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重慶市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長、原市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斌受賄170餘萬元案公開宣判。被告人王斌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至此，重慶地產窩案已有6人宣判。此前，已有原重慶市渝中區副區長王政、渝中區委副書記鄭維、沙坪壩區副區長陳明、重慶僑聯主席羅靜虹(王政之妻)獲刑，而原重慶市規劃局局長蔣勇、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唐文峰也先後"落馬"，等待宣判。一年時間裏，9名廳局級幹部的人生起伏，讓重慶官場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網路上，有人將形象地將該起窩案取名為"風起雲湧"，暗指(唐雲)峰、(梁曉)琦、(黃)雲、(蔣)勇，這起"風起雲湧"的窩案刺開了規劃制度的傷疤。
又一名"袍哥"官員的倒下
黃雲42歲就開始擔任重慶主城區級政府一把手，他曾留學國外，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碩士學位。去年3月，這名瘦削的官員在參與處理"史上最牛釘子戶"時的表現，曾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院審理查明，從1997年到2008年，黃雲在擔任沙坪壩區政府黨組成員、區長助理、區長、重慶大學城城區建設委員會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10多名地產商和政府公務人員謀求經濟利益或協調親屬工作調動，收受賄賂合計232萬元。
他被控12項受賄事實，涉及控規調整、征地拆遷、土地補償等。典型情節有，2005年，在黃雲任職沙坪壩區區長期間，在一改造項目的建築紅線與三峽廣場的退距上，為一房地產開發企業謀取私利，將本應退讓3米的公用地，劃為建築商的建設用地，並從中獲得1萬元美金的賄賂回報；另外，黃雲還將城建資金私自撥付給一開發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本應用於公益設施的資金就此被開發商最終納為己有。黃雲為開發商謀取巨額利潤，換來了多次賄賂。
此前已被判刑的陳明、王政、鄭維等人和黃雲都曾在沙坪壩區工作，四人關係極為密切，彼此稱兄道弟，儼然"袍哥"("袍哥"系清末四川由《詩經》"與子同袍"而引申出的民間幫會組織，意為同一袍色之兄弟--記者注)，曾在同一時期，甚至在同一項目、同一地產商處收受賄款。
"袍哥"官員層層勾連，相互關係交錯聯結，相互打招呼，共同權力尋租，形成本次"窩案"。一個典型情節勾勒出"窩案"的基本路徑:某地產公司為在征地規劃調整、征地拆遷、回購土地補償等項目上獲得優惠，找到黃雲幫忙，黃則找到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原副局長梁曉琦幫忙，彼此勾結成一個利益鏈條。
受審的黃雲在宣判後聲稱，將考慮一下再決定是否上訴。
容積率揭開規劃黑幕的冰山一角
本次窩案揭開的規劃黑幕中，"容積率"是一個關鍵詞。
容積率是城市規劃中的重要概念，指建築區劃內總建築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值，對於購房者而言，容積率越低，意味著人均更大的環境和活動空間，居住質量更好、更舒適，但對房地產開發商而言，則意味著可供銷售的面積相對更少，同一面積土地上的利潤更小。
每提高一點容積率，都將使開發商獲得巨額利潤。一個佔地1萬平方米的小區，如果容積率為3.5，意味著可建3.5萬平方米商品房，如果把容積率提高到4.5，開發商沒有增加任何土地投入，卻多出了1萬平方米可銷售的商品房，"溢"出的利潤將以千萬元計。
使出渾身解數籠絡官員，以提高"容積率"，是不少開發商發財的重要途徑。在本次"窩案"中，相關官員正是利用手中的職權，為開發商調高"容積率"牟取暴利。
2003年7月，一名開發商找到本窩案的重要角色王政，希望提高樓盤容積率。王在開發商遞交的申請提高容積率的報告上簽署"請給予大力支持"的意見。雖然按照相關規定，該公司開發的項目容積率不能超過5，但最終規劃部門還是將該公司項目的容積率調整到不大於7。王政因此收受賄賂100餘萬元。
梁曉琦接受重慶某地產商的請託，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上調該地產商開發的樓盤容積率，共分8次"進賬"225萬元人民幣，美元6萬元。
權力未得到有效監督是根源
容積率一般由規劃設計專家製作，規劃局審批。在特殊情況下，因城市變化太快，最初的規劃可能不盡合理，或是對開發經濟的可行性，原來沒有考慮，這樣，就會發生容積率的調整。
要改變容積率，規劃部門的作用舉足輕重，因為該系統在容積率調整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部門的權力核心層往往能隨意改變規劃用地的性質、功能，擅自提升建築容積率、擴大建築密度。
容積率只是規劃系統眾多亂象的一個切片--在重慶民間，有"規劃規劃，龜兒子亂劃；有油水的就劃，沒油水的就不劃"的順口溜。
商品房下的土地，就這樣成為權錢交易的沃土。本次窩案中，從指標設定到修改，主要是規劃系統的內部運作，運行過程並不公開、透明，社會缺乏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這是權力被濫用的重要根源。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房地產人士在法庭外告訴記者，房地產從土地出讓到規劃調整，有很多"貓兒膩"。比如土地出讓，規定必須掛牌交易，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再比如，在拆遷協議、交納保證金等方面故意設置門檻。
即使不玩這些"技術含量低的手段"，與官員達成默契的開發商也可通過無限提價來贏得競爭，隨後，官員會找到種種理由退稅給該企業。
"在調整規劃方面，更加容易操作，只要搞定了主要領導即可。對開發商來說，成與敗，就是主要領導一句話。"他說，其實，有很多法規對這種現象給予規範，但這些制度並未得到嚴格執行，其中的一個癥結在於，調整規劃主要由規劃部門說了算，封閉運行，缺乏公示、聽證等程序，手握實權的部門負責人就有了權力尋租的空間。"重慶窩案再一次說明，權力必須在陽光下運行。"
