公民'被迫成為‘暴民'的過程，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楊佳。從某種意義上說，瓮安模式的盛行也與太石村模式的失敗有關，太石村村民一敗塗地、瓮安兩敗俱傷，既然如此，越來越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會選擇同歸於盡。拒絕對話、製造對抗，只會產生更多的楊佳和瓮安。"
奧運前後，中國社會瀰漫著日益嚴重的暴戾之氣，其主要根源，不是來自民間的暴力偏好，而是來自官權的暴虐統治。即便中共高調宣傳"無與倫比"的奧運，這種暴戾之氣並不會被金牌老大的成績"和諧"掉。現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海當局在楊佳案上的濫權，中央政權對上海當局濫權的默許，只能證明執政者仍然迷信暴力專政的統治方式，現行體制仍然是濫用警力和司法不公的庇護所。官權如此作為的民間效應，只能加強民間逆反，成倍地放大了這種暴戾氣氛，產生更多的民間暴力反抗，製造出更多的"大俠"或"英雄"。
君不見，胡溫中央庇護上海當局完成二審，非但不能平息公共輿論對此案的窮追猛打，反而讓楊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繼續發酵，現在，呼籲重審楊佳案和特赦楊佳的民間公開信，已經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贏得越來越的支持者。即便依靠時間的流逝，可以讓關於楊佳案的公共輿論漸漸消失，但中國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機，不但無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間情緒也會不斷上升，使已經愈演愈烈的警民衝突、官民衝突雪上加霜。
事實上，"以民為敵"的獨裁思維必然逼出"以官為仇"的民間逆反。楊佳案所引發的滔滔輿論，楊佳在民意中的大俠形象，已經進入歷史。民間懷念楊佳的方式，很可能演變為為楊佳樹碑立傳、每年祭奠楊佳，每有爆烈的官民衝突發生，民間必定想起楊佳。
中國改革已經三十年了，講究階級鬥爭的毛時代似乎早已遠去，但在中共政權的獨裁本質不變的制度環境下，今日的官僚們，僅僅在物質上遠遠超越了毛時代，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是毛的子孫，永遠"以民為敵"，把民眾當作"刁民"和"愚民"。
今天的官員們，也許不會背誦"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毛語錄，但"敵人意識"已經滲入他們的骨髓，非但不信任不尊重民意，反而把民眾當作"潛在的敵人"。所以，對民眾的不同政見和權益訴求，對官民衝突事件，官員的思維仍然是敵我先於真假、是非、善惡，只能用以民為敵的老套來為這些事件定性。
今天的官員們，也許不記得老祖宗"上智下愚"的古訓，但中共作為"先鋒隊"的特權意識，讓官員們深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馭民術。所以，每有官民衝突事件發生，官方必然把絕大多數參與者稱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彷彿數億國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會看、不會聽、不會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輕信謠傳，不辨是非和永遠錯判，只有等待父母官來揭開真相、辨別是非、揚善懲惡。這種獨裁製度特有的"餵養論"，既是衙門霸道對民意的侮辱，也是權力狂妄對民智的貶低。
然而，今日中國的民間，不再是愚昧而訓順的羔羊，而是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和維權活動高漲的民間。今日中國的信息傳播，也不再僅靠官控媒體一途，而有了難以封鎖的網際網路平臺。所以，共產黨永遠偉光正的自我標榜，早已變成了"皇帝的新衣"；草民永遠愚昧無知的教主面孔，大都變成諷刺性新民謠的素材。當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變成網路民意的"俯臥撐"，當官方版本的殺人犯楊佳變成民間版本的"楊大俠 "，凸顯的是比事件本身更嚴重的官民對立。"以民為敵"的官權思維，必然帶來"官逼民反"的衝突，也必然造就一種普遍的"以官為仇"的民間逆反心理：每當發生官民衝突事件，民間的反應肯定是官逼民反，官府的說辭都不可信。因為，在民眾心中，衙門本身就是邪惡的，撒謊是官府的本能，當官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如果胡溫政權還不放棄獨裁治國，還不開啟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政治改革，那麼就只能是"以民為敵"和"以官為仇"的相互激盪，只能讓民間的怨恨越積越深，官民對抗越來越強，抗爭方式越來越烈，極可能引發出失控的大規模暴亂，使中國再次陷於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2008年10月24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