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關於"土地"的話題中，不重視當前大陸無地的億萬弱勢市民，或者避而不談、未曾察覺，都是沒有全面考究大陸問題的表現，皆屬沒有深刻分析現行制度（包括土地制度）之不公的缺陷思維方式。
當下大陸"土地"問題的基本現狀是：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承包權和某種程度上的處置權（這種處置權的大小、有無，因地區而異）。學者們的論調，主要傾向於"土地私有化"，即，使耕者有其田，使數億農民腳下的土地變成真正屬於自己的可售可留的私產，而中共方面，主要希望藉助所謂的"二次土改" 刺激內需，抵禦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使官僚資本和權貴經濟獲得更大的升值空間和利潤空間，彌補一黨專制的愈來愈嚴重的合法性的不足，並轉移大陸人民要求民主的注意力。
對於中共當下所執行的土地政策和學者們的主要論調，我的看法是：能使"土地私有化"變成現實，固然是好事，不過，我以為，在中共執政期間， "土地私有化"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幻；"土地私有化"是中共決不會觸動的底線之一；明確許諾"土地私有化"，中共將加速走向崩潰。而中共自願進行的以土地為籌碼的這場豪賭，無論結局如何，我以為，今後，在"土地"問題上，至少不會比現在更糟。不過，無論是"土地私有化"的理論探討，還是"二次土改"的實際操作，都和本文主題沒太大關係。
本文的主題是：在事關土地資源分配的問題上，無地的億萬弱勢市民和廣大農民一樣，同樣擁有土地的私有權！而當下，無地的億萬弱勢市民，儘管，連土地使用權都沒有，然而，這並不等於他們沒有土地私有權！他們沒有土地使用權，卻並不等於他們不應該擁有土地！他們連土地使用權都沒有，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是中共專制政權的罪責！如若我們認可了億萬弱勢大陸市民的無地的現狀，就等於是默許了中共專制政權的罪責，就等於是，將中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不公，全部加在了億萬弱勢大陸市民的身上！
正如，農民們長久以來沒有或少有低保、醫保卻不等於他們就該沒有這些權利；一樣的道理，億萬弱勢大陸市民，他們長久沒有土地卻並不等於他們就該沒有土地！
億萬弱勢大陸市民，同樣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同樣為九州疆土貢獻了心血和汗水，農民有權擁有土地，他們同樣有權擁有土地。而換言之，大陸市民所擁有的普遍性公民權利，為這個國家辛勤勞碌的農民們也應擁有！
如果認為我的這種觀點帶有"平均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色彩，那就錯了。首先，我所主張的此觀點，是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之上的；其次，"私有化"的概念應面向全民，在最根本的諸如土地、福利、社會保障等私有利益的分配問題上，舉國公民都應公平享有民主憲法規定的權益。
也就是說，在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後，必須進行面對全體公民的土地資源的重新分配！全體公民，自然包括現在無地的億萬弱勢市民。土地資源的重新分配的重大任務，自然不可能由中共現政權來實施，而應由未來的民主中國政府來施行。可是，目前必須在理論層面擘清這一問題，使國人明白：大陸的所有土地資源，必須在民主中國時代面向全體公民進行重新分配。
許多學者們只看到了，農民苦，農民累。農民辛苦耕耘的土地，竟然還不是他們的。學者們不免為農民叫屈，希望"土地私有化"能實現於農村。這固然不錯，然而，倘只知農民之苦，而不知市民之苦，無疑是狹隘的，片面的。事實上，很多下層市民，他們的生活，尚不及農民！
在《民主的希望在中下層市民中》（刊於"民主中國"）一文中，我以白描筆法，寫了下層市民們的辛酸生活的幾個片段。其中，有的，在菜市場附近撿拾被菜農扔棄於地的爛菜葉，有的，在臭氣熏天的垃圾箱裡翻找能換幾分錢的塑料袋，更有甚者，竟至於被萬惡的專制社會逼迫到春節舉家服毒自殺的地步！以上關於下層市民悲慘生活之事件，或為我親睹，或發生在我身邊，每每思及，令我心酸欲淚。當然，這並非弱勢市民生活之全部，但由此一斑，亦足見下層市民不幸生活之概貌。
我可以說，以上諸如撿拾爛菜葉等極其窮窘無奈之舉，皆為任何一有地的農民所不屑。而且，城裡的低收入群體，他們要承受著天文數字的房價和食品支出等費用。而農民，至少可不必為賴以果腹的食物作太大的花銷，在農村建房的費用又遠低於在城市購房的代價。單單是房價、食品支出這兩項，就足以使多少市民的生活水平跌到連農民的生活都不如的境地！
這些，請問那些情繫於農民的學者們，你們考慮過嗎？當你們一心為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吶喊時，你們可曾考慮過那些從牙縫裡省錢的中下層市民的辛酸？正是中共實行的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和其他掠奪方式，將許多市民置於無地無權、衣食堪憂的可悲境地。
我這麼一說，會有學者輕率地告訴我，市民們有低保等。請這些粗心的學者們調查一下，現在，既無工作又無土地的市民們的低保是多少，一二百元能幹什麼，水電費（縱然是不合理的）總是要交的，饅頭（縱然是加了石粉和增白劑的）總是要買的，這兩項開支足以將他們的那點救濟金吞噬。如果可以交換身份的話，所有的不得不靠低保維持生活的市民們，很願去當農民！只是恐怕，沒有哪個農民願做這樣的市民！
更何況，在專制的貪腐統治、掠奪統治之下，社會保障力量衰如殘燭，有很多市民連那點低保都領不到或領不全！如，2006年10月，上海福禧投資公司董事張榮坤旗下的公司涉嫌挪用上海社會保障基金，而張榮坤被逮捕；2007年9月，上海社保基金案主角之一，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祝均一涉嫌受賄、挪用公款和濫用職權三項罪名一審裁定有罪，判有期徒刑18年，祝均一被認定挪用社保基金公款10億元人民幣，據中國《財經》雜誌網路版和香港《文匯報》報導，法院認定祝均一受賄160萬元人民幣和挪用公款10億元，以及濫用職權導致上海社保資金蒙受重大損失。應當承認，相對於大陸其它地方而言，上海的法治狀況總體還是稍好的，而法治狀況稍好些的上海，社保狀況尚且潰糜至此，其它地方的社保狀況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挪用社保基金公款10億元 "，10億元，對於很多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市民們而言，是個什麼概念！中共的貪官們只要動一動歪念，千萬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貧窮市民們的救命錢就被捲入私囊了！
對中共統治下的"社保""低保"等尚存希望的學者們，你們就指望著這樣一個腐敗、低能、貪暴到無可救藥之地步的執政黨來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你們就那麼肯定，大陸的中下層市民能在這樣的執政黨的統治下享受到應有的低保、醫保？簡直是開玩笑，痴人說夢！
情繫於農民的學者，大概仍會反對我，說，在中共統治下，長久造成了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城裡人長久享有農民們所不能享有的種種權益，在民主中國時代，應該使農民們的"土地私有"的夢想變成現實，如若進行土地資源的再分配，則相當於對農民的變相掠奪。
如果因為中共的強制劃分城鄉的獨裁邏輯而導致農民的利益流向市民，那麼，未來的民主中國的土地政策，或可向數億農民作以適當傾斜，以適度彌補利益曾經受損的一方。但，事實並非如此。億萬弱勢大陸市民和數億農民一樣，都是專制統治下的受害群體，被中共強掠而去的本屬於農民的利益，幾乎全進入了中共高官權貴們的私囊中。不僅如此，億萬大陸弱勢市民在購房、醫療、教育等方面，遭受著專制統治階層及其裙帶利益集團的敲骨吸髓般的殘酷剝削。
在毛時代，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如戶籍制等）的確造成了對農民的侵害和掠奪。可是，進入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在逐漸瓦解，胡溫當政，又廢除了以往針對農民的一系列苛政，使農民的經濟狀況大為好轉，這時，對比起來，反使億萬無地的弱勢市民現出窘境。
還有，中共長期以來所掠奪的農民的勞動成果，並沒有轉給億萬無地的弱勢市民，而是出口換取了外匯，在豢養龐大的官僚隊伍和近千萬軍警政法人員、高科技（主要是軍事科技）、好大喜功的浩繁工程、奧運會等方面大肆揮霍，另外，還有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被貪污、被轉移到海外。總之，中共的對農民的掠奪並沒有使億萬無地的弱勢市民受益；億萬無地的弱勢市民和農民一樣處境悲涼。
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確在逐年擴大。可是，我想提醒個別學者專家，請你們不要將"城鄉居民的收入"看的如此籠統，"城市居民"整體收入的增加，幾乎不等於億萬無地的弱勢市民的收入增加。請你們牢記貧福分化日益擴大的事實："城市居民"整體收入的暴增，仔細算來，主要包括官僚權貴的收入及其所貪之財的暴增、吃財政撥款的龐大的公務員群體的收入暴增、官僚權貴的關聯者和沾親帶故者的收入暴增、高學歷者的收入增加等。一句話，城市整體性的收入增加並不能代表億萬弱勢市民的收入增加！
江、朱時代，專制政府將千萬國企工人推出工作崗位。當時的專制政府，還恬不知恥的收買劉歡這個御用吹鼓手炮製《從頭再來》，繼續愚弄下崗工人。千萬下崗工人在短時期內淪至城市底層，使得下層市民中出現的社會問題遽增飆升。也就是在專制政府製造了大量下崗工人的時期，大陸娼妓之數目猛增。 1999年，我在一家地方晚報上讀到這樣一則報導：一個28歲的下崗女工為生活所迫，在髮廊賣淫，被警察抓住。警察將她拘留數日，迫她交出5000元的所謂罰款，而後，將她放走。她被警察關押期間，警察問她："為什麼幹這個？"她回答："我要是能像農民那樣，有塊地種著，也決不會做這一行。"
一塊有民主法律保障的私有土地，是一個公民能夠安身立命的根本。然而，如果片面的認為，只有現在的農民才配得上"土地私有"，那就大錯特錯了！城鎮居民沒有自己的土地，無論專制的現在，還是民主的未來，都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專制的遺禍，在民主中國時代，不能再背上專制時代的罪錯，而應糾正專制時代的一切罪錯。該為全局性罪錯買單的，不是弱勢百姓，而是政府（無論是專制政府，還是民主政府）。當然，指望中共專制政府來為其錯謬的土地政策買單，是絕不可能的。
就如現行的計畫生育政策一樣，如果計生政策能夠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上施行的話，其施行固也有合理的一面。然而，正是毛時代的專制政府的鼓勵生育的政策，才造成了空前嚴峻的人口問題！而到頭來，專制政府又返過頭來，對百姓實行計畫生育！專制政府一手造成的所有罪錯，最後都是逼壓著人民去買單！
專制獨裁猛如虎，興亡皆是百姓苦。在城鄉二元化的半個多世紀裡，城鎮的中下層市民，並未因"城裡人"的身份而得到多少好處，而到頭來，很多市民因沒有土地，淪落到連農民的一般生活都不及的悲苦境地。對於億萬下層市民們的艱辛，專制政府才不會理睬。所以，關於改變土地資源分配極端不公的這一現狀的希望，也只能寄於未來的民主中國。很多有民主思想的學者，只是將"土地私有化"的概念掛在農民身上，這分明是一種缺乏全局考慮的片面之見。有朝一日，所有的農民擁有了和市民同等的低保、醫保等種種福利，所有的市民也應擁有和農民同等的土地權。這樣，才算是真正接近了社會公正的要求。否則，必會造成新的不公！
其實，已有清醒的學者看到了"土地資源在民主中國時代重新分配"這一至關要害問題。如，"看中國"的專欄作家劉蔚先生，自由聖火的作者烈雷先生等。烈雷先生在其文章《論當代地主階級的"偉大復興"》（"自由聖火"首發）裡寫道："將來的民主中國，人人都能分到一份屬於自己的地產。"而劉蔚先生在其系列作品《喚醒國人》裡，詳盡的列出了民主中國時代的面向全體公民的資源分配計畫。摘錄如下：
"自然資源一人一份。樓房地也是土地。每位年滿18歲的人不花一分錢，在政府抽籤領取老天給他的一份住房地、商用地、和耕地三種地，總面積在1,000平方米以上，死後不遺傳，由政府讓後來滿18歲的人抽籤領取。民選政府每年將當年開發的石油、森林、金、銀、銅、鐵等自然資源的產值，扣除人員，設備費用，開13億張支票平分給13億人。"
對於劉蔚先生的觀點，我是完全贊同的。在民主中國時代，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制度的革新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對中共時代遺留下來的所有的資源、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都要予以徹底解決。而決不能繼承中共的罪錯，不能繼續打中共留下來的爛牌，而應重新洗牌，將每個國民本應有的一切基本權益都予以返還。這最後一段文字，算是在本文主題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展。
張世航，作於2008年10月中旬。欲交流寫作經驗的朋友，可聯繫本人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人QQ：5048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